万有幸到世界各处走走住住的幸运儿，还有谁拿得出不说汉唐、哪怕明代中国人面
对“蛮夷”时那样的尊严、那样的气概？
在未来的世纪里，中国的这两大势力——它们目前还对平民百姓的生存祸福起
着主导作用——到底能不能看清世界走向的大势态，甩脱沉重历史包袱，不再以政
治孝子自居，岌岌于“继承毛主席或蒋总统的遗志”之类，开拓出一个具有新思路、
新视野、新做派的新局面，似乎并不仅仅是汪先生、辜先生，或者江先生、李先生
的事。
明了“国共”究竟怎么回事，明了他们长达四分之三世纪争斗的原委，明了这
争斗里面，哪些是合理成分、哪些是无谓的可避免与可调和的纠纷；以及，在哪些
关键时刻，由于什么样的失误，使中国人丧失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又在哪些历史关
头，发生了什么样的力量上、甚至情绪上的失衡，使得本来令人鼓舞的局面，竟急
转直下又落到令国人百姓胆战心惊、万念俱灰的境地……。
国共纷争的故事已经过了好几十年，但似乎是，又要在明天重新搬演。翻翻昨
日发黄的案卷，听听当年密藏着不可对外人言的故事，在日后两党会谈的或喜眉笑
眼地握手、或立目横眉对骂里，早已将政客们的行止了然于胸听众朋友会说，瞧瞧，
这不是和哪年哪年的哪人哪事一模一样么？□
01毛泽东的自由观
据报载，毛泽东和那站在坦克面前的青年，被美国〈新闻周刊〉列为本世纪具
有最大影响的两名中国人。这实在非常有趣。因为，如果不问所谓“丰功伟绩”，
只就内心所崇奉的政治与人生理念，比如自由、平等、人权等等而言，这两位所代
表的，恰成两端——以强权剥夺个体的尊严和自由；或者，为保有内心的尊严与自
由，不惜以性命相搏。毛泽东对中国的大影响，我想，即使被害得家破人亡的中国
人会承认——当然不会是“大救星”、“缔造者”等等。那么，他究竟是一个什么
样的人呢？某些至关重要的内心理念，一旦掌了权，会不会在具体决策上发生不可
估量的作用呢——比方说，毛泽东到底是怎么看待自由？非常幸运的是，他年轻时
和一个一起玩的朋友的一番对话留了下来。1921年的中国，“共产主义”并不如后
来那样，成了写进法令章程、并不时挂在穿着蓝制服的亿万中国人嘴边的八股。那
时候，“共产主义”还是一种纸面上的美丽述说。当时；毛泽东有一个好朋友，即
与他联手创办“新民学会”的萧瑜。毛劝他加入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并通过革命
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萧瑜当时对俄国的革命已略有所知，二人之间于是有了一场
争辩——
萧认为，革命如一辆两个轮子的车子，如果失落了一支轮子，车子就会倒下并
且寸步难移。这两个轮子就是自由与共产主义。萧瑜说他“反对资本主义，并且完
全同意共产主义的原则；但如果人民受俄式共产主义的统治，这辆车就失去自由之
轮”；当时尚不满三十岁的毛认为靠“提倡自由而达成理想”无非痴人说梦，他说，
即使只有一只轮子，只要有足够的力，照样能使革命的车子向前：“这种维持一个
轮子的力，正是政治斗争中不可或缺的要素。如果成功地保持这种力量，这就意味
政治是良好的。一言以蔽之，政治实力就是不断地保持这种力量。”萧不同意这种
说法，认为最应珍惜的，是“经过几百年的斗争流血，中国人所获得的一定程度的
自由”。他认为“如此辛勤得来的宝贝东西，必须加以悉心守卫。”毛反驳他说，
“实行共产主义，并不是说人民就没有自由啦。”但萧当时好象就预见到了1949年
之后的“毛泽东时代”，他说：“自由有好多种。人类所向往的自由与猪所享受的
自由全然不同。猪也有自由，只限于猪栏之内，直到被宰杀。共产主义国家所给予
人民的自由，只是猪的自由。”毛当即举出“法”这一利器。他争辩说：“群众必
须受法律控制，每一个人必须服从国家利益。在必要的情况下，他必须自我牺牲以
成全国家利益。”我们可以看到，就在他不过是一名有志的青年的时候，“法”在
他的心目中，并不是为保障自由而共同制定的相互制约，已经定型为“上而治人者”
的“笼头与鞭子”。萧瑜反对他的这一见解，虽然他那时不可能预见到“解放战争”
、大跃进和抗美援朝，但他根据原理，对没有限制的权力作出了解释：“国家的权
力太大了，就成了神的化身，而每一个人只是苍蝇或蚂蚁。如果国家命令某些人去
杀死国内的另一些人，他们必须照办。如果国家要人民吃少一点，人民就必须吃少
点。如果国家要人民死，就死。与国家相比，个人就根本不成为东西。”毛认为国
家嘛，就不能各行其是。他争辩说，“共产主义国家必须实行一种新民主。”萧当
时不可能想象出这“新民主”就是后来毛所倡导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民主集中
制”，他只好以俄国为例：“以俄国的共产主义来说，与其说是新民主，不如说是
新极权更为恰当！今天俄国共产党的领袖们，比中国历代最暴虐的皇帝还不如。”
毛争辩道：“这不是暴虐不暴虐的问题，而是身为领袖者是否有魄力的问题。”接
着抒发起自己的理想：“如果领袖们没有足够的权力，就不可能推行他们的计划。
领袖的权力越大，就越容易使计划实现。为了改革国家，有一些人必须牺牲。”我
们现在已经知道，他后来确实就是这么作的，不必说政治对手和底层百姓，就连他
的战友们，也一个个给牺牲掉了。萧说：“我不同意牺牲某一部分人以帮助另一部
分人的原则。更不同意牺牲每一个人以使未来的世代获得一种虚无飘渺的远景。”
毛反驳说：“如果我们斤斤计较这些小事情，社会革命的理想一千年也不会实现的！
”萧说：“如果我们能在一千年内进入理想的社会，就应该心满意足了。”具有
雄才大略的毛泽东则说：“我佩服你有等待百年千年的耐心。我十年也等不及。我
希望明天就达到目的。”
三十年之后，他的目的果然达到了。但给中国百姓带来的又是什么呢？
02老渔洋里2号——从根上就不正
论者常把1921年7月，有毛泽东、张国焘、陈公博等12名青年在上海开的那次
“全国一大”作为共产党的初创。似乎是，一批先进的、觉悟了的青年聚到了一起，
定出纲领章程，选出了自己的总书记。
要真是这样倒好了。
中国这株千年老树不是抽不出枝桠，但自由、人权、民主等绚烂之花，起码自
那时以来，不过是从外边摘下，摆在那里或赞叹不已、或评头品足的。1921年的中
共“一大”，应该说，聚到一起的青年，还没有像它已经夺得全国政权、特别是改
革后的今天那样，明着暗着、或多或少出于功利目的。即便如此，早在它“一大”
之时，中共目前最要命的问题，比如政党与国家的关系、执政党与它治下的百姓的
关系等等，已然早早埋下。
七十多岁的中共，刚刚召开了它的十五大。每次会议，包括万分紧急的“八七
会议”，都要履行投票等等程序。但这不过是做给外人和普通党员看的。实际上，
次次代表大会，在正式宣布开会的那一刻，所有棘手问题早已经在下边争论完毕；
种种安排、包括最要命的人事安排，都已经作出；连“即将选出”的人都已经坐在
了主席台适当的地方。比如共产党历史上最著名的“七大”，就把代表招到延安，
“筹备”了好些年头，直到毛泽东认为他有了足够把握绝对控制一切的时候。
那么“一大”是由谁和如何安排的呢？
近年来，学者们一直在探讨，清末民初以来，好好的一场思想启蒙，也就是常
说的“五·四”运动，怎么刚刚开了一个头，教育普及、产业开发都还处于极其艰
难的开创阶段，一个不仅纪律严苛、思想统一，还以阶级斗争为号召的党就建起来
了。这个中国千年宗法社会全套家当的承接者宣称信奉共产主义、以马列为师，算
是站到了当时潮头之上。但组建共产党究竟为什么？若说为了中国最为迫切的均贫
富和现代化，换句话说，为促进社会安定繁荣、培育社会成员的自由精神与独立意
志等等，考察共产党的宗旨和后来的作为，似乎一条条都与这些基本要素背道而驰，
怎么回事呢？
这就不能不使我们再往前从根子上作点探究。
“一大”召开前一年，按照中共史家的说法，已经有若干个“共产主义小组”
分别在北方和南方活动，鼓动者是当时具有相当威望的学者李大钊和陈独秀。一直
处于中央集权与儒家思想双重桎梏下的中国究竟要什么，李陈二位不会一无所知；
那么究竟是什麽因素起了作用，使他们脱出了当时相当活跃的思想学术界，作出成
立中国共产党这一偏狭激烈、却看来“能成大事”的抉择？
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说的一次不大为中共史家所注意的、发生在中共正式成立一
年多以前的上海老渔洋里2号聚会。
“五四”运动之后，遭到逮捕又被保释出狱的陈独秀，于1920年2月间避难上
海，住在老朋友柏文蔚老渔洋里2号的公馆里。常常去那里谈天的，是当时一批思
想先潮人物，包括后来的国民党“元老”邵力子、戴季陶；共产党早期的理论家、
而后脱党又惨遭军阀杀害的李汉俊；正在上海编辑着当时中国最活跃的三大副刊之
一的张东荪；还有后来在“新中国”以茅盾之名而位居文化泰斗之位的沈雁冰、因
为当汉奸而被处决的周佛海、以及遭暗害、遭刨坟、至今仍是谜一样的“大少爷”
沈玄卢等。这一批后来政治道路完全不同的人，之所以聚集到老渔洋里，正如中国
任何时代（当然不包括中共统治）具有使命感的青年知识分子一样，不过在热切地
讨论问题：有争论和分歧，但只限于思想和言论。
就在这时，俄国人维金斯基夫妇到来了。
他是拿了李大钊的介绍信去见陈独秀的，名义是苏联《生活报》记者。他先是
观察大家，而后介入讨论，提出关于整合三大报（《新青年》、《星期评论》、《
时事新报》）等等设想。当时没有人特别注意，只是后来回想起来才弄清楚的是：
这名苏共党员一直在作无形引导，并逐渐把“自己”的意见谈了出来。他认为：中
国现在的新思潮，虽然澎湃，但是第一太复杂，有无政府主义、工团主义、社会民
主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五花八门，没有一个主流，遂使思想界成为混乱局面；
第二，没有组织。作文章、说空话的人多，实际行动却一点都没有。这样是绝不能
推动中国革命的。他的结论是：必须组党，具体说，就是中国共产党。
这想法一出，大家几乎一致赞同。后来的“反共理论家”戴季陶当时很激动，
说干就干，立即帮同起草了《中国共产党党纲》（他的这一态度事后被孙中山骂了
一顿，戴只好表示以后“无论如何一定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