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徽，大家的发言都对现有方案不满。毛泽东当即建议：“国旗定了，国徽可以慢一点决定，原小组继续设计，将来交给政府决定。”
关于国都，建都北平，改名北京，大家一致赞同。
关于纪年，大家都同意公元纪年。但有人说，民间会有其它纪年。毛泽东说：“老百姓乐意采用其它纪年，包括采用天干地支纪年，我们也不能用法律处罚。但是，政府还是要有个决定。”
黄炎培接着发言，表示赞同毛泽东意见。黄炎培还解释：“有些人说，公元纪年以耶稣诞生开始，是基督教国家的年号，据我们调查了解，其实许多非基督教国家也采用公元纪年，现在公元纪年已经成为国际习惯通用的年号。”
这时，毛泽东风趣地说：“就是耶稣也不坏！耶稣和今天某些国家借助推行基督教进行帝国主义侵略，并不一样。”
经过讨论，大家也同意采用公元纪年。
会议在各项问题上都取得一致，最后，毛泽东提议，周恩来指挥，全场高唱《义勇军进行曲》。
国号，也是政协会上热烈争论的问题。
关于新中国的名称，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曾使用“中华民主共和国”；1948年初，又几次在党内文件中使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但是，从8月1日复香港民主人士电至筹备会召开，毛泽东在新政协有关文件中又改称“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
筹备会上，大家认为：“人民”与“民主”同义，“民主”又与“共和”重复。黄炎培、张志让主张“中华人民民主国”，张奚若主张“中华人民共和国”。后来，大家同意后者。
但是，民革陈劭先提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应加括号简称中华民国。这就引起争议。
国号之争，连毛泽东也难以定论。
25日晚，毛泽东、周恩来主持讨论达成一致意见。26日，利用大会休会时间，国旗、国歌、国徽、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在北京饭店进行最后讨论。
与此同时，周恩来在六国饭店举行另外一个特殊的会议……
9月25日深夜，一些政协代表收到周恩来、林伯渠署名的请柬：“九月二十六日上午十一时在东交民巷六国饭店举行午宴，并商谈重要问题，务请出席。”
受邀人诧异着来了，互相观看，几乎都是七十岁以上的老人。有什么事情会专找这些人商议？
周恩来叫人关上餐厅大门，说道：“今天请来赴席的，都是辛亥革命时期的长辈。各位看见《共同纲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有个括号（简称‘中华民国’），对于这个简称，有两种不同意见，有的说好，有的说不必要。政协常委会特叫我来请教老前辈，看看有什么意见，老前辈对‘中华民国’四个字也许有点旧感情。”
黄炎培第一个发言：“老百姓教育落后，感情上习惯用中华民国，一旦改掉，会引起不必要的反感。留个简称，一年后再去掉，并无不可。”
何香凝接着说：‘中华民国是孙中山先生革命的一个成果，是用许多先烈的鲜血换来的。关于改国号问题，我个人认为，如能照旧用它，是好的；如果大家不赞成，我也不再坚持己见。”
下一个发言的周致祥是前清进士，他在辛亥革命后归隐三十八年，从来不写中华民国国号，但目前拥护共产党。周致样明确地说：“我反对仍要称什么中华民国，这是一个对群众毫无好感的名称！我主张就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表示两次革命的性质各不相同。”
司徒美堂跟着发言：“我也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人，我尊敬孙中山先生，但对中华民国四个字，则绝无好感！我的理由是，那是中华官国，与民无涉！”
司徒美堂说一段，司徒丙鹤翻译一段，司徒美堂目光炯炯，逼视全场：“我们试问，毛泽东先生领导的这次革命，是不是跟辛亥革命不同？如果大家认为不同，那么，我们的国号应该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是个庄严的东西，一改就改好，为什么要三年后再改呢？”
老人中气十足，声音响亮：“语云‘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令不行。’你看看，仍然叫中华民国，何以昭告天下百姓？我们好像偷偷摸摸似的，革命胜利了，连国号也不敢改？我反对简称中华民国，坚决主张光明正大地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八十老人言罢，听者无不动容！
马寅初立即表示赞同，还说：“加个简称，简直是不伦不类，不像话！”
张澜、陈叔通都表示同意。
车向忱还说：“关于人民群众一时不能接受，这只是宣传教育问题。慢慢教育，可以使人民认识这次革命政权的性质，万万不可因噎废食！老百姓是否反对用新国号？我看不见得！”
沈钧儒是个法律学家，从法律的观点阐述：“有些群众还在写中华民国，那是他们的一时之便，我们也不必明令禁止。至于堂堂的立国文件里加上简称中华民国的括弧，这的确是法律上的一大漏洞。遍观世界各国国号，只有字母上的缩写，而没有载之文件的其它简称。”
陈嘉庚发言说厦门话，由庄明理翻译，陈嘉庚说：“大家对中华民国决无好感，人们初时不习惯，久了就会成自然。”
先后发言十八人，十六人主张不用这个“中华民国”简称。
国有事，问三老。周恩来最后总结：“我要把大家意见综合起来，送给主席团常委参考，并由主席团常委作出最后决定。”
政协大会最后通过的《共同纲领》中，国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简称。
国旗确定，国号确定，新中国在中国人民与世界人民面前，亮出自己的旗号！
后来，有的史学家说，出于中国统一的考虑，毛泽东对于完全不用“中华民国”，曾经有些后悔……
5．人民政协长期存在
诸多难题顺利解决，共产党的组织能力令人佩服。一些民主党派人士感叹：共产党在中国，真是古今无二！
那么，革命胜利了，新中国建立了，共产党还要不要民主党派？
1949年春天，毛泽东到北平不久，就专程去北京师范大学拜访代校长汤操真、文学院长黎锦熙、地理系主任黄国璋。这些人都是毛泽东在长沙读书时的老师或同学。黎锦熙是九三学社成员，又邀来许德珩等人。故知相遇，交谈甚欢，不觉到了晚饭时分，黎锦熙当然要招待毛泽东。当年，毛泽东还是个穷学生时，没少打扰这个老师。毛泽东则乐于有机会回报，坚持由自己请客。
席间，许德珩说：新政协即将召开，新中国将要诞生，九三学社的历史任务已经完成，正准备宣布解散。
毛泽东却说：九三学社不要解散，应该认真团结科学、文教界知名人士，积极参政，共同建设新中国。
后来，九三学社成为新政协党派单位之一。
执政党鼓励其他党派继续存在，其他党派不作为反对党而是积极参政。这种政治设计，在国际政治中，实属独创！
新政协筹备期间，有些党派打算自行解散。
中国民主革命同盟是在国民党内部反蒋的秘密政治组织，人称“小民革”。“小民革”比大民革成立还早，在抗日战争期间就同共产党密切联系，周恩来赞其为“党外布尔什维克”。后来，“小民革”成员大都参加民革等其他民主党派，主要领导都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他们自以为，作为党派组织，历史使命已经完成。
9月17日，王昆仑、王炳南、许宝驹、阎宝航、金仲华、吴觉农、袁翰青七人，代表该盟在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发表结束声明。
新中国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前行，各民主党派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前途。
共产党提出的新民主主义，一般地说，能够被各党派接受，但是，社会主义，就不是人人都能跟得上。许多民主人士以为，建国之后中共肯定搞社会主义，而已经实现社会主义的苏联就只有共产党一个党，所以，民主党派的寿命不会长。
政协会上，《共同纲领》中的“新民主主义”问题引起代表的关注。
《共同纲领》就是“人民大宪章”，《共同纲领》规定的“主义”，就是新中国的政策总纲啊！
一些民革代表提出：还是应该提孙中山的“三民主义”。
其他党派代表就说：三民主义被国民党蒋介石搞臭了！
那就提“革命三民主义”，或是“新三民主义”？民革代表还是留恋自己的主义。
三民主义、新民主主义都不妥！民盟有人主张：就提“民主主义”！
别人看出：去掉“新”，还不是资产阶级的“旧民主主义”？
《共同纲领》起草小组副组长许德珩认为：新民主主义是一个过渡阶段，将来要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过渡，总纲中应规定这个前途。
众多民主党派人士纷纷响应，都要求在《共同纲领》中写上“社会主义”。
现在，反倒要由信奉社会主义的中共来解释：《共同纲领》为什么不写上社会主义？
《共同纲领》起草小组组长周恩来阐述：中国向更高阶段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发展的前途是肯定的，毫无疑问的。但应该经过解释、宣传特别是实践来证明给全国人民看。只有全国人民在自己的实践中认识到这是惟一的最好的前途，才会真正承认它，并愿意全心全意为它奋斗。所以，现在暂时不写出来，不是否定它，而是更加郑重地对待它。
共产党在《共同纲领》上都不写社会主义，岂能不要民主党派？
参加政治协商的各民主党派，越来越认识到中国的前途走向何方，也越来越感到共产党尊重民主党派的诚意。
大家共同奋斗，利益一致，前途一致，本属好事。可是，有些人却因此觉得无事可作。
致公党一向崇尚功成身退。
民进成立时就规定：国民大会召开即解散。
现在，政协大会胜利召开，一些党派酝酿解散。
周恩来立即警觉，与统战部及时劝阻，九三学社、农工民主党、民主促进会等党派才放弃了结束意图。
周恩来反复强调：新中国成立以后，各民主党派非但不能“无疾而终”，而且还不应消极。
后来，中国人民救国会在政协会后自行宣布结束。毛泽东访苏回来听说这个决定，大不赞成。
一些党派一些人士主张结束组织，另一些人却另有想法。
有人排斥进步分子，主张把民盟搞成单一的资产阶级政党，继续当反对派。有人要求民革登报号召国民党员“归队”，发展成员不问政治面貌。
南京有九个民革市级组织，其中一个由过去为军统工作的土豪领导。农工民主党在南京也有两个市级组织并行，成员复杂。
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提出：凡参加人民政协会议的各民主党派，过去既有合作奋斗的历史，今后在共同纲领的基础上更有合作奋斗的必要，在政治上各民主党派皆不存在存废问题。但各民主党派在社会上应有适当的分工，各民主党派的关系可作适当的调整，各民主党派内部更需要作必要的整顿与提高，以期达到长期合作的目的。
共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