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家后，我做饭、炒菜，秦莱和暗青坐着抽烟，他们或许觉得抽烟是无聊的事，就从我的柜子里翻出一副扑克牌玩“跑得快”。
我叫秦莱择白菜，秦莱说他没有择过，不知道怎么弄。我就叫他洗菜，他说从来没洗过，怕洗不掉菜里的虫。
我心里憋闷，但没办法，只得自己做。我安慰自己：自己做的菜，适合自己口味，或许换他们做，饭煮糊了、盐放多了，味道难吃。我就对暗青和秦莱说：“吃完饭了你们一个收拾桌子，一个负责洗碗，这个该能做吧。”他们没有回答我，沉迷于“跑得快”当中，根本没听我说话。
我正在炒菜，油锅噼里啪啦响着，我听见了电饭锅发出尖叫，就叫秦莱去把电饭锅的插头拔掉。又过了一会儿，菜快要做好了，我突然闻到一股糊味，开始以为是炒锅的原因，后来觉得不对劲，就四处寻找，原来是饭糊了。我一看秦莱和暗青，他们还在玩牌，心里就有点火，但不好发作，就算我说了也等于白说。
第三部分在一条路上的徘徊（2）
刚吃完饭，李晓回来了，暗青和秦莱就拉李晓一起打“斗地主”，我又只好自己收拾餐桌上的“残局”。
我想，照这样下去，我早晚得完蛋，我们都得完蛋。
下午不需要去上班，因为没有什么工作可做。上班时，大多数人的工作都是外出办事，所以，只要你上午签到了，下午随便说个理由，你就可以不去办公室。而我正好没什么事，就准备在家休息。秦莱、暗青和李晓也不想去上班，继续玩着他们的游戏。
一切收拾完毕，我拿了本书看，是石康的《晃晃悠悠》，写“我”和阿莱以及其他女人的爱情经历，写“我”和朋友的生活状态。我看得很仔细。
一天就这样完了，夜幕降临下来，周围逐渐变得安静，安静得让人感觉内心的寥落和空旷，让人感觉光阴的可怕。
暗青、秦莱和李晓还在打牌，我把《晃晃悠悠》看了大半，觉得眼睛有些疼，就把书丢在一边。
我提议说：“暗青、秦莱，想个法子赚点钱，这样下去不是办法。”
没人理我。
我又大叫一声。
还是没人理我。只听到秦莱大叫：“哈哈，我赢了，一对王，打死你两个王八羔子。”
实在没劲。以前经常出去玩，现在呆在家中，的确有点不习惯。家中又有几个人在嘈杂，看书看不进去，我就听音乐。
还是林肯公园，我一直喜欢这个乐队，喜欢那种张扬和含蓄，那种宣泄和爆发———我经常把音乐声音开得很大，和可可扭在一起。在音乐的激烈震荡中，我表现出与平时不一样的疯狂，可可的称赞完全可以证明这点。其实可可不喜欢摇滚，她觉得那是乌烟瘴气，但经过熏陶和感染后，她逐渐喜欢了，可她只听林肯公园，而且只在做那事时听。
已经晚上十点了，秦莱、暗青和李晓还在打“斗地主”，我又看了会儿书，没有兴趣，心里烦躁，就关了音乐，躺在床上发呆。我觉得我和暗青他们有点格格不入。
正好可可打电话来，这是她去福建后第一次打电话给我。可可问我：“近来怎么样？”
我说：“马马虎虎。”
可可问：“想我吗？”
我说：“现在正在想。”
可可：“怎么想的？想哪里了？”
我说：“哪里都想了，包括墙角里你的那一丝头发。”
可可说：“你节约点没，存点钱吧，我也存点，别再晃荡了。”
我说：“嗯，知道了。”
可可顿了顿，然后问我：“有钱吗？”
我说：“没有，要干吗？”
可可沉默了一阵，她说：“我发现我怀了baby了，是你的，该怎么办？”
我一听，心里一激灵，忙从床上爬起来，我问：“真的？”
可可说：“难道是假的啊？”
我沉默了一会儿。
可可说：“我想打掉，但是现在身上的钱不够，你给我寄五百块过来吧。”
我心里寻思：上哪找五百啊。我对可可说：“行，等几天，就给你寄过去。”
可可说：“做掉孩子后，我就会回去，你要接我。”
我还想说什么，但是没有说。我有点无奈地叹了口气，说：“好吧。”
钱对我们来说，实在太重要了。其实很多人都不知道，我的工资已经没有以前那么多了。原因是一场变故，单位经营策略不当，竞争对手抓住我们的弱点，狠狠干了我们一下，导致我们单位的收入急剧下降，而且处处受制于人。
我以前可以拿两千元的工资，现在最多只能拿到一千元。但这世界有了“好事成双”说法，也就存在“坏事成双”的可能———正当我们工资下降的时候，物价却像春天的青草一样疯长———猪肉从六七元一斤涨到了十一元左右一斤，白菜每斤飞速上涨了八毛钱。
刚发的工资没有了，等下一个月发工资还需要二十多天，我不知道这二十多天该怎么过，而且现在可可又急需五百块钱。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钱，钱，钱……啊……”我实在不敢再去想了，我疯狂地大叫起来。
九月十八日，早晨起床到中午这段时间，我们都在焦虑午餐怎么解决，幸好秦莱谈成了一笔小广告，是一个家电维修站做宣传，凭秦莱的三寸不烂之舌，就预先收了客户八十块钱，要不然，这一天还不知道怎么过。
这八十块钱怎么安排呢？秦莱、暗青每人买了一包香烟，共花去二十元，中午去超市买了十斤大米、一斤菜油、一包盐、一包牛奶和五瓶啤酒，还有些杂七杂八东西，共花去三十七元，还剩二十多。晚饭的时候，实在是无聊得心慌，我们就去买了两包“酒鬼花生”和三瓶啤酒，慢慢喝到了晚上十一点。
第三部分在一条路上的徘徊（3）
一天又这样过去了，似乎很快，也似乎很慢。我不知道这样的日子还会持续多少天，不知道它是否就是我们的未来。
我们什么都不敢去想，但又不得不去想。秦莱和暗青似乎承受不了这样的生活，或许是突然觉得家里的好，就各自搬回家去了。
他们比我好，再怎么着也有个避风港。而我，连个避风港都没有———我家在一个小乡镇，我父亲在四十三岁的时候，背了黑锅，从派出所所长的位子上摔了下来，虽然他是三级警司，剿灭过横跨四省作案的流窜盗窃团伙。家里的经济来源突然断了，母亲只能艰难地奔走在仅有的几亩责任田上。家庭拮据，我从小就生活在对别人的羡慕之中，我也在伙伴们骄傲的表情里沉默了十八年。十九岁开始，我想我不应该再罩在对别人的羡慕和自己的自卑之中，我单枪匹马冲进了都市———家庭承重的负担让我只能独立行走。
以前的一系列挫折和失败，让我再也不想回到那个小乡镇，我似乎厌倦了那里的一切，我痛恨那里的贫瘠和落后，我热爱都市里的所有生活———都市是美丽的，充满了诱惑。我对城市很眷恋，我奔走在各个城市之间，我要拥有人人都应该拥有的东西。这些事情，都是我在都市里难以向别人诉说的，这是我心里的隐秘，是我心里的隐痛，我把它们埋藏得很深，以致于秦莱和暗青都丝毫不清楚。
但是，面对纷繁复杂、布满诱惑和陷阱的都市，我一无所有，我无力自拔。
没钱的日子，天空都是灰色的，我感觉有些喘不过气。
我们在祈求着希望，但是没有人去寻找希望，求和找是两回事。有些人得到的机会是求回来的，就像天上真的有神仙一样，他祈求后，机会就真的来了。有些人得到的机会是找回来的，他不甘于等待，他迫不及待地冲出去，然后把机会抓了回来。
在对待赚钱机会的问题上，我、暗青和秦莱都不知道我们到底属于哪种人。暗青可以为了追求爱情而主动寻找，但对于赚钱的事，他似乎没有任何心思，顶多就是在心里祈求机会。
秦莱对于找和求似乎都无所谓，能有则有，没有则罢，就算是单位威胁他，要他尽快交清欠款，他也会无动于衷地说，随便他想干吗。
关于机会，对于我自己来说，我很明白自己的处境，我不只是在祈求，也在寻找。正因为如此，我的确迎来了一线希望。
北京的朋友许轻亮突然打了个电话给我，他的电话让我非常惊喜，让我兴奋了几个晚上。
许轻亮是我以前在北京时的同事，我叫他许哥，陕西人，耿直、憨厚而重情意，虽然已经结婚了，但老婆不常在北京。我在北京时，由于单位人多，互相之间生疏，而我和许哥是一个部门，就经常在一起玩。许哥常叫我去他家玩，做面条来吃，但我吃不惯，他就专程跑去附近的菜市场买土豆来煮给我吃，考虑到我是南方人，他还做了米饭，炒了香喷喷的“鱼香肉丝”。许哥也经常去我住的地方，看电视、看书。许哥比我大六岁，他把我当小弟弟一样，常带我到处去玩，那时我才知道，许哥已经在北京呆了五个年头，开过饭店，跑过业务，做过营销，开过销售公司。
整个北京的冬天和夏天，虽然我是一个人去的，没有老乡，没有朋友，但我却没有感到过深刻的孤独。
许哥在电话里说：“小韩，我现在又做了个销售公司，正在代理金光公司的一些品牌，还有其他的产品。”
我很高兴，感觉机会的来临，就问：“我可以做吗？”
许哥说：“完全可以，我目前有个‘金光墨盒’的产品，可以在你那边做做，利用你的工作关系，开展些业务。”
我心里一阵惊喜，说：“行啊，行啊，我正想做点事呢。”
我紧接着问：“资金的问题呢？我现在比较缺乏资金。”
许哥说：“资金问题好解决，我提供机会，你找人合资就行了。”
我满口答应，我说：“好啊，好啊，那我找人问问，然后答复你。”
许哥在电话中还给我介绍了产品信息，交代了许多需要注意的问题。挂电话时，我向许哥一个劲地说感谢，心里充满感激和欣喜。
第二天上班时，许哥把金光墨盒的详细资料传真过来了。许哥说：“你目前可能还不了解打印机耗材市场的情况，你先去好好调查一下，金光墨盒每个在北京的零售价是三十五元到一百元，利润翻倍，最低的利润也有百分之八十。”许哥还说：“我可以把你们邻近几个市的总代理权给你，随便你怎么做。”
听许哥这样说，我更加充满了信心，感到希望就在眼前，心里感到从来没有过的阳光，说话的底气也十足了。我可以想像到我日后当大老板的样子，开着自己的车，做着自己的生意，钱包里装满了钱，开车四处去旅游，写很多本书来出版。我会做许多我自己想做的事，包括建一个网站，做一本杂志等，这些都是我的最爱。因为有钱，所以我要做我喜欢做的事。
那段时间，我对所有认识的人都说：“我准备做生意，到时候请支持我一下。”有人就抱拳戏称：“哎呀，韩老板，久仰，久仰。”我也傻乎乎地附和着抱拳寒暄。我可以想像得到我作为小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