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8年《我的名字叫红》出版，这本书确定了他在国际文坛上的地位，他由此获得了2003年都柏林文学奖，奖金高达十万欧元，同时还赢得了法国文艺奖和意大利格林扎纳·卡佛文学奖。
2002年发表小说《雪》。这是一部关于土耳其东部城市雪城——卡尔斯市政治生活的小说，广泛展现了土耳其伊斯兰教众、军队、世俗政党之间的紧张关系，表现了库尔德民族主义者与土耳其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剧烈冲突。小说问世后引起很大反响，帕慕克则声称这是他“第一本政治小说，也是最后一本政治书籍”。小说作者通过一位到访的带有西方背景的诗人的眼光，发现作为一个土耳其艺术家会觉得同东西方两种文明都有深刻的联系，对哪一边表示效忠都不可能。这也表现了作者自身的状态。加拿大女作家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评论说：“一如帕慕克的其他小说，《雪》是一个分裂的、满怀希望的、孤独而神秘的土耳其灵魂的一次深度之旅。”它有着“游戏式的闹剧，可怕的悲剧间的界限非常精妙，是一本男性迷宫小说”。
2003年发表《伊斯坦布尔：城市记忆》，作品主要回忆作者自己一家在伊斯坦布尔的生活史，表达了对故乡的无限热爱之情，书中插入了不少帕慕克家庭人员的黑白照片，增强了作品的时间感和沉思情调，带有突出的自传特色。2005年该作获得德国书业和平奖，同时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除此之外，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帕慕克还写了一系列有关人权的文章，一些有关自由和少数种族问题的演讲稿，其中的观点与土耳其主流政治意见不合拍，在某些方面还批评国家政策，这些文章加上一部分日记，于1999年结集为《别样的颜色》出版。
目前，帕慕克的作品已被译成四十多种语言出版。西方批评界把他和普鲁斯特、托马斯·曼、卡尔维诺、博尔赫斯、安伯托·艾柯等大师相提并论。
从思想上看，帕慕克作品主要表现了东西方文明的冲突与交织，从艺术上看，帕慕克是公认的当代土耳其最具后现代主义风格的小说家，同时他又杂糅进许多伊斯兰传统艺术、现实主义的因素，成为独具一格的小说家。这些思想倾向与艺术的特点突出表现在《我的名字叫红》中。
小说以16世纪末奥斯曼帝国为背景，围绕土耳其苏丹宫廷细密画师高雅被杀事件，分五十九个叙述单元，讲述了一个错综复杂的故事，作者把高超的现代、后现代艺术同经典的小说叙事方法结合，营造了一部兼容历史小说、哲理小说、侦探小说、爱情小说、心理小说、迷宫小说等于一体的百科全书式作品。小说每一章更换一个叙述者，都以第一人称自称，每一章的标题含有“我”：1。我是一个死人；2。我的名字叫黑；3。我是一条狗；4。人们将称我为凶手……，这里的叙述者既有活人、死人，也有动物、植物，每一个叙述者都是主人公，又都不是主人公，换言之，叙事群体才是主人公，他们的讲述共同构成完整的故事——1591年，伊斯坦布尔。一位苏丹的细密画师高雅被人谋杀，尸体被抛入深井。画师生前接收了一项苏丹的秘密委托，与其他三位当朝最优秀的细密画师齐聚京城，分工合作，用欧洲的画法——透视法绘制一本旷世之作，颂扬苏丹的生活与帝国。他的死亡显然与这项秘密任务有关。此时书中的一位叙述者“黑”回到了阔别十二年的故乡，他在经受了爱情的波折、东西方不同的绘画艺术为象征的文化洗礼之后，查清了杀人凶手是三位著名画师中艺名叫“橄榄”的，终于获得了多年前相爱的女人谢库瑞的爱情。谢库瑞的小儿子奥尔罕长大后，成了一名作家，把这一凶杀故事和父母的传奇故事写下来，讲给读者听，成了这部小说。
从每个叙述者讲故事的风格看，帕慕克使用了古典的伊斯兰文学技巧，也运用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小说处理细节的方法，还具备现代主义与后现代主义的手法。这使得小说具有了传统讲故事的天然灵韵，又有着后现代小说高奇的技巧，英国《出版人周刊》评论《我的名字叫红》是“以酒馆说书人的遣词用字叙述一则历史悬疑故事……帕慕克拥有迷人的艺术天赋和邪灵般的智慧”。在谈到自己的叙事艺术时，帕慕克认为：“实际上不停地扮演不同的人物以第一人称的方式说话非常有趣。我不断地发掘各种声音，包括：一位16世纪奥斯曼的细密画师的声音，一位苦苦寻找战场上失踪丈夫的两个孩子的母亲的声音，杀人凶手的可怕声音，一个死人在去往天堂的路上发出的声音等等。”这种多声部合唱的复调艺术特征，堪与伍尔芙、福克纳、陀思妥耶夫斯基相媲美。对此叙事风格，迪克·戴维斯在《泰晤士报文学副刊》撰文认为：“《我的名字叫红》就像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们》一般，超越原有的界线，虽然是以古典的伊斯兰文学技巧来说故事，却富含19世纪欧洲小说处理细节的方法。帕慕克的小说技法融合东方的与西方的两种技艺，而且在两者之间游刃有余并具独创性。”
从小说营构的艺术象征看，揭示杀人之谜的过程就是一个大的艺术象征，“橄榄”之所以杀死高雅画师和另一位叫“长者”的画师，表面上表现了东西方绘画艺术的冲突，内里表现的是伊斯兰文化与欧洲文化、东方与西方文化之间的冲突。他所掌握的传统细密画法与文艺复兴的透视画法形成了冲突，这样，如何协调传统与外来因素之间的对抗，如何看待过去与现在的冲突就成为一个异常重要的问题，这恰恰就是不同文化与文明碰撞、相遇、交流所要认真处理的问题。“橄榄”之所以成为凶手，是他的内心受到了强烈的文化冲击的结果，是他不能合理处理两种画风的结果。对此现象，帕慕克认为：“对传统的伊斯兰画师而言，西方肖像画的绘画方式是个极大的挑战，这与他们传统的绘画方式完全不同。基于此，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观看、绘画方式，甚至代表了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通过个人的研究观看，另一个通过神之眼观看世界。后者更像是用精神之眼在解读世界。在我的小说里，这种冲突甚至带来了凶杀。但是读者应该发现，我并不相信存在这样的冲突。在我看来，所有优秀的艺术品都来自不同文化的混合。”
从小说细节描写看，小说本身就以文字绘出了一幅“细密画”。帕慕克从六岁到二十二岁一直学习绘画，对绘画艺术有较深的了解，他构思这部作品时有意引入了细密画的方法：“激发我写作这本书激情的主要是伊斯兰细密画。我把我看过的细密画里不可胜数的细节都放在了小说里。在爱和战争背后潜藏的古典伊斯兰故事是每个人都耳熟能详的，不过在今天西方化的大趋势下，很少有人记得他们了。我的小说是想对这些被遗忘的故事和无数美轮美奂的图画致敬。”正是凭借着深厚的绘画修养，《我的名字是红》具备了细密画的特色。
（杨中举：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邮编：200234）
失落的精神家园
邹咏梅
备受瞩目的2006年度英国曼—布克奖于当地时间2006年10月10日在伦敦揭晓，三十五岁的新锐小说家姬兰·德赛凭借小说《丢失的遗产》折桂，成为获得该奖项的最年轻的女作家，获奖作品是她的第二部小说《丢失的遗产》。曼—布克奖原名布克奖，是英语小说界最重要的奖项之一，已有三十八年的历史，该奖项是为英联邦及爱尔兰的年度最佳小说而设，冠军奖金为五万英镑。
姬兰·德赛1971年9月3日出生于印度，先后在印度、英国、美国接受教育，目前就读于哥伦比亚大学，主修文学创作。她的母亲安妮塔·德赛也是一位著名的作家，其作品自1980年以来曾三次入围布克奖短名单。1998年，姬兰·德赛出版了第一部小说《番石榴园的喧哗》，备受文学界的好评，曾先后被《纽约人》杂志、萨曼·拉什迪主编的五十年印度作品集选登。该书后来获得处女作奖。
2006年8月，姬兰·德赛出版了她的第二部小说《丢失的遗产》，作者巧妙地将印度、纽约两地的生活融合在一起。小说的背景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却反映出当代社会所共同关注的国际问题：全球化、多元文化、经济不平等。《丢失的遗产》是一部辉煌的、趣味性很强的家世小说，被评论界誉为：“最好的、最甜美、最有趣的”小说。2006年度曼—布克奖评审团主席赫米恩·李则认为《丢失的遗产》是一部“气势恢弘的小说，充满人性的智慧、温情的诙谐及高度的政治敏锐性”。1981年布克奖得主、作家萨尔曼·拉什迪认为：“姬兰·德赛是一位了不起的作家，这部小说精彩地印证了她在第一部小说中所崭露出来的才华。”
这部小说描述的是一群普通的小人物的命运。小说中最先出场的是一个十六岁的印
度女孩——萨伊，萨伊十四岁时，父母双亡，此后一直跟祖父生活在一起。祖父杰穆拜出生在印度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早年远渡重洋来到剑桥大学读书。在英国，他因是异族人而受到歧视、疏离。回到印度后，却发现自己已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在后殖民主义的印度，人们已经从长期的压迫中苏醒。以法官为代表的“荒唐的印度人”敏感地觉察到欧洲文明和本地文化的巨大差异。他们崇拜英国，鄙视自己的家人、同胞甚至他们自己。惶惑迷茫的情绪始终伴随着这位生活在印度，接受过英国式教育的法官。一方面出生在其中的印度文化印记在他身上难以抹去；另一方面，先进的欧洲文化又与他的民族文化身份发生冲突进而达到某种程度的新的交融。在他的身上显现出文化混杂性的特征。
萨伊与她的家庭教师——吉安相爱了，这位二十岁的英俊青年是尼泊尔廓尔喀雇佣军的后代。随着尼泊尔民族运动的开展，他最终从这场罗曼史中退出，投身到民族主义运动中。但他的热忱并非单纯出于政治原因，主要是借此机会发泄自己的愤怒与失意。对于后殖民主义的印度，“过去的憎恨一直存在，”德赛写道，“现在悲伤已经消逝了，只剩下愤怒，纯粹的愤怒，正在寻求出口的愤怒。”
小说的另外一条主线围绕杰穆拜厨师的儿子——比朱展开，比朱非法移民来到纽约，不得不躲避当局的追查，不断地变换着薪水微薄的工作。在异乡的土地上，比朱分外孤独，他并没有摆脱贫穷。比朱已经意识到经济全球化给人们的生活带来的变化，在餐馆工作时，他经常听到商人们庆祝在亚洲开辟了新市场、积累了新的财富。而他自己却为了一张绿卡而奋斗，似乎永远无法进入主流社会，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来到了理想的世界，却根本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迁移并没有带来理想的生活，相反他感受到的却是难以自拔的孤独、失落和困惑。怀着思念，比朱回到了故乡卡林朋，却被当地人的愤怒、失意所包围。故乡面临混乱、毁灭，对故乡和安全的向往也变成了一个幻梦。
小说中的这些人物都受到了西方世界的影响，他们有着相同的历史传统、相似的屈辱经历。姬兰·德赛认为造成这一切的原因是对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