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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米尼克·奥利是半个多世纪前法国著名的评论家，也是伽利玛出版社的审读委员会委员和《新法兰西杂志》的主编，但直到几年前人们才知道，20世纪法国最著名的情色小说《Ｏ的故事》竟是她化名所作。安吉·大卫，一个不到三十岁的年轻姑娘，现在就在奥利当年工作过的杂志社当编辑，她被奥利的故事所吸引，利用工作之便，收集了关于奥利的大量资料后写了一部厚达六百多页的传记《多米尼克·奥利》。这是法国历史上关于多米尼克的第一部传记，作者围绕着她的文学活动和社会关系，通过信件、文章、序、评论、译文、选集、回忆录、资料和她的小说，不但揭示了奥利这个２０世纪文学史上最奇特的女人之一的种种秘密，也反映了２０世纪法国文坛的一段历史。正如《世界报》所说，“在这部充满激情的传记中，作者勾勒了多米尼克的一生，法国文坛上那个杰出的女人征服了一切。读这本书，就是潜入２０世纪的法国文学世界。”著名作家索莱尔斯也有同感：“这是一部充满激情的传记，一步步揭开了五十年前法国文学和政治的幕后新闻。”《图书周刊》则认为，“这是一部成功之作。六百多页，写得很流畅，资料充实，多米尼克是一个谜一样的女人，非常神秘。作者以其‘女人的感觉’描述了这个女人神奇的命运。”大卫虽然年轻，而且是第一次写书，但她把握时代和人物的能力让人吃惊，《新观察家》赞扬道：“这不是一本传记，而是一部真正的小说。这本书是一颗钻石，一颗黑钻石。”
他们也没闲着
如果不是利特尔，阿兰·弗莱舍尔获２００６年龚古尔奖应该是胜券在握。在秋季的文学大奖中，他一直紧跟着利特尔进入各项大奖的提名，直至最后与利特尔角逐龚古尔奖。弗莱舍尔研究的是电影，但他写的小说和他的电影研究成果一样多。《穿短裤的情人》可以说是他至今为止写得最好的一本书。这是一部具有自传色彩的小说，写20世纪５０年代十六岁的“我”在伦敦学英语时，被住在同一家膳食公寓的二十岁漂亮女孩巴巴拉所吸引，并第一次偷尝了禁果。这个来自巴黎的“情人”成天穿着短裤，收集歌星的照片，还没有真正长大，不懂得什么是爱情。作者揭示了一个处于青春期的年轻人在两种语言、两种文化和两个年龄段的冲突中所发生的心理和行为变化，并带领读者去东欧寻根，语言幽默，十分有趣。
虽然米勒多次宣布法国当代文学已经死亡，许多人却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认为他是“在世的法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并预测，法兰西学院的下一个院士很可能就是他，但他的作品在文学大奖中屡屡落选，尤其是《丑女人的趣味》的失利引起了众多读者的愤怒。米勒的新作《吞噬》写的是一个让人心痛的爱情故事：孤女埃斯泰尔投奔在外省一个偏僻乡村开客栈的叔叔，当了三十年女佣，受尽剥削，生活中毫无乐趣可言。一个乡村教师的到来改变了她的命运，这个前来寻找清静与孤独的巴黎男人不但给她带来了爱情，也使她摆脱了被奴役的命运。她渴望得到这个男人，这个男人却爱上了别人。米勒的作品和他的为人一样深沉，他常常描写人物内心世界的极端状态，作品中充满了欲望、激情和力量。读他的作品是愉快的，可以说很痛快，这种快感主要来自他独特的语言。他的语言幽默而俏皮，但又浸满了血泪控诉和愤怒。他以前的小说语句很短，现在越写越长，有点像普鲁斯特了，但读起来并不累。
洛朗·莫维尼埃的《在人群中》是一部以情节取胜的小说，获得了Fnac小说奖，这是书商们评出来的奖项，说明了小说的平民化倾向。作品通过一场足球悲剧引发对人际关系和行为准则的思考：安德森和朋友托尼诺去布鲁塞尔看足球大赛，但既没有票，也没有地方住，他们偶然遇到一个叫加布里埃尔的人，此人刚刚晋升，心里高兴，邀请这两个陌生人去酒吧跟他的朋友们一起分享他的喜悦。喝酒时，托尼诺得知加布里埃尔和他的朋友有两张球票，就与安德森偷了球票。第二天，他们与两个意大利人塔纳和弗朗切西科结伴同去球场，加布里埃尔发现球票被偷，也赶到球场，想到座位上捉拿偷票者。就在这时，看台塌了，死了二十四个人，其中包括那两个意大利人。托尼诺和安德森在门口遇到了加布里埃尔，相对无言。经过这场灾难，以后的路将怎么走？
尼古拉·法尔格的《我在你后面》是上半年法国文坛最火的小说之一，写的是一对夫妇互相欺骗的故事：丈夫爱上了一个漂亮的意大利女人，妻子则与一个四肢发达的黑人偷情。浪漫的忏悔，恶意的报复，喜剧的外表掩饰不住内心的伤痛，爱情保鲜是当代社会的一个重要问题，并不是作家的一部作品所能解决的。
就在本文即将截稿之际，传来了本年度最后一个大奖联合奖的评选结果，米歇尔·施奈德也曾与利特尔角逐龚古尔奖，但比弗莱舍尔幸运，毕竟没有空手而归。他写《梦露的最后一幕》是在冒险，这么多人写过的题材他还能翻出什么新花样来？和托比·纳唐的《我的病人弗洛伊德》异曲同工，他也把小说和传记融为一体，这部“虚假的真小说”讲述那位著名女星去世前三十个月与心理分析学家拉尔夫·格里松的神秘关系。作者本人就是一个心理分析学家，对人物的心理把握得很准。他写传记有经验，出版过波德莱尔传和普鲁斯特传。
（胡小跃：深圳海天出版社法语译审邮编：518033）
“我为何在６０年后打破沉默”
徐莉
近六十年后，君特·格拉斯首度披露自己曾经是纳粹党卫队（WaffenSS）队员的事实。十五岁的格拉斯作为一名希特勒青年团成员曾自愿报名参加潜艇部队，十七岁时从青年义务劳动军被征召入党卫队的第十装甲师“Frundsberg”。在于今年9月出版的回忆录《剥洋葱》中，格拉斯回忆了他在但泽度过的童年，作为一名士兵所经历的战争最后时刻，他至今难忘九死一生后被俘的经历和战后初期的种种动乱。
您的回忆录名为《剥洋葱》，请问，“洋葱”在这里是什么意思？
我必须为这部书找到一种形式，在整个写书过程中，这是最难的一步。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我们的回忆录、“自画像”可以具有欺骗性，而情况往往也的确如此。我们对自己的经历进行粉饰性的戏剧化处理，将之打造成趣闻逸事。我希望读者从形式上就可以直观感受到我所要回忆的一切，包括文学方面的和那些会引起疑问的经历在内。缘此才有了“洋葱”一词。写作好比剥洋葱，我们用一个又一个的句子使事物变得清晰明朗，就好像剥去洋葱外面一层又一层的皮，此时，某些消失在记忆深处的东西会重新变得生动起来。
是什么促使您写这部回忆录的？
我不想说这部书曾经历过一个“难产期”，但我的确需要克服某些东西才能开始进行书写，因为我对自传持有一些关乎原则的异议。很多自传试图用欺骗性的手段让读者相信，某件事是这样而非那样的。就这一点而言，我想做得更公然些，就因为这个我才把形式看得如此重要。
您在书中忆及了您的童年时代，但您没有用您最初的记忆作为该书的开篇，而是选择了您十一二岁那年战争的爆发作为回忆之路的起点。为什么？
那场战争是一个转折点。它的开始宣告了我童年的结束，因为随着战争的开始，我们的家庭第一次受到了外部事物的影响。我在波兰邮局工作的叔叔突然失踪了，他再也没来看过我们，我们也再没机会和他的孩子一起玩耍。之后传来的消息称，他被以军事管制法的名义枪毙了。此后，我母亲那边一直与我们有来往的卡舒布族亲戚突然就不愿再登门拜访了。直到战争快结束前的那几年，我姨婆才又重新露面，给我们带些农产品，再
从我们这里拿走一些煤油。由于物资紧缺，农村买不到煤油。就这样，一家人又重新回到了一起。但是面对当时的情况，我父母一开始抱有一种投机心理。所有这些往事我都想再弄个明白，主要是某些发生在我自己身上的事。是什么阻碍了你、阻碍了那些你曾经也是其中一员的年轻人做出正确的怀疑？你曾经是个清醒的、甚至有点叛逆的孩子，但你没有提出任何疑问，关键性的疑问。我当时的问题就在这里。我不想只是简单地描述自己的过去，然后告诉读者，事实就是如此，我想向他们叙述这一切。因为我要做的事是“叙述”。
您一直在为您的回忆和叙事本性寻找来自外部的刺激。洋葱或来自您所爱的波罗的海沿岸的琥珀给您以启示和收获。难道没有什么家族档案可以激发您的创作灵感吗？
作为一名难童——我快八十了，但一直自称为“难童”——我一无所有。我在书里写了，我的那些在波登湖畔或纽伦堡长大的同事依然保存着毕业证书和所有童年时代有可能留下的东西。而我没有，所有这些东西都遗失了。少数几张我母亲得以保存下来的相片，也不见了。也就是说，我曾身处一种不利的境遇，但事实证明，当我对其进行叙述时，它却成了有利的一面。
在您遗失的童年珍藏中还有您第一部小说的手稿。
对，那是一部历史小说，故事发生在13世纪的空位时期，一个没有皇帝在位的恐怖时期。那时有私设刑庭，斯陶芬王朝逐渐没落，一切都混乱不堪。但我不能对由我自己虚构出来的人物太过仁慈，第一章结束时他们都死了。这样一来就写不下去了。不过从中我学会一点，那就是，今后处理人物时一定要精打细算。图拉·坡克里夫科和奥斯卡·马策拉特在首次亮相后存活下来，从而得以出现在后来的作品中。
您曾多次提到，直到巴尔杜·冯·席腊赫在纽伦堡审判中认罪时，您才确信德国人犯下了种族屠杀的罪行。但是现在，您第一次告诉我们您曾是纳粹党卫队队员这一惊人事实。为什么到现在才说？
这段历史让我感到心情沉重。这些年来我的沉默，也是我写作此书的原因之一。我必须说出来，终究得说出来。当年的情况是这样的：我自愿报名参军，但我报的是潜艇部队，而不是党卫队，这同样也是一种荒诞的举动。但前者已经满额。反之，党卫队在1944—1945年战争结束前的最后几个月内则是来者不拒。他们既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