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也不一定保证能够就在大地上滋长，毋宁说，我们预想着今后也随时可以遭受到摧残，但，能够有一个空隙就抽出一支芽来，这不也就表示我们还永远不放弃争斗，这不也就足以使那些“肃清狂”病者永远失望了么？
我们都是清醒的年轻人，所以我们从来就不以这一点微弱的抗拒为满足，有人说现在是原子能的时代了，掌握了这种能的人一举手就可以毁灭一个国家，绝灭千百万人口，那么你们这一点原始性的抗拒和傻劲，不是太可笑么？我们承认，我们的力量是微小而渺不足道的，可是，微小并不等于无，而这六年来的经历，却也使我们相信，这种微弱的抗拒也正在不断的扩大。我们相信人类永生，我们相信人的智慧也一定会支配原子能而决不会让原子能来毁灭整个人类。去年八月间有人预言今后七十年间广岛土地上将不可能再有一棵青草，不是七十年而是七个月之后，原子弹的废墟上不是又长出草来了么？求生的本能迫使最卑微的生物执拗，这执拗的表现就是争斗，而人类就在这种绝望的争斗中继续了生存。
（原载一九四六年十月《野草》复刊号。）
《劫余随笔》前记
自从以写文章作为我的主要的工作和职业以来，数到今年已经整整二十年了。近十年，写得特别多，抗战的八年中，没有一天停过笔，在《救亡日报》的四年间，除剧本外，平均一天总得写一千五百字以上，就形式说，除诗之外，什么东西都写，但说实话，什么也没有写好。文章写多了，常常自己也觉得腻，但回头看一看，自己觉得可安慰的是一直没有生病，一直没有偷懒，也一直没有沾上洁癖而已。
平生最怕被人称作什么什么家，我只想做一个用笔杆为人群服务的记者。写东西尽可能不署名，必须安上一个名字的时候也常常随意用一个笔名，用久了被人认识，就随意再换一个，好在这年头只有笔名不须要化钱。不署名或者不署真名，倒并不是怕负责或者害怕，老实说过去这二十年可怕的年月中，怕用我这个名字的常常是报纸杂志的编者而不是我自己。由于这种缘故，这二十年中，除出印了若干本翻译和十二三本剧本和小说之外，只印过两本杂文：《此时此地集》和《长途》，那还都出于出版者的怂恿。我相信，印出来的部分，数量上最多不过我所写的五分之一。因为作为一个新闻记者，我写得最多的是政论，杂文，新闻记事，和用“司马牛”这个笔名写的“三言两语”，和“蚯蚓眼”之类作为“补白”用的东西。写这些东西根本就没有保留的意见，所以写下印在报上或杂志上之后，就随着时间的经过而很快地忘掉了。
当然，在这些日常写下来的东西里，也偶有一些在当时或事后还可以使我们的敌人受到一点伤害，因此曾经有两次也曾想把它搜集起来出版的愿望，一次是一九四○年在桂林，《救亡日报》出版部的朋友曾替我排印过两本政论集子：《转形期》和《从春到秋》，但校完打好纸版，却因审查不通过而流产，香港有朋友愿意帮我印行，可是把纸版寄出之后，就莫名其妙地“失踪”，现在，自然连内容是些什么也不很记得起了。另一次是在重庆，也是由于一个出版社的要求，自己编了一本杂文集子，因为我在《一个旅人的独白》里曾经自喻为一个失去了土地的农夫，当时我的报纸已经被封，我没有耕播的地方而又不甘怠惰，于是我想起了一幅北欧画家的油画：一个穷人在都市里的屋顶上浇灌盆花的情景，所以我将它取名为《屋上盆栽集》。不能在大地上耕种而只能在屋顶上栽一两棵草花，这是我在重庆四年间的心境，可是，不愿人世间有一点绿色的文化警察，竟连这一点可怜的“自慰”也不肯容许，最初是不准通过，后来经过出版者的交涉，请客，讲情，发下来的用“红铅笔”砍伐过的本子不仅已被删去了三分之一，而还禁止我用“屋上盆栽”这个名字，看内容，像被重庆耗子啃过的破絮，不论怎样委屈也已经补缀不起来了，我一气，索性不出了。
我回叙这些，只想使不曾到过蒋管区的人们知道，这就是“抗日统一战线”时期我们这批人的遭遇。
一九四五年惨胜后回上海，我又整整不停笔的写了一年，当然依旧一点也不留下些什么。真的一点不留下吗？那也未必。举例说，我在《救亡日报》后身的《建国日报》上写过一个标题《两种》的小方框：其一，“战后的上海人最怕两种人，一种天上飞下来的，一种地下钻出来的”，其二，“上海人要房子只须两种条子，一种是金条，一种是封条”。而这个小方框，很快就传遍了上海，不是到今天也还有人提起它么？只要不单单为了稿费而写， 只要写下来的多多少少能代表一点人民的意见，我相信即使不是长篇大论，即使是两语三言，同样的还是会给反动统治者以一点伤害——最少也会给他们以一点不痛快吧，我凭着这一点自信，就不论到什么地方，不论在什么时候，就要凭着这傻劲一直写，写，还要写下去的。
一九四七年上半年在新加坡，下半年在香港，这一年，写的并不比去年多，但写下来而手边可以搜集得起来的，就是这集子里的几篇而已，承朋友们替我剪辑起来，又幸亏香港还有可以让我印出来的方便，就这样让它印出来了。
人活着就应该劳动，人劳动就不该单为自己。使我觉得惶恐的，只是一直思想搞不通，包袱除不掉，以致尽管想做得多一点，做得好一点，而做出来的却只是如此微弱无力而已。
一九四七年除夕
（原载《劫余随笔》，香港海洋书屋一九四八年三月初版。）
《蜗楼随笔》后记
这里搜集的是一九四八年在香港所写的文章，大半都是应杂志报纸编者的要求而写，这一年可以说是一个最重大的年头，但这一年我主要的时间几乎完全消费于琐碎的“事务工作”。过去若干年来勉强做到每天有一两小时读书和思索的时间，这一年连这习惯也打破了，几次想好好的调整一下自己的生活，让我能切实地读一点书，反省一下过去，缺点和弱点，但这希望都没有实现，生活像“车轮上的洋老鼠”，整天的跑着。结果呢，依旧在原来的位置，表面上的动，成了实质上的停滞。
因此，在这里的几篇文章都是勉强由编者先生们逼出来的，过后看看觉得很没有意思。一则由于答应了给人间书屋一部稿子无法交卷，二则由于洪遒、华嘉二兄已经把这几篇稿子剪辑起来，所以只能让这毫无分量的集子出版了。
一九四九年五月（原载《蜗楼随笔》，一九四九年五月香港人间书屋出版。）
《考验》后记
从一九四四年到一九五三年，我已经整整九年没有写剧本了。尽管这些年来一天也不曾偷闲，一直在各种不同的岗位上工作，可是每次参加戏剧界集会，或者听到戏剧界朋友抱怨没有“新戏”可演的时候，总有一种内疚和自责的心情。不想写么？不，我还常常有创作的冲动；没有时间写么？也不，过去我写的那些剧本，没有一个不是利用业余的时间写下来的。那么，真的如某些先生们所说，我的创造欲求被“理论的刀子”和“棍子”“吓哑”了么？恰恰相反，正因为这九年来自己在思想上有了一些提高，从过去的失败和错误中懂得了一个小资产阶级出身的知识分子必须要首先解决“一个站在什么立场和为什么人写”的问题，才能写出对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事业有益的作品的原故。在一九五三年出版的我的剧作选中，我写过一篇代序，里面说：要使我们的文艺真正能够为工人阶级、为人民群众服务，首先就必须“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把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为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这就是文艺工作者联系实际，深入生活，改造自己的问题。
这几句话是我自己长期摸索之后所得到的体会，这几句话，也说明了我自己对于过去那些作品的看法。
解放之后，我一直在党委和行政机关工作，我有了在实际工作中学习和锻炼的机会，开始明确和逐步解决了多年以来早该解决而迄未解决的问题。总路线学习和工作实践再一次唤起了我创作的冲动，我在一九五三年初夏写下了这个剧本的初稿。翌年三月，学习了“四中全会”文件，进一步明确了这个剧本的主题，作了一次修改，作为一个“未定稿”打印出来，征询了少数同志的意见，这样，再经过一次改作，就由几位同志热心的怂恿，在一九五四年八月号的《人民文学》上发表了。我明知这是一个很不成熟的、或者应该说是有许多缺点的作品，可是我还是鼓起勇气来发表了它。我清醒地认识到，同志们怂恿我发表是为了对一个九年不写剧本的人的鼓励和鞭策；而对我自己来说，则只是想借此来表示我的一个执拗的信念：这就是文艺应该为人民服务，应该适应当前人民生活中的重大事件。我以为，只要在这个问题上能够起一点点——即使是十分微弱的积极作用，那么，尽管不能“达到高度的艺术”，尽管可能被嘲骂为“政治语言”和“公式概念”，也就“非所计”了。
值得感谢的是发表之后我就陆续收到了数以百计的读者来信，有鼓励，有批评，有很详细的分析，也有替我设想得非常周到的建设性的修改意见。我感到幸福，因为，这是我从事写作以来从来不曾得到过的、真正来自群众的激励和批评。根据中国作家协会创作委员会的讨论、上海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出实践和上面所说的读者们的意见，我又对方克和丁纬这两个人物的描写作了若干的修改，但是，限于认识和生活，限于时间和能力，这只是极其浮浅的修补，而不可能作较大和较深的重塑了。
感谢所有关心这个剧本的朋友们的指教和帮助，单行本出版之后，还希望能得到更多、更严正的批评。
一九五五年一月 （原载《考验》，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五年四月出版。）
《杂文与政论》后记
抗日战争时期，我写过五六本杂文集子，在桂林和重庆编集的，几乎全被禁止出版，连原稿也丢失了，在香港出过两本，现在也已经很难看到了。杂文与政论，我的确写了不少，但是自己很不珍惜，上面所说的那些集子，也都是报社和出版社的同志代我编集的，现在，连集子的名字也记不起来了。
解放以来，这一类文章写得少了，但也没有完全搁笔。去冬，北京出版社要我编一个集子，凑集起来，也只是薄薄的一本。我自问并不懒散，也还经常有“不能已于言”的冲动，写得少，朋友们替我解释，说是忙的缘故，其实，这一类文章不是长篇大论，过去也都是在业余时间写的，写少了，不外是旁人不来逼，和自己不通自己的缘故。
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