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使我们的文艺真正能够为工人阶级、为人民群众服务，首先就必须“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这，就是毛泽东同志所说的“把口头上的马克思主义变成为实际生活里的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这就是文艺工作者联系实际，深入生活，改造自己的问题。这条路，是漫漫而修长的，让我们上下求索，继续前进，让我们更好地学习、更好地生活，明确而彻底地解决这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吧。
一九五九年五月（原载《夏衍选集》，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五九年九月出版。）
《夏衍杂文随笔集》后记
开始写文章向报刊去投稿，记得大概是我十六岁那一年。中学生写的“作文”，被录用的机会当然是很少的。有一次一篇短文被上海《时报》的副刊录用了，得到的稿酬是“有正书局书券二角”，就是凭这张券，可以到有正书局去买两毛钱的书。五四运动之后，我参加了《浙江新潮》社，除在这个刊物上写过一些文章之外，还写了一些杂文、随感投到北京的《新青年》、上海《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和《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但是现在能回忆起来的，只有《新青年》作为“读者来信”登出了一篇，好像还在《觉悟》上发表过几篇，可是连题目也记不起了。
一九二○年到日本，先是为了考官费，后来是功课忙，有一段时间没有动笔，后来读了郁达夫、陶晶孙的短篇，忽动写小说之念，一口气写了五篇，陆续寄给上海创造社办的刊物，结果是除出一篇之外，有的批上“不用”两个字，有的连这两个字也没有，一篇篇地退回来了。这件事打消了我写小说的念头。此后十二三年中一直从事翻译，一以练笔，二以糊口。一九三○年加入了“左联”，“左联”机关刊物要我写文章，也只写了一些《欧洲文艺动态》、《高尔基新作简介》之类的东西，在“一。二八”抗战时期写过一两篇类似报告文学的速写。一九三二年到明星影片公司，五十年代出的《中国电影发展史》里说我写过几个电影剧本。其实，这些所谓“剧本”，都是电影公司老板和导演提出一个故事，在编辑会议上讨论，然后写成梗概，再由这部影片的导演和我商量，替他出点点子，增改一些情节，然后由我给他们写出一个类似电影文学剧本的草稿。因此，那些影片里面虽然有我的想法、设计，乃至台词等等在内，但实质上说，这些都不能算是我的“创作”。我专心地写杂文、随笔，是在一九三三年，搞影评运动的时候开始的，但写的数量也不多。
一九三五年，一连串的党组织遭到破坏的事件，迫使我在一家小公寓里隐蔽了半年多。在这一段时间里，我是名副其实地足不出户，也不能和外面通消息，于是，只能看些旧书、笔记……作为消遣，日子久了，忽然又发生了利用这个机会写点东西的念头。我在这个时期内写了两个多幕剧和初步整理了《包身工》的材料。一九三五年到一九三六年，是一个时局变化最激烈的时期，当我重新和文艺界接触的时候，主要的工作已经不是文艺运动，而是救亡运动了。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就用各种化名在许多报刊上写鼓吹团结抗战的文章。这些都只能说是政论，或者时评，数目虽然相当多，但没有一篇是自己觉得满意的。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开始了，我奉命办《救亡日报》，从此当了十二年的新闻记者。这段时期也写过几个剧本，但多半是在办报和统战工作的业余时间搞的“自留地”。在这十二年内，按写的东西的种类来排，最多的是社论、每周时事述评，这一类文章占了我毕生写作的最大部分；其次是偶有所感而写的杂文、散文、随笔；再其次才是话剧（这一段时间没有写过电影剧本）。在桂林办《救亡日报》时期，我每天写一篇一千字左右的社论（除因病有几次由廖沫沙同志代笔外），有时还得写一些新闻报道和补白。最近粗粗估计了一下，在这十二年中，我大概写过六七百万字，就形式说，除诗之外，什么东西都写，但说实话，什么也没有写好。文章写多了，常常自己也觉得腻，但回头看一看，自己觉得可安慰的一是在吃大锅饭和不拿稿费的情况下，一直没有偷懒；二是写下来的东西里也有一些在当时或事 后还可以使敌人受到一点伤害。我平生最怕被人叫作什么什么家，只想做一个诚实的新闻记者，写这些文字根本就没有保留的意思，印在报上或杂志上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也就很快地忘掉了。在抗日战争中和抗战胜利后，几位好心的朋友曾给我编印了五本杂文、随笔集子，这就是：《此时此地集》、《长途》、《边鼓集》、《劫余随笔》、《蜗楼随笔》。解放以后，我担任了行政工作，写作的时间就少了。但每天写一点东西的习惯一旦养成了之后，要戒掉也是很困难的。因此，《新民晚报》在上海复刊的时候，我还应赵超构同志之约，化名给他每天写几百字的短文，大约持续了半年以上。此后，就是写应景文章和在文艺界集会上讲话的文稿。尽管这样，我在这一时期写的杂文也引起过两次不小的波澜。一次是一九五六年写的《废名论存疑》，另一次是一九六二年写的《从点戏谈起》，这些事现在想来都很滑稽。但是，就拿《从点戏谈起》这篇不满一千字的文章来说吧，当时就有人说，这是讽刺某某人，批评某某，或者是某某人授意写的。从这件事看，我以为某些神经衰弱的人拿起镜子来照一照自己，可能都会有一点阿Q的影子吧。
这次应三联书店之约，重新编印了一部我的杂文随笔选。这本书是我所写的杂文随笔之类的文章的选集，包括前面说过的五本小册子和解放后出版的《杂文与政论》的大部分作品。从时间上说，这里收集的是抗战前后直到现在的文章。时过境迁，有些文章已经失去了它的作用，还有不少是过年过节应报刊编者要求而写的应景文章，这些东西都删去了。大凡我自己还有一点印象的文章，都收进去了。这样编集，内容必然很杂，除了战争时期的随笔、杂感之外，数量较多的是我自己写的剧本的序文、后记和有关戏剧运动的文章。由于整个集子大体上是按照几本小册子的出版顺序和文章发表的年代编排的，所以体例上显得不很统一，特另显眼的是《长途》、《走险记》、《广州在轰炸中》这些介于新闻报道和速写之间的文章，很难排在适当的地位。其中也有一些“遵命文学”，《论〈十五贯〉的改编》就是周恩来同志看了《十五贯》之后指定要我在两天之内赶写出来供座谈会讨论的。在这种情况下写的文章，当然在行家看来是浅陋的。
收在这本集子里的文章，除明显的误植和为了欺蒙审查官而有意用的曲笔之外，我都没有改动。时间差不多过了半个世纪，世界起了很大的变化，自己在颠沛中也获得了一些长进，但墨写的字是刀也砍不掉的。我以为还是一仍其旧为好。这样做也另有一层意思，就是留下这些记录，让现在的读者知道抗日战争时期我们这些人在蒋管区的遭遇。从抗战开始，我一天不写东西的日子几乎是没有的，但这里有个很大的例外，那就是从一九六四年到一九七八年五月之间的十五年，我完全搁了笔，理由就不必在这里细说了。由于我年来视力衰退，此书的收集、编排、校勘等工作，得到了范用、魏绍昌、常君实、黄会林等同志的帮助，对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特别要感谢的是我的老战友廖沫沙同志，带病给我写了那篇认真的、但也使我感到惭愧的序言。
一九七九年十二月（原载《夏衍杂文随笔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一九八○年八月出版。）
《夏衍论创作》自序
我不止一次说过和写过，我不是一个作家，更不是一个文艺评论者，在半个世纪的岁月中，我只是一个文艺园地里的杂工，干了一些碎活。我喜欢文艺，读了一些书，但这不是有系统的学习、研究，而只是无计划的“杂览”。从抗日战争前后起，我写了一些不合格的剧本，和相当数量的杂文随笔，现在看来，我写的东西极大部分是为了配合政治，为政治服务的。文艺为政治服务这个口号，经过多年的实践检验，证明它不仅不很完善，而且很明显地带有左倾思潮的烙印，但是我重读这些文章，却并没有后悔的意思，也不想加以修改，因为任何一个人，在一个特定的时代和环境中，不可能不受到历史、社会条件的影响和制约，而当时，正是革命和战争最剧烈的时候。因此，去年出版了两册作品选集和一本杂文随笔集，我都让它留下历史的斑痕，而没有加以装饰和掩盖。
今年，上海文艺出版社要出一套“作家谈创作”丛书，其中有我的一本，这对我说来确实是一个难题。“谈创作”的文章，我写过不少，可是如前所说，我是一个业余文艺工作者，更没有系统地学过文艺理论，我写过的这一类文章，都是我个人习作过程中的一些不成熟的、乃至带有主观性的感想和记录。从三十年代中期至四十年代末，我写得最多、最杂，也可以说，写得比较恣肆。五十年代以后，我担任了行政职务，讲话和做文章就不免要受到所处地位的限制，在左风压人的时候，也难免有违心之论，歌德之词。但是，对于创作的一些论点，例如文艺服务的对象要广，应该包括知识分子、小资产阶级，文艺的题材要宽，作家可以和应该写自己熟悉的东西，文艺（包括创作和评论）的作用是感人而不是训人，文艺工作者要多读书、多联系人民群众、扩大知识面，要重视技巧，反对“直、露、粗、多、假”等等，则是前后一致的。我的这些想法——也可以说是我探索过程中的一些经验，在十年浩劫中都成了我的“滔天罪行”，甚至直到今天，也还有人认为这些都是“资产阶级文艺思想”，我不想理会这些，自反而索，我是九死无悔的，因为我讲的都是真话。
按照茅盾同志的说法，这个集子的文章都已经是“陈年冷饭”，现在再把它集合起来，一方面可以让人们看到我在半个世纪中走过来的足迹，同时，对于开始从事文艺工作的年轻人，也许还有一点参考作用。
这本书是李子云（晓立）同志给我搜集、编辑的，她还给我删节了一些重复的章节，和校订了一些以前版本中的误植，对此，我对她的辛勤劳动表示感谢。
一九八一年六月（原载《夏衍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二年十月出版。）
《蜗楼随笔》自序
一九八○年，应三联书店之约，几位热心朋友替我编印了一本《杂文随笔集》。这本集子，主要选自抗战时期在桂林、重庆和香港出版的《边鼓集》、《劫余随笔》等几本小册子和解放后出版过的《杂文与政论》，这之外也加上了一些以前曾在报刊上发表过的文章。但在当时，由于找不到一九四一和一九四七年在香港出版的报刊，所以这本集子编成之后，廖沫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