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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十二年的历程很不平常，我亲身经历过上海、广州、香港三大城市的沦陷，而且又都是在日军占领之后，在混乱中离开的。抗战八年，在前线，靠的是“小米加步枪”；在大后方，我们靠的也只能是“小米加秃笔”了。天天写，写得又多又杂，主要是政论和杂文——当然，由于三十年代和文艺界有了因缘，所以作为我的“副业”，也写了一些剧本和小说。记得写《记者生涯》是一九八一年应广州《羊城晚报》之约而执笔的，当时用的题目是《白头记者话当年》。也由于此，这一章中我写到的主要是新闻方面的事，连我和文艺界的交往，以及我自己写作的剧本也都一笔带过，没有细说。
由于这一章中叙述的是我的“记者生涯”，所以这十二年中，我和日本人的交往，也几乎没有提到。例如一九三八年春，我曾受郭沫若的委托，派林林到香港去把鹿地亘夫妇接到广州，然后安排他们到汉口去参加第三厅的工作。一九三九年，鹿地亘在桂林组成了“日本人反战同盟”，我还翻译过他写的剧本《三兄弟》，在《救亡日报》连载。我接触过许多被俘的日本兵，其中有勇敢的反战分子，也见到过一个非常顽固的，效忠天皇的一等兵，这个人是鹿儿岛人，他的名字已经记不起了。他每天清晨总要向东遥拜，有一次他还偷了一把菜刀，打算切腹自杀。鹿地亘气得没有办法，要我去和他作了长时间的谈话。一九四五年九月，我乘美军飞机从重庆回上海途经南京。在机场上，再一次看到了日本兵，回忆录中记下了一笔：五时到南京，机场没有被炸，但除了少数穿黑制服的旧警察外，全是缴了械的日本兵。九月的南京，天气很热。他们光着膀子，飞机着陆的时候，还乖乖地推舷梯，给美军的驾驶员提箱子，再没有当年空军那种威势了。
回到上海，我两次到北四川路去探望内山完造。八年不见，这位“邬其山”先生消瘦得多了，但表情上还很镇静，握着我的手好容易才说了一句话：“这八年，够辛苦了吧。”当时，上海的日本居留民还没有集中收容，但是此时此地，在当年日本人称霸的虹口，连中国的小孩子也会向日本人投石子，吐口沫了。当然，这只是孩子们的恶作剧，总的来说，中国人——包括官方，对日俘和日侨还是颇讲恕道的。当时遣返前的日本人在北四川路一带的街道两旁摆满了地摊，出卖他们的家具、衣物、书籍和杂品，他们的处境无疑是惨淡的，但中国人并没有对他们施加侮辱、欺凌或虐待。汤恩伯还办了一份给日俘和日侨看的日文《改选日报》。由于主持这张报纸的编辑中有中共的秘密党员和进步人士，所以，我也替它写过文章，题目记不起了，讲的是我们的一贯主张，就是侵华战争的罪责主要在于日本军国主义者和政治上的当权派，日本人民也是战争的受害者。后来有人说，我的《法西斯细菌》曾译成日文在《改选日报》上连载过，但事隔四十多年，已经无法查对了。
还有一件难忘的事，就是一九三八年在广州，我曾翻译过石川达三氏的《未死的兵》，由南方出版社刊行，鹿地亘写了序言。我在一九四○年在桂林出版的第四版这本书的《后记》中说：翻译这本书是在前年广州大轰炸的时候。这是一本用比较严肃的态度，描写中日战争现实的日本士兵心理的作品，所以在日本和国外都引起了相当的关注。在中国，据说也已经有了三种不同的译本。在广州出版之后，一个月内就销完了初版；再版在十月初出书，印了二千册，由于广州战事紧急，印好了已无法发行。直到十月二十一日广州沦陷，还有两千多册整整齐齐地留在长寿东路的《救亡日报》的宿舍，在当时觉得有点可惜。但是后来想想，日本人进占之后也许会拿去作为“战利品”吧，作为我们留下来的赠品，让他们看看，对于反省这次战争的性质，也许还有点用处。
五十年代中，石川达三氏访问中国，我在一次酒会上遇到他。谈起了这件事，他皱着眉头说：“就是你们翻译了这本书，害我坐了班房。”其实，这是他的误会，因为《未死的兵》在广州出版于一九三八年七月。这时候他已经“预审终结了”，有鹿地亘同年五月间写的序言可证：“作家石川达三最近预审终结，大概已经送进监牢去了。”
香港沦陷之后，一个姓蔡的台湾人偷偷地提醒我，千万别让日本兵知道你能讲日本话，否则会被抓去当翻译的。所以几次日本兵来抄家，连我的手表、自来水笔和穿在身上的西装上衣也被抢走，我一句话也不讲。只是后来坐小船偷渡伶仃洋的时候，被日本海军巡逻舰拦住，为了保护两位同难的女性（一位是王莹，另一位是黎蒙的夫人尹珍），我才硬着头皮讲了几句日本话，总算是侥幸过去了。这件事我在《走险记》中写到过，不再说了。我青年时代在日本呆过七年，三十年代在上海，除了内山兄弟、鹿地亘夫妇之外，还有许多日本朋友，如尾崎秀实，山上正义等等。对这些事，可写的事太多了，甚至可以写成一本书，但是按我的年龄和精力，这当然是不可能了。
中国人常说：往事如烟，往事如梦。烟是容易消散的，而梦，则难免会牵肠挂肚。我的一生中有过好梦，也有过噩梦。即将到来的一九八八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的十周年，让过去的噩梦烟消云散吧。我在这里祈愿： 让世界永远和平，让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地友好。
写于一九八七年冬日（原载日译本《夏衍自传》，日本东方书店一九八八年六月出版。）
《小小十年》
这是一部以革命为穿插的言情小说。
梗概很简单，——就是主人公叶，从小就爱上了他的女同学茵茵，但是他的祖父，却给他订下了一个名义上的“妻”；同时，茵茵也由她的家庭许给了叶的同学泌。叶对于茵的爱着，还是热烈，但是茵，终以“环境太坏”的缘故，拒否了主人公的爱情。主人公因为“没有办法解决‘妻’”，同时觉得“四年的单恋”，也“换不到她（茵茵）的一张小小的照片”，所以，便“愿马革裹尸”，和“革命的敌人在战场上肉搏”，于是他便到广州去“考黄埔”。此后，经过了入伍，出发，战争，革命失败，而仍旧流浪到上海，——这时候，他还是继续地和茵茵通信。他的母亲用假病骗他回去，在路上，他去访问茵茵的故乡，在那里，茵茵方才接受了他的爱情。——但是，回到“家”乡，他的“妻子”已经住在他的家里。经过了不少的周折，他终于挣扎出来，陶醉在茵茵的怀里。但是，茵的“未婚夫”泌，还是坚执地跟在茵的后面，到后来，终于突然的使茵写了一封对他断交的信。于是，主人公完全绝望。发出了“哈哈！爱人！美丽的天使！未婚的爱妻！”——的Hysterical的惨笑，放出了“我疑问，我疑问一切！”的悲声。全书“终结”之后，加上一章“重上征途”，表示出主人公“终结过去”，和“展开未来”的决心。……
和上述的梗概一样，革命的描写，完全淹没在恋爱的大海里面。使我们读完这一部书的，只是对于男女主人公恋爱的关心，而绝对不是主人公对于革命的关系。在这一点，我同意于鲁迅的“小引”：——这是一部“感伤的书”，“个人的书”。
和作者在“后记”上说的一样，这是四十个小篇的集合。形式上，可以说是一种追忆的摘记，——是一种以年代的顺序而写下的笔记。对于这些，我不想参加任何的意见。但是从一个完全的作品上看来，上卷和下卷之间，似乎缺少着一种有机性的统一。上卷的后半，大部分是描写着主人公的革命时代，但是读者的兴味，都已经集中在主人公和Heroine之间的恋爱问题，所以对于这种革命的描写，只感到一种插话的兴味。对于恋爱与革命的关联，——以及和这个问题直接间接地接触着的一联的问题，作者都不曾为着一定的目标，而赋予一种艺术的，具象的解决。——对于这些，作者单单直接地发表了一些说教式的结论。在最后一章，作者也只是漠然的愤恨，漠然的忏悔，他不曾说明这种应该愤恨的社会制度和恋爱问题的关系，——就是：在现在社会秩序之下，和其他一切被夺取了的一样，恋爱也是无××级被掠夺了的东西。更进一步，就是他不曾说明恋爱问题的解决，必然的也是非和社会问题的解决合致不可——的问题。
在内容，我觉得遗憾的，就是主人公和女主人公，都写成一个意志薄弱的人物！主人公到广东去，不是内心有了革命的要求，而只是为着对于婚姻的不能解决，和“四年的单恋，换不到一张小小的照片”。此后，对于“考黄埔”，对于“入伍”，对于“出发”，也不是出于自发的愿望，而由于环境的压迫。他最初想考中大，因为“国民政府收入充裕而免费”，同时“北京著名的教授为了犯着‘三一八’惨案的嫌疑”而跑到了中大。他考黄埔，同样的不是为着想要革命，而是为着“求学”。主人公在革命的怒潮中如何 的不忘“求学”，我们可以在下面这一节里面看得出来。
在南昌总算住得很久很久了，雪也已经下过，英勇的工农大会常常在大校场里开，使我们看见都感到紧张和兴奋。然而我们最关心的，还是自己的升学问题。这问题不晓得为什么竟迁延得如此之久？我们真有些不解了……（页一八八）
在此，我们并不想否定“求学”的重要，但是，和主人公的那种“怕吃苦”的性格对照地观察起来，总觉得这种希望求学的背面，总不免有许多小资产阶级的性格在那里作祟了。至于主人公的“怕吃苦”，那是什么地方都可以看得出来的事情。
我心里以为到黄埔是太苦的事。（页九九）
我最短了，站在最后的一个。……然而又暗想，短也有好处，因为自己太短了连长也许不把吃苦的事情给我做吧。（页一一○）
最初，我度着这样入伍生活时，在肉体上真觉得有些痛苦。这使我回忆起过去生活的安适，也滴过几点不该滴的清泪。尤其是每天黎明，听了“达达……的”起床号时，真是比“死”还要难过几倍。（页一一一）
因为主人公的意志薄弱，和作者不能将事件有机地联系于当时的情势，所以作者虽则也曾描写了些革命的高潮，群众的力量，——但是这些仍旧不能使读者的心灵兴奋，而使他们走上了正确而革命的途程！他们的注意，和主人公因为“领袖”们叛变而流浪到上海一样，也从集团的争斗，转换到主人公个人的恋爱问题。假使，艺术的目的是在唤醒读者的空想将他们的感情在一定的目的之下组织起来，而使他们认识一条正当的出路，那么，这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