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莹夫妇回国是一九五四年底，是被美国移民局驱逐出境的。一九五六年她被分配在当时的北京电影剧本创作所，即后来的北影编辑处作编剧。她们夫妇来看过我，但是来去匆匆，我们深谈不够，我对她的关心也不够，这 真是十分遗憾。
王莹夫妇走上工作岗位没有多久，她的丈夫谢和赓同志，一个一九三三年入党的老党员，就被错划为右派分子，送去北大荒劳改去了。王莹在香山乡下租了几间住房，从城区搬走，再不进城，极少见到。一九六○年文代会期间，周总理在香山邀集电影界举行宴会，发现王莹没有参加，临时派人接她与会。见她意态消沉，坐在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默默地不发一言。当时我对她的情况竟然全不了解，此后，也再难得见到她了。
十年浩劫开始，我立即失去了自由，无暇他顾。待到漫长的九年之后我重新得到了自由，才知道王莹早已于一九七四年死于狱中。她的死讯曾使谢和赓同志神经失常，入安定医院多方治疗才得痊愈。并且还知道，王莹罹罪于我的同一专案，并且有一阵还与我关押于同一监狱，虽然我完全不可能知道，但她是为我吃了苦的。每想到这里，我总是十分难过。
从三十年代开始，王莹就爱好文学，她耽于阅读，好学深思，文思敏慧，行文细腻，叙事委婉多姿。我相信她的小说一定能得到知音者的赏识。
这两部小说共近六十万字，而且还有多种异稿和修改稿。这件事实本身，就表明演员王莹又是一个多么勤奋的作家。这样的同志是不应当忘却，也不能忘却的。
于是便写了这篇类似序言的文字，以作纪念！
一九八○年春写于北京（原载王莹著《两种美国人》、《宝姑》，一九八二年九月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今日谈》代序
从一九三七年抗战到全国解放，我当了十二年的新闻记者，写社论，写时事述评，也写杂文。我还试验过用杂文形式写社论、政论，有时效果也不坏。在解放前当过记者的人似乎都有一种类似的经历，就是这类文章写多了，会“上瘾”，一天不写或有所感而不写出来，就像少做了一件事情。为什么会上瘾？其味就在于有话就讲，有气就出。晚上写，天亮见报，也就是顾虑少，见效快，偶有警句很快就会在社会上传开。回想起来，我写这类文章有两个时期写得最多，也最痛快，一是一九四五年到一九四六年，主题是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打内战，搞“劫收”，用流氓手段反苏反共；另一个时期是一九四八年淮海战役之后，主题是揭露垮台前夕的蒋家王朝的内外矛盾，如美蒋主仆之间的互怨互嘲，小朝廷各派之间的勾心斗角，以及闹伪选，发金元券，“太子打虎”之类。这一段时期的新闻富于喜剧性，所以我就嬉笑怒骂，写得十分欢畅。但是后来想想，问题也还不少，这就是在势如破竹的胜利条件下，偶尔也会不自觉地忘记“有理、有利、有节”中的这个节字，误伤了一些正在转变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在当时，我们要嘲、讽、骂的对象是拿枪的和不拿枪的敌人，基本上是敌我矛盾，所以这些文章现在看看也还觉得可以。可是这之后，情况就不同了，一九四九年春我从香港回到北平、上海，看报就有些不习惯，出报迟，新闻单调，社会短评很少，还有一件使我很感奇怪的是报上看不到一条广告。作为一个读者，我努力适应这种新风，后来渐渐也习惯了。因为不像白区和海外，报纸很少，没有竞争，不适应也别无办法。同时，尽管当时还有抗美援朝的战争，但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政治、经济、文化、风俗习惯等方面的问题，十之八九都已经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对不同的对象，要有不同的态度，不同的感情，乃至不同的文风。但是，对于上了瘾，成了习惯的人，有感而就想动笔这种习惯，也还是很难改过来的。解放后，我也写过一些杂文，这之间就不免引起问题，出过毛病，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五十年代发表在《人民日报》副刊上的《废名论存疑》。为了这件事，我搁笔了一个时期。到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之后，周恩来同志两次召开了文艺界座谈会，提倡破除迷信，解放思想，强调了艺术规律和艺术民主。也正在这个时候，邓拓同志的《燕山夜话》和吴晗、廖沫沙、邓拓同志的《三家村札记》大受读者欢迎。于是，当《人民日报》文艺部当时的负责人陈笑雨同志设想要在副刊上开辟一个杂文专栏的时候，我就“旧病复发”，不仅“欣然同意”参加，而且还推荐了沫沙、唐彛⒚铣韧竞献鳌６旰蟮慕裉欤一骨宄丶堑茫痹ネ疚饰一褂惺裁慈丝梢匝嫉氖焙颍姨玖艘豢谄担骸翱上хゅ蟛辉凇！蔽裁次艺庋吭蚝芏啵紫鹊比皇亲约旱幕澳迅模浯问悄鞘闭谌昝敖螅谛挛沤纾澳恫竟仁蚪铩敝嗟摹凹俅罂铡保ㄕ馐撬樟翱屠锟铡钡姆婧头⒄梗┦⑿校囊战缭虬研醋魈獠目ǖ煤芩篮芩溃耪傥囊毡匦胛鼻暗恼卧硕瘢舛际呛投骼础⑸倨嫱镜囊饧辔シ吹摹Ｒ残碛腥嘶够峒堑茫嶙逾谏虾Ｐ戳艘黄⑽摹睹ā罚褪艿搅伺小６匾脑颍蚴恰度嗣袢毡ā吠靖铱戳擞杀ㄉ绫辔崽致弁ü陌煺飧鲎ɡ傅囊环菔槊娣秸耄淠谌菔牵骸跋Ｍ飧鲎ɡ冈谂浜辖徊焦岢埂倩ㄆ敕拧偌艺秸敕矫妫诒碚孟冉⒖镎北住⒒钤舅枷搿⒃黾又斗矫妫鸶蟮淖饔谩！蔽以蕹烧飧龇秸耄乇鹗嵌浴翱镎北住薄ⅰ霸黾又丁闭饬降悖衔帧”匾！笆北住保傅氖恰暗笔敝住保饕羌俅罂铡⑺掣伺馈⒌嘲斯桑魏我黄恼露嫉么髅贝┭ブ啵涫怠肮乓延兄钡谋祝缃烫踔饕濉⒎饨孕诺鹊龋翟谝膊簧佟Ｖ劣凇爸丁保道鲜祷埃捎谠谝痪盼逅哪晡以谝淮吻嗄曜骷已盎嵘辖擦艘煌ā爸毒褪橇α俊保痪镁驮谝痪盼迤摺⒁痪盼寰帕侥暌辉偈艿脚溃从治茨馨盐摇芭埂薄ⅰ芭薄＜由暇艘痪盼灏恕⒁痪盼寰帕侥旯喂膊绲慕萄担刮腋尤鲜兜接廾廖拗唤鍪巧小⑽拿髦校沂敲裰髦小Ｋ晕也徊焓婪纾蛔粤苛Γ突鞫赜窒胗迷游恼庖晃淦鳎次翱镎北住⒃黾又丁狈矫孀鲆坏愎ぷ鳌＝峁兀械憷硇院统Ｊ兜娜怂膊换崃系剑飧鲎ɡ福ā冻ざ搪肌罚┚钩闪恕胺吹撤瓷缁嶂饕宓暮诘辍保捎谖业耐萍龆戳思钙恼碌娜艘彩艿搅酥炅�
谈到杂文，就不免引起这些回忆。当然，往者已矣，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之后，可以欣然地说，像这样的事，今后不会再出现了。我这样想，我也对人这样说。但是，习惯势力是可怕的，缠过足的人放了脚，走起路来和天足的人总是有差别的。近年来文艺刊物多了，我看到的杂文也还不少，可是恕我再一次直言，近年来的杂文（包括各地报刊上的政论、时评、今日谈等等）的气势和锋芒，似乎（这是我个人的看法）比以前弱一点了。人们不是一直把杂文比做投枪和匕首么？枪和匕首总是有锋芒的；四平八稳，左顾右盼，钝刀割肉，温文尔雅，都不是杂文的本色。党的十二大不是要求我们能在几年内做到经济财政、社会风气、党风的三个根本好转么？对此，杂文是大有用武之地的，林放同志在上海《新民晚报》写的《江东子弟今犹在》，《临表涕泣》，短短的几百字，不是在社会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么？
以上看法，主要是对一般的政论、杂文而说的，其目的是为了消除某些人的“心有余悸”，提倡敢于独立思考，畅所欲言。“今日谈”并不是单纯的杂文专栏，它的作者除了报社的编者之外，还有一大批报社外的干部、专家、学生、工农群众。因此，除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之外，不应该也不可能要求每篇文章都有相同的文风乃至观点。但是，值此振兴中华、厉行改革的时候，对于那些顽固不化，直到今天还想回到“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老路上去的人，用软磨硬顶的办法来抵制体制改革的人，为了保住自己的“铁饭碗”而歧视、欺压、折磨知识分子的人……我认为，受到全国人民爱读的“今日谈”的文章，即使不猛击一掌，大喝一声还是十分必要的。长期的习惯势力，正像积厚了的水垢和铁锈一样，轻轻地揩擦一下是清除不掉的。这是一项艰巨而又细致的工作，我希望有更多立场坚定、态度鲜明、文风犀利的作者来为“今日谈”写稿，我希望“今日谈”在反对党八股、新八股，树立新文风这一工作中作出新的贡献。
一九八一年
《学人谈治学》代序
《浙江日报》为了鼓励青年认真学习，相继开辟了《勤学佳话》和《治学经验一席谈》两个专栏，介绍古人勤学成才的故事，发表了当代国内专家、学者撰写的几十篇治学体会文章，受到了广大读者的欢迎。现在，把这些文章汇编成书，题为《学人谈治学》，无疑是对建设高度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有益贡献。在付印之前，编者要我写篇短文，作为此书代序。我算不上“学人”，也没有系统的治学经验，但一则是“君自故乡来，不忘故乡事”，不好推辞；二则在四五十年的工作、学习过程中，也还有一些自己的切身体会。因此，只能在各位前辈和乡长面前，班门弄斧，讲一点很不成熟的意见。
近年来收到不少青年的来信，也从报刊上看到许多青年作者的文章，使我得到一个带有普遍性的印象，就是他们的基本功较差，知识面较窄，他们有生活、有见解、有勇气，但是语文和知识这两者阻碍了他们走向成功的道路。我同情他们，因为这是极左思潮和十年内乱中，喧嚣一时的“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等等口号所造成的苦果。读了这本书中的每一篇文章，都可以看到每一个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在他们成“家”之前，绝无例外地都在文、史、哲，数、理、化等等方面经过艰苦的努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千里之行，始于足下，要建筑百丈高楼，不先打好地基是不行的。苏步青教授说：“语文是各门学科最基本的工具，文理相通，语文学得好，阅读写作能力就提高了，就有助于学好其他学科，有助于知识的积累和思路的敞开。有的理科大学生数理化还好，但写实验报告文理不通，错别字很多，这样，即使你很有创造性，别人还是看不懂。我劝青年们千万不要忽视语文学习。”这几句话是对理科学生说的，而今天，“忽视语文学习”，竟还是文科学习的通病。
学理科的要打好语文基础，学文科的同样要有一定的数理化知识。在今天这样一个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时代，不管你学哲学也好，学史地也好，学文艺也好，没有一点现代科学的常识（我说的只是常识），在你的专业中就会遇到很大的困难。举一个例，有一点自然科学知识的人，再去学马列主义哲学，对于从量变到质变，对一分为二，对遗传基因，对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等等，就会容易学懂。
在这本书中许多学者都谈到“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