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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湖就是西湖，她不同于桂林，也不同于苏州，西湖有她自己的特色。在西湖边造摩天大楼当然不好，把九溪十八涧的曲曲折折的小径铺上柏油路面也是煞风景的事情。一九八一年我在这儿看见过一片长得很茂盛的水杉，让这种世界上濒于灭绝的活化石在西湖安家，当然也可以增加覆盖面积，但我以为种树也得考虑到本地特色，多种一些香樟、石楠是不是更好一些。扬州有好几株千年银杏，山东蓬莱有一株保护得很好的“唐槐”。于是，我想起了城隍山上似乎也有一些古树，我们有责任保护它们，但这样的事也要请教专家。交给外行人去管，为了爱护它而浇上一桶化肥，那么这些“老寿星”也就会一命呜呼，这样的事我已经听到过不止一次了。桃、荷、桂、梅衬托着西湖的四季，应该多种一些，让它们发挥西湖的特色。童年游孤山，那时的梅花也已经寥寥无几了，宋代诗人王淇说：“只因误识林和靖，惹得诗人说到今。”我看，让诗人们继续说下去，并没有什么不好。去年不是有许多人想把它评为“国花”么，可惜的是孤山的梅，还是太单调了。梅花不仅品种多，而且有早梅、晚梅之别，早梅在冬至前开花，晚梅则可以开到清明前后。假如前山、后山都种上不同品种（雪梅、红梅、绿萼、单瓣的、复瓣的）的早梅和晚梅，那不是有三个月的时间可以在孤山观赏梅花了么？这只是一个例，又如秋天，桂花之外是不是也应该有些红叶？我记得过去里西湖是有枫叶的，枫树槭树之外，浙江特产的乌桕也不坏，茅盾写过一本小说《霜叶 红于二月花》，让春天的游客看到满山的映山红，让秋天的游客闻到桂花香之外还看到红叶，这不是更丰满、更富诗意了么？
色香之外，还有一个声字，不知“柳浪闻莺”还听不听得到莺声？今年四月到苏州，忽然听到杜鹃的啼声，真有一点他乡遇故人之感。近年来用了过多的农药和化肥，据说寒山寺还能听到乌啼，但北京却不仅听不到鹃声，连麻雀也少有了，今年举行过一次“爱鸟周”，我认为让西湖令人赏心悦耳，保护鸟类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
要让衰落了近百年的西湖重新焕发青春，要做的事很多，而且一定要有科学的规划，要依靠风景学家、园林学家、植物和动物学家，单凭好心和积极性是不够的。让西湖更美，更有地方特色，一定要抓紧时间群策群力，听取专家意见，制定一个符合实际的、可行的规划。
一九八四年盛夏
《战地萍踪》代序
今年八月，是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五日日本军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之前，中国人民经历了八年抗战的艰辛岁月。
西方人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都是从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算起的，而我们中国遭到帝国主义的武装侵略，则是早在八年前的一九三一年的九月十八日就开始了。从“九一八”到现在，时间已经经过了半个多世纪。陆诒同志在《战地萍踪》中说：“抗战前夕和抗战八年这个历史阶段，是党和人民事业兴旺发达的时期，有很多历史经验和教训值得总结。”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提示。要总结这一段历史时期的经验教训，单靠“大事记”和教科书是不够的。其一是争取到这一段“兴旺发达时期”的到来，中国共产党人和无数仁人志士付出了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其二是从卢沟桥事变到抗战胜利这八年是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而这种既有团结、又有斗争的“合作”是曲折艰险、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的。因此，要了解和总结“抗战八年”的真实历史，既要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又要有身历其境者的生动、具体的第一手资料。从这个意义出发，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的时候，《战地萍踪》这本书的出版，是值得向史学界、新闻界、文艺界推荐的。
抗日战争时期有三位出色的新闻记者，这就是范长江、孟秋江和陆诒。当时他们都还年轻，有的是勇气和干劲，他们深入烽火连天、硝烟弥漫的前线，从事战地采访；他们跑前线，也跑后方；他们采访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聂荣臻、刘伯承、邓小平，他们也采访过张治中、傅作义、卫立煌、蔡廷锴、吉星文；他们既迅速地报道了战况，也客观地评介了人物。我一直还记得一九三九年在桂林“国际新闻社”的一次集会上，一位青年记者要范长江同志在纪念册上题词，他写了“书生报国，笔耕不已”这八个字，这表达了广大的爱祖国、争民主的新闻记者的心声。遗憾的是范长江、孟秋江两位都在十年浩劫中含恨去世了。陆诒同志“历尽劫波”，还能在暮年“笔耕不已”，写出《战地萍踪》这本书来，把他的报国之心和他亲身经历过来的真实历史告诉青年一代，这就更觉得弥足珍贵了。
抗战八年，我也一直在做新闻工作。陆诒同志在《大公报》、《新华日报》上发表的战地通讯，给了我许多新鲜的信息和启示。自从武汉弃守之后，国民党顽固派接连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于是大后方的一部分文化人就产生了一种“以党划线”的想法，“洪洞县里无好人”，“国民党全是顽固派”。陆诒的战地报道既尖锐地揭露了石友三、韩复榘、孙殿英，同时也恰如其分地表扬了吉星文、张自忠、卫立煌、傅作义。抗日战争是一场伟大的民族民主革命，“爱国之心人皆有之”，在爱国救亡的号召下，不单是国民党的地方部队，即使是中央军嫡系的高级将领，他们的思想行动，也不是永远凝固不变的，傅作义、卫立煌、韩练成，都是明显的例子。据我记忆，最早报道卫立煌谈“打仗一定要靠天时、地利、人和这三个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人和，军队得不到老百姓的支持，仗就打不赢”，就是陆诒的《卫立煌访问记》。记得他还写过一篇《张自忠和伤兵对话》，我曾把这篇文章介绍给《救亡日报》同仁，告诉大家，把国民党都看成顽固派是不对的，他们之中的某些人，也是很会做政治思想工作的。
陆诒同志孜孜不倦地当了几十年的新闻记者，他朴质无华、勤奋勇敢。 在那个时期当战地记者，客观条件的艰难险恶，现在的年轻人是很难想象的。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我从香港脱险归来，他也从新加坡撤退到印度，翻过阿拉甘山，再经峻险的滇缅公路，比我后两个月才到达重庆。我给他看了蔡楚生画的《黄坤逃难图》，他也和我讲了他“手执缅刀”擦过缅北战场，“捡了一条命”回来的惊险故事。这真是杜甫诗中所说的“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的情景。事隔四十多年，一回想还是记忆犹新。
我把《战地萍踪》推荐给广大读者，我相信读这本书，对于认识和总结八年抗战的历史，和提高新闻工作者的素质，都是有好处的。
一九八五年七月一日（原载《战地萍踪》，人民日报出版社一九八五年出版。）
《未晚谈》代序
听说林放同志的第二本杂文集《未晚谈》即将出版，感到非常高兴。
不久前在《长江日报》看到一篇白雉山同志的文章，题目是《迟了，总算来了》，这是作者得知林放同志的“第一本杂文集”出版而引起的“感慨系之”。他从资、从德、从才三方面来看林放的杂文，认为他的杂文集早该出版，而且不该只出一本。他说写杂文常常会触怒某些人，又不可能成为“畅销书”，所以“杂文之欲出版者难矣”。对这种看法我也有同感。跨进八十年代之后，中国文艺复兴，小说、诗歌、电影、报告文学的刊物数以千百计，而迄今还没有一本杂文的定期刊物。小说的印数可以超过六位数字，而杂文集，能印上一万册，也已经不容易了。但我还是认为文艺作品对社会的贡献，是不能以印数的多寡来估计的。回头来看看过去，从二十年代末到三十年代，在那个民族灾难深重的年月，鲁迅的杂文不止一次遭到当局的禁售，还受到御用文人的围攻，但是，不论是在抨击凝固和僵化了的“国民性”，或者是在净化民族的心灵，鲁迅杂文的威力之大，影响之深，贡献之巨，在整个文化领域中都是无与伦比的。
值得我们庆幸的是，尽管道路坎坷，鲁迅杂文的光辉传统，还是由许多勇敢的杂文作者继承下来了，林放同志就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宿将。他写了半个世纪的杂文，他毫不留情地暴露社会上的落后、愚昧、虚伪的世态，他反对“瞒和骗”；他主张“打开天窗说亮话”。他说：“我们如果检点检点每天说出去的话，也会发现确有许多话是白说了。真正‘无隐’的‘直言’实在不多。有时转着弯子的说话，有时说些违心的话……这不是骗人么？”（《世象杂谈》：《关于“说话”》）这是林放杂文的一贯的风格。他正视现实，对社会上的一切反动、落后的现象深恶痛绝；看到这些脓疮毒菌，他就有一种“不能已于言”的激动。这也就是瞿秋白论鲁迅杂文时所说的可贵的“清醒的现实主义”精神。
现在，我们正处身在第二次革命的腾飞时代，社会制度变了，“世象”也在急骤地变化，所以林放同志在《世象杂谈》的前记中说：“这些文章多数是属于社会现象的评论。或是颂扬，或是批评，总之是就事立论，表示个人对于‘世象’的见解。”的确，读近年来林放的杂文，满腔热情地颂扬新人新事的文章是不少的，也可以说这是林放在杂文写作中的一个显著的突破。他颂扬了祖国的新生，他也颂扬了历尽劫波而还是自强不息的年轻一代。他写这种文章完全是出于对祖国、对人民的爱心，因此，他的颂扬文章也没有丝毫从俗媚世的“俗套”。当然，即使在今天，人世间也还没有“净土”，不仅在人们意识、习性中淤积了几千年的“残滓”还有重新泛起的可能，甚至“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遗风”也还没有彻底清扫。林放同志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