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个或者十几个侨胞——有橡胶工人、司机、小学教员以至清洁工人联合“捐献”的五元、十元捐款，和读到他们写的“向香港进步文化界致敬”之类的函件的时候，真的会禁不住掉下眼泪。去年冬，我收到过暨南大学新闻系给我的来信，要我写一点在华南和新加坡从事新闻工作的回忆的时候，我觉得，不论搞新闻史也好，写华侨史也好，这种处于华侨底层的劳动群众的崇高的爱国主义精神，节衣缩食地为革命事业献出几个“斗零”的义举，是永远不该忘记的。直到今天，事隔三十多年，我还能回忆得起，当时他们交出捐款信件，又急于想从我们口中知道一点国内解放战争情况的面影。这些侨胞实在太可爱、太可敬了！
我参加后期《华商报》，是从一九四七年九月到一九四九年四月底这一段时间。当时，党要我做的是统战工作，只是捎带着给《华商报》和《群众》写一点文章。近年来有人写回忆文章，说这段时期我分管文艺工作，并主编《华商报》的副刊，这样说，按实际情况是不完全准确的。当时在香港分管文艺工作的是邵荃麟和冯乃超。《华商报》副刊《热风》主编是华嘉，到一九四七年我从新加坡回到香港，华嘉一定要我替《热风》出主意，写文章，这样我就挤出一部分时间，到编辑部参加一点工作。讲到出主意，记得起来的只有两件事，一件是我曾怂恿郭沫若同志写一篇抗战时期的回忆录，在《热风》上连载，发表后哄动一时，这就是后来整理成书的《洪波曲》；其次是当司马文森的连载小说《阻街的人》登完之后，为连载《虾球传》续篇《白云珠海》，一九四八年二月我写了几句话作为“预告”，并刊登了谷柳给我的一封信，因此很多人认为我是《热风》的主编。谷柳这位有才华的作家在十年内乱中折磨致死，为了怀念他，我把他给我的短简抄录如下：夏先生：送上《白云珠海》稿，请指正。今天的珠江在啜泣，从理念上去解释珠江的苦难是比较不太费力的，但我现在准备做的却是记录她的生活和抒写她的情态，这件事就不容易了。我一定尽力做去。谢谢《热风》给我刊登的机会。
由于我几乎每晚都到编辑部去，经常看到读者来信，加上那个时候正是南京小王朝摇摇欲坠的时候，可笑可怒可骂的事情实在太多了，于是新闻记者的“职业病”复发，在《热风》和后来改名为《茶亭》上写了不少短文和补白。我现在只看到了一部分《热风》和《茶亭》的复印本。其中能够认明是我用笔名写的三五百字的短文和“答读者”之类的东西就很不少。淮海战役前后，不仅大批民主党派人士从重庆、桂林、上海等地集中到香港（他们在香港召开各党派的代表大会，然后陆续去解放区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还有不少爱国反蒋的青年人也被逼到了香港。当时的《华商报》实在已经是够“左”的了，而《热风》和《茶亭》，又必须是一个通俗的、力求为香港当地居民接受的副刊。可是编辑部接到了不少读者来信，有人批评我们“态度不够鲜明”，“多有曲笔”；也有人说我们“文风太俗”，“不像一个革命文化人办的副刊”。对此，我向韬奋学习，也写了一些“读者与编者”之类的补白。举一两个例子：当时胡希明（三流）同志是这个副刊的台柱，他 用“打油诗”、“新乐府”、“心照不宣”的形式写了不少绝妙的文章。可是也有人不以为然，于是我写了一个简复：××先生：你对本刊的爱护，十分感激。本报是人民的报纸，自然各版都是服务于人民的。凡是人民的希望，人民的愤慨，人民的控诉……一定发表，甚至仅仅做到消极的暴露，只要没有毒，不低级，不猥亵，也都欢迎。说到表现形式，小说、短剧、诗歌、报告、杂文、通讯、特写、打油诗、填词、唱本、说书、讲古、漫画、木刻以及不属于上述的“怪乐府”、“歪诗”，也都可以。不过我们有一点希望，就是文字尽量通俗，不拘一格，方言乃至文言，均无不可。
又如不止一次有读者批评我们的副刊上的文章太俗，乃至“俗不可耐”，我也作了“简答”：××先生：雅与俗是相对的说法，本来这中间很难有一定的界限。譬如（一篇文章）
甲看了，觉得太俗，“俗不可耐”，而乙看了觉得也还有趣。编者取稿尽可能以大多数读者的需要和趣味为标准，尽可能不让《茶亭》里有毒害的东西，至于爱吃不爱吃，那只好让广大读者去“自由选择”了。……从前《热风》编者说过：编辑像一个大杂院里的厨房，要开出来的每样菜全院子的人都爱吃，是一件很难的事情。这一点，只有请多原谅，包涵一下了。
上了年纪的人可能还回忆得起，一九四八年八月，国民党政府发布了发行“金圆券”的命令和“收兑民间所有黄金、白银、银币、外汇及外国货币”的条例，还派蒋经国到上海组织以“管制物价，打倒贪污”为口号的“戡乱建国大队”，一方面竭泽而渔，搜刮了总值达两亿美元以上的黄金外汇，同时还演出了一场“查封扬子公司”（宋子文系的财团）和“捉放杜维屏”（杜月笙的儿子）的滑稽戏，引起了蒋管区广大群众的极大愤慨。因此，我们除了在《华商报》、《群众》上发表了大量社论、述评、专论之外，还几乎每天在《茶亭》上写杂文。当时胡希明同志写了一首打油诗，不仅传遍港九，而且很快地传到广州、上海。这首诗的题目是《闻道》，诗云：闻到金圆券，无端要救穷。
依然公仔纸，难换半分铜。
骗子翻新样，湿柴认旧踪。
这真天晓得，垂死摆乌龙。
“斗零”、“公仔”、“湿柴”、“瓜直”、“摆乌龙”等等，都是广东人口头常用语，我们这些外江人在香港办报，为了“入境随俗”，争取更多的读者，是化了不少功夫才学到的。
从这一年八月下旬起，《热风》改名为《茶亭》，我用“亭长”的笔名写了一篇开场白《请大家来歇脚》，因此，在圈内人也认为这以后的《华商报》的副刊由我主编了，其实我依旧是一个随传随到或不传自到的撰稿者，编辑工作先后是由陆浮、吕剑、华嘉等负责。当时写“今日谈”的人不少，廖沫沙、杜埃、秦牧、楼栖、胡希明都经常写稿，用的笔名也随时更换。有人问我：“你用过多少笔名？”我自己也记不清楚，好在我们这些人都没有 “敝帚自珍”的习性，那些“即兴杂文”，也都是在乱哄哄的编辑室或者会客室里写的，有的甚至在从九龙到香港的渡轮上写的，一个笔名可以几个人合用，更谈不上版权和稿费的问题。也幸亏这样，“文化大革命”中的专案组也不能从这些副刊中找到什么“罪行”和“把柄”。顺便提一下，因为在《茶亭》副刊上我用过“亭长”的笔名。而在广东，“王老吉凉茶”是很有名的，因此，我又用“汪老吉”这个笔名，在《群众》上写了不少政论，也有不少读者批评它“太高深”，“内容单调，不够多样，不够活泼”，于是章汉夫就开辟了一个《茶亭杂话》的专栏，要我每期写几篇介乎杂文、政论之间的随笔。我从《群众》三十一期起，用“汪老吉”、“任晦之”两个笔名，每期写两三千字，一直写到一九四八年底，一共大约写了十多万字。我忙于各民主党派的联络工作，这时候《华商报》的《茶亭》主要撰稿人是胡希明同志，他当时还主持办一张《周末报》，但是用“三流”笔名的文章，《茶亭》上几乎每天都有。（我在《群众》上用任晦之、汪老吉笔名写的随笔，后经顾家熙同志整理成书，题为《蜗楼随笔》，由人民日报出版社于一九八二年出版。）
从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开始，留在蒋管区的各民主党派人士就陆续撤退到香港，民盟、民革、民进、民促、九三学社、致公党……都在香港开过代表大会，并在《华商报》上发表了对时局的宣言。这时候东北已经解放，所以我们就租雇外国轮船，来往于东北解放区和香港之间，从解放区把大豆、农副产品运到香港，出售后购买了医药器材、轻工用品（如纸张等）运回东北。同时，民主党派领袖们就搭乘这些持外国旗的货轮赴解放区。据我回忆，从一九四八年秋到一九四九年三月，何香凝、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邓初民以及大批文化、文艺界人士都是经过这一途径，先到大连、烟台，然后转到解放区的。一九四九年一月，北平和平解放后，我们也正是通过这一途径，首先看到了解放区的报纸。于是我们就把解放后北平的政治情况、人民生活等方面的消息改编为“本报北平专稿”，在《华商报》上发表。这时，正是一个“天翻地覆慨而慷”的时刻，不单港澳，连东南亚以至欧美各国的华裔、华侨，都渴望知道新北平和解放区的消息，所以从一九四九年一月起，《华商报》的销路从七八千份激增到一两万份以上。这种“本报北平专稿”或“本报记者北平电”之类的通讯，大部分是我自作主张地编写的。这时章汉夫已调到天津去担任外事工作，方方、林平都已经回到东江，我接替了章汉夫香港工委书记的工作，编委会同人也觉得这样做可以扩大影响。直到三月间我接到范长江从北平来信，说这种搞法是资产阶级的办报方法，我才停止了编写这种“特稿”。
一九四九年四月，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南京解放之后，港英当局对我们的态度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就在十二月，香港警察还搜查了许涤新的住宅）。我们乘胜前进，在四月二十六日中午，以新华社香港分社名义，在香港大酒店二楼举行了盛大的庆祝酒会，在港中外各界名流、工商界巨子以及文化、新闻、艺术界百多人参加了酒会，情绪非常热烈。四月二十七日下午，香港文化、新闻、文艺界人士六百多人又在金陵酒家举行了大规模的集团聚餐，还表演了庆祝胜利的文艺节目。
四月下旬，中央调潘汉年、许涤新和我三人回北平，准备接管上海。我们于四月二十八日离香港，五月六日到塘沽，我在香港的工作改由乔冠华接替。同年十月十四日广州解放，翌日，《华商报》发表社论，宣告完成了历 史使命，与香港同胞告别。这样，后期《华商报》一共发行了三年九个月。
选编后记
李子云 林缦
应姜德明同志之邀，我们为夏公编成了这个集子。姜德明同志主编这套书，旨在收集作家书话。我们编成这样一本序跋集，与丛书题旨似乎“若即若离”，不尽吻合，这是出于夏公的某些特殊情况。
所谓“书话”，自然是以书为题，作者写自身与书的关系，谈自己的阅读经验与体会，对书的爱好，以及收书、藏书的乐趣等等的文章。夏公当然是一位爱书、终生与书打交道，直至九五高龄去世前夕仍手不释卷的人。但是，由于他的特殊经历，他不收藏书。他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生活动荡不安，行踪无定。尽管他兴趣广泛，博览群书（照他自己的说法则是他爱看杂书），但他没有条件藏书，更无闲暇写书话文字。大概是积久成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