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南海恩仇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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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南海恩仇录- 第3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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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九四七年,在战火纷飞的日子里,年届五十的刘少奇第五次结婚。他的第一任妻子为何宝珍;第二任妻子为一名俄国女子;第三任妻子为王前;第四任妻子为中共元老林伯渠之女林舫英:这第五任妻子为天津名门闺秀王光美。
  王光美的年龄比刘少奇小了二十三岁,北平辅仁大学高材生。然而这却是刘少奇生平最感幸福美满的婚姻了。用刘少奇后来的话说,他的五次婚姻都属明媒正娶,办清了手续的。言下之意,毛泽东的五次婚姻都是不清不楚、先宿后娶且末办手续的。
  一九四八年,毛泽东所率领的中央军委与刘少奇所领的「中央工作委员会」在河北省冀中根据地汇合。这样,党、军大权又重归毛泽东一人掌握。刘少奇受命去领导各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反奸助霸,同时负责编辑、审定《毛泽东选集》的文稿。问题就出来了:文稿中的大部分篇章,都不是毛泽东本人所撰写,而是由他人代笔,毛只是做了若干修改而已。特别是最重要的两篇着作:《矛盾论》、《实践论》,完全出自张闻天、胡乔木、陈伯达、康生四人合撰,又以张、胡二人为主,毛泽东只是作了十二处小的修正!白纸黑字,有原手稿为证。但《毛逊中若下收入上述二部「奠基巨著」,何以成其《毛逊?
  刘少奇经过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一个两全之法,在上述两部著作后边加一个批注,说明一下张闻天、胡乔木等同志参加了写作,是党中央集体智能的结晶。
  但此事必需得到毛泽东本人的认可。
  可是刘少奇把此一折衷办法向毛泽东汇报出来时,却立时引得毛氏龙颜不悦:算不算谁的着作,你们看着办吧!但我从来不是在代表我个人干革命!我这个党主席是中央全会选举出来的,是下是?刘少奇在毛泽东面前碰了一鼻子灰。拍马屁拍到马蹄子上了。他不再提出「注释」之事,《毛逊四卷宏文编定出版,奠定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基石。到了一九五六年中共效法苏共「反对个人迷信」时,《毛逊中的重要篇章的署名权再次被提了出来,党中央不得不委托陆定一、康生二人去处理。可是陆、康二人发现《矛盾论》、《实践论》的原手稿已经遗失,剩下的只是毛泽东秘书的手抄件。物证消失,问题也只好不了了之。可见毛泽东心里有鬼,早让手下的人「销赃灭迹」了。
  回到国共内战局势上。出乎毛泽东和中共其它领袖们意外的是,短短两年半时间。通过「辽渖」、「平津」、「淮海」三大战役,中共夺得大陆江山,定都北京,改国号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毛泽东当上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人出任副主席,周氏还兼任政务院总理,实为一名红朝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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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中南海大家长
  刘少奇稳住了党、政第二把手的高位,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他和朱德、陈云、彭德怀等人都随毛泽东住在中南海丰泽园内。周恩来则住在中南海西北角的一栋旧宅——西花厅。丰泽园本是前清王室演耕祈年之所,由十来座宫院式建筑物组成,毛泽东的住所名菊香书屋,自是其中最为宽大舒适的一座。刘少奇一家住在福禄居,朱德一家住在海晏堂,彭德怀一家住在永福堂。正是旧宅名下改,新贵人住来。
  刘少奇的福禄居跟毛泽东的菊香书屋仅一墙之隔,是为紧邻。晚饭之后到中海与南海一带的柳堤上散步,两人都经常相遇。在石墩上坐下来吸烟,商谈大事。刘少奇工作勤勉,清廉严谨,且富于马列理论修养,还兼具经济治国方略,很快在中共中央机关树立起了威信。在这同时,他也不露声色地经营起了自己的党务系统,把一批原先他主持华北局所提携的青年骨干,安排到了党政重要岗位上:彭真出任首都北京市市委书记兼市长,安子文出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薄一波出任主管财经的国务院副总理,刘澜涛出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等等。这期间,连毛泽东都以半开玩笑的口吻赞叹:三天不学习,赶不上刘少奇!
  刘少奇在经济建设等治国方针上,却开始与毛泽东意见相左。刘氏早在一九四六年即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新阶段论」,当时亦获得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旨在取得全国政权后,党的工作重心应从农村转向城市,转向全面发展生产力和繁荣经济。等到打好了经济基础之后,再来发起改变生产关系的和平社会主义革命。这本是符合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的:只有在极大的繁荣了社会经济的基础上,才能实行改变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第一个背叛了马克思的是列宁。所谓的列宁主义就是「贫穷革命论」加「暴力万能论」。而在中共党内,刘少奇认同的是马克思。毛泽东认同的是列宁,甚至比列宁的主张更荒谬、更激烈,提倡暴力就是一切,以战争方式改变生产关系,以人海战术进行经济建设。
  中共建政初期,刘少奇一度雄心勃勃地企图施行他的「新民主主义新阶段论」,温和渐进的经济建国方针:在城市鼓励资本主义经济,在农村发展富农经济。一九四九年冬天,他去到夫人王光美的老家天津市,接见一批工商业资本家代表时说:在现阶段,我们要鼓励资本家剥削,鼓励大家赚钱。因为只有允许你们剥削,工厂才能照常开工,工人群众才会有工做,有饭吃,下致失业饿肚子。我们城市才会秩序安定。在这个意义上看,我认为资本家的剥削非但无罪,而且有功。
  刘少奇在天津的高论,传回北京毛泽东耳里,自然引起极大的不满意:资本家剥削有功?奇谈怪论,马克思主义跑到天津去了?是马克思还是牛克思?
  不久,刘少奇更有另外的言论引起毛泽东的不悦。那是刘少奇偕夫人王光美观赏了一部由香港左派影业公司拍的影片《清宫秘史》后,随口评论说;反映戊戌变法、光绪维新、抵御外侮,是爱国主义的影片。毛泽东也偕江青同志(尚未称夫人,名不正言不顺只能称同志)审看了《清宫秘史》。之后毛泽东慎重其事地给中央政治局成员们写下一封信,不点名地批评了刘少奇:有人说《清宫秘史》是爱国主义的影片,我看是卖国主义,彻头彻尾的卖国主义。
  刘少奇没有替自己的观点解释、答辩。相忍为党,相忍为国,这是他应有的修养。最令他吃惊、失望的是,毛泽东无视一九四六年中央政治局通过的「新民主主义新阶段经济建国方针」,而执意推行蛮横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以专制性手段改变生产关系,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他自知无力反对,亦别无出路。他只有紧跟毛泽东,拥戴毛泽东,在党内的地位才会稳固,日子才会安宁。此后,他兢兢业业管党务,管党的组织工作,甚少过问意识型态领域的事,不再对任何文艺作品表示看法。正如他身为中央军委副主席,而从不过问军队工作一样。这两样都是毛泽东的权力禁脔,不容他人涉足的。
  至于中南海内的另一实权人物周恩来,更是谨言慎行,事事小心,在毛泽东面前恭恭敬敬,竭尽忠诚。于是在中南海内,形成有趣的权力格局:毛泽东高高在上,君临一切。党务系统的刘少奇与政务系统的周恩来,则在毛泽东面前唯唯诺诺,比赛忠诚。至于刘、周之间,则表面上相互尊重,实际上互不买账,偶尔还相互拆台,示以颜色。刘少奇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文件批示往往在国务院被打折扣,周恩来事无亘细均越过刘少奇直接听命于毛泽东。周氏内心里一直不认刘少奇为老几,论资历、论功绩、论人事,都轮不到你刘少奇坐第二把交椅。也好,伴君如伴虎,迟早你刘氏要饱尝虎威的;刘少奇则深知周与毛在井岗山上结怨甚深,毛对周只有使用而缺信任。熟悉党内斗争规律的刘少奇自然明白,自己与周恩来保持若即若离的微妙关系,其实于两人都有好处;倘若两人关系密切,毛泽东一旦生疑,就于两人都大大不利了。
  我们可以说,当年毛泽东起用刘少奇,就是为着降低周恩来,制衡周恩来;毛泽东使用周恩来,也是为着牵制刘少奇,慎防刘少奇。权力的天秤必须有毛泽东亲自掌控。毛泽东熟读《资治通鉴》,深知帝王权术三昧,对党政军大臣的信任,绝下可以一边倒。这次拉甲批乙,下次则拉乙批甲,亲疏有度,不让任何一方得势坐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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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丰泽园家风
  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六六年文革前夕,毛泽东还在中南海内成功地营造成了一种「家庭式气氛」,或可称为「大家长风格」。毛泽东习惯在自己的住处——丰泽园菊香书屋内,召集政治局常委会议,会后经常留下常委同事们用餐。政治局常委会由党主席、副主席加上中央书记处总书记组成,亦即:毛、刘、周、朱、陈、邓(一九五八年后加上林彪,一九六0年后扩大到彭真列席)。这样,即便会上有什么分歧,会后一顿美食,相互敬酒,谈谈笑笑,问题也都获得解决。毛泽东还经常为个人的烦恼问题,如江青哭闹、贺子贞回国、韩战丧子、儿媳改嫁、神经病儿子毛岸青娶亲之类,请常委同事们来参加劝解、说合,帮忙解决。毛的家事也成为国事了。在这类场合,毛泽东还会请上「中央五老」也来参与:董老必武,徐老特立,谢老觉哉,林老伯渠,吴老玉章。
  最后当然是一顿团聚家宴式美餐做为结束。
  举行一家宴」招待政治局同事们,成了毛泽东在中南海权力顶峰的一项「专利」,实为一种「赐宴」。从未听闻过刘少奇在福禄居、朱德在海晏堂、周恩来在西花厅宴请过毛泽东。至于比刘、朱、周又小了一号的陈云、林彪、邓小平、彭真等人,就更无资格在家中宴请毛泽东了。
  若论家庭生活,毛泽东在中共领导人物中,确是最为「失和」的一位,前妻贺子贞回国不能进北京,江青又经常哭哭闹闹,给毛泽东的家室平添出一股乖张暴戾之气。江青为什么哭闹?只为丈夫好色不倦。跟身边的护士、女秘书乃至专车司机的婆娘都要来一手。毛泽东已经厌倦了江青。一九五二年后他干脆与江青分居,把江青发配到丰泽园外西北侧的「静园」去居祝「静园」假山林立、花木杂陈,当年为慈禧太后老佛爷囚禁光绪皇上于瀛台之时,安置光绪皇上两位宠妃的住处。不同的只是江青同志是失宠之后,才来入住的。毛泽东将江青赶出丰泽园后,甚至放出过「这辈子下要再看到这个女人」一类的狠心话。毛泽东还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与江青离婚。但事涉党和国家的领袖形象,政治局同事们都不便附议。倒是周恩来热中于在毛江之间当和事佬,多次说服江青向毛主席道歉、认错,请主席息怒。主席是诗人气质,喜欢年轻漂亮的女孩子,就那么回事嘛,要顾全大局,顾全党的利益,你江青只要保住夫人的名分就行了嘛。
  对于周总理的劝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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