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有关问题。而为此次研讨会征集而来的学术论文，也先期结集为32 万字的
《天一阁论丛》第1 辑（宁波出版社1996 年11 月版，大32 开，397 页，定
价18 元）问世。
由明朝嘉靖年间的退休高级官员范钦（1506—1585）所创办的天一阁藏
书楼，在中国藏书史上具有独特的文化影响力和文化标本价值。范钦在那六
开间的两层木结构的藏书楼上，先后收藏了7 万多卷从全国各地搜集而来的
地方史志、政事文献、登科录和诗文集，其中有的文化典籍，如宋、元钞本
和刻本，即使在当时也是弥足珍贵的精善之本。
尽管范氏苦心孤诣地采取了一个封建家族堪称周密的藏书保护条例和措
施，但是天一阁所藏的珍贵图书传到了1949 年10 月新中国成立以前，已经
只剩下不足六分之一了。然则历经战乱、兵火、盗卖等天灾人祸而存世的藏
书楼，至今仍是宁波乃至整个中华民族的骄傲。因为天一阁是我国历史上藏
书及其建筑均保存较好的历时最久的私家藏书楼，这一性质即使在整个亚洲
也是独一无二的（据说，它也是世界藏书史上位居第三的发展历史持续的家
族式图书馆）。如今，它作为国家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已由原来的范氏家
族藏书楼，经过天一阁文物保管所阶段，演变成为“天一阁博物馆”，重新
征集并入藏图书超过30 万卷，其中仅善本就多达8 万多卷。
然而，天一阁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此，它的文化影响力是多方面的。天
一阁在明嘉靖年间（1561—1566）落成以后的岿然不废，使得浙东乃至整个
中国的藏书家们有了一个重要的心理依附。著名学者、藏书家阮元（1764—
1849）在近两个世纪前就称赞道：“海内藏书之家最久者，今惟宁波范氏天
一阁岿然独存。”但其时的藏书实际上已经有所损失，而且藏书楼之“木也
渐朽”，所以，阮氏在为《宁波范氏天一阁书目》写序的1808 年，就对其后
人提出了应当增补明天启年间以来至清代的图书和修缮乃至增建藏书处所的
期望。第一个有关藏书建设的设想，范氏后人显然是没有才能去实现的了；
但第二个愿望却不久以后就得以付诸实施——即在清道光九年（1829），范
氏后人集资将老藏书楼作了一次全面修葺。而再下一次的大规模维修，却要
到1933 年的台风刮来以后了。
清代著名的《四库全书》修编成功以后，乾隆皇帝就曾特派大臣亲自到
天一阁查看其藏书楼的建筑样式，并画成图本作为文津、文源等“七阁”的
参考。弘历在1775 年的《文源阁记》的序文中写道：
藏书之家颇多，而必以浙之范氏天一阁为巨擘。因辑《四库全书》，命取其阁式，
以构庋贮之所。既图以来，乃知其阁建自明嘉靖末，至于今二百一十余年，虽时修葺，而
未曾改移。阁之间数及梁柱宽长尺寸，皆有精义。盖取“天一生水，地六成之”之意。于
是就御园中隙地，一效其制为之，名之曰“文源阁”。
这里所谓的“御园”，便是位于北京西北郊的圆明园。据史料记载，乾
隆四十九年春（1784），第三部《四库全书》装册成书、入阁收藏以后，弘
历每年进园，必到此看书，间或吟咏题诗。但不到一个世纪，咸丰十年（1860）
英法联军的入侵，使得文源阁及其收藏的《四库全书》，连同这个一代名园
一起化为灰烬。
弘历在《文源阁记》中，还曾特别申明：“。。吾于贮四库之书，首重
者经，而以水喻文，愿溯其源。且数典天一之阁，亦庶几不大相径庭也夫。”
连皇帝都表态要以天一阁为其皇家藏书楼的经典，将他所看重的《四库全书》
附丽于天一阁式的建筑，则当日天一阁的文化影响及其时代荣誉可谓大矣。
实际上，当时不仅仅有皇帝来诏令效法，在民间也还有默默的效法者。
同在宁波城里的藏书家卢址（1725—1794）就是这样的一位。卢址字丹陛、
青崖，鄞县人。他对范氏天一阁的羡慕可以说是溢于言表而付诸行动的。
卢址生于当地文献世家，从小在良好的诗书礼乐教育下，培养出了慕古
嗜书的癖好。他经过30 多年的购书抄书的积累，藏书所达到的规模，“几出
天一阁之上”（《鄞县志》）。于是，他为之筑建了一座“修广间架，悉仿
范氏。惟厨稍高，若取最上层，须驾短梯”（黄家鼎《抱经楼藏书颠末记》）
的藏书楼。据姚椿在日记中所记亲自登临该楼后的回忆，“其族人在者五六
人，诸规制皆仿天一阁。”言下之意，似乎除藏书楼的“硬件”之外，连藏
书管理制度这种“软件”，抱经楼也是照搬范氏的。
敢于作此结论，是因为当地方志上还记录下来了如下这则有趣的掌故：
据说，卢址“尝为未得内府《图书集成》为憾”。他感到遗憾的原因，实是
因为在乾隆三十八年（1773），范钦八世孙范懋柱响应朝廷号召，代表范氏
宗族向皇帝进献了特地抄录下来的602 种珍贵典籍，供《四库全书》馆臣编
纂之用。范家为此而得到了铜活字本《古今图书集成》1 万卷的嘉奖，这在
当时是引以为无上荣光的事。
《四库全书》开馆征书的时候，卢址的藏书已经具有一定规模了，但不
知什么原因，在中央和地方官府所点名的藏书家中，并没有他的名字，这样
卢家当然也就没有了效忠皇帝的机会，及其以后获得奖书的资格。因此，当
他听说在北京可以买到《古今图书集成》这部巨编的稿本时，便倾家荡产地
急命族中子弟前往购买，志在必得。以致于书到之日，“衣冠迎于门”。当
地方志记载：“卢址。。羡天一阁之有《图书集成》也，竟至北京购得《图
书集成》底稿以后，以为抗衡范氏之资。当时一为底稿，一为赐书，竞美一
时，甬人引为艺林佳话。”
果然，后来读到曾为抱经楼服务近10 年的黄家鼎在《抱经楼藏书颠末
记》中的记载：
历三十年，得书之富，与范氏天一阁埒。乃于居旁隙地构楼，修广间架，悉仿范氏。
惟厨稍高，若取最上层，须驾短梯。四面有圃，圃外环以垣墙，略植花木以障风日。
。。
其保守之法，亦祖述天一阁。平日封锁，禁私开，禁烟火，禁出借。每岁伏日检曝，
非云礽毕集不上楼。其所以无中堕，无偏废，良有以也。
虽然，抱经楼藏书最终并没有像天一阁那样幸运地完整传承下来，但是
能够持续到本世纪初的1916 年才散出（其中史著佳本为刘氏嘉业堂所得），
也可谓模仿得法者也。还在数年前，我们到宁波城里的君子营，还能见到这
座外观同天一阁建筑款式一模一样的古朴苍劲的抱经楼，矗立在街巷民居之
间，为当地百姓日常生活之所。如今它已被整体搬迁到天一阁文物保护区内。
卢氏抱经楼果然是模仿和忠实于范氏天一阁的典型，但是对于这一典型
作出异动反应的却也有人在。同在浙东而位于余姚梁弄镇的五桂楼藏书主人
就是这样的一个代表。五桂楼是在清嘉庆十二年（1807）落成的。其创始人
黄澄量，字式筌，号石泉，有志于学，日寝书丛，聚得图书在5 万卷以上，
于是在其宅南“创楼三间，庋藏卷轴”（蒋清翊《五桂楼藏书记》）。1811
年，他在《五桂楼藏书目识》中，明确了自己与范氏不同的藏书管理方式，
从而体现出他对天一阁以“典藏”为首务的藏书规制的“革命”。他说：
今世藏书之家，惟宁波天一阁为最久。其制：橱门楼钥，子孙分房掌之；非齐至不
得开，禁书下楼梯及私引亲友。擅开，皆罚不与祭。故历久而书不零落。余既构楼三间，
以藏此书，盖欲子孙守之。后世能读楹书，可登楼展视。或海内好事，愿窥秘册者，听偕
登焉。
但他同时也为子孙立下了严格的家规：“黄氏经籍，子孙是教，鬻与假
人，即为不孝。”也就是说，黄氏是希望自己的后人，不要仅仅把五桂楼内
收藏的经籍当作“文物”一样地来爱护，而是要求他们能够汲取其间的知识，
“以经训涉其德性，以史事扩其见闻，而又旁通诸子，泛览百家，以增长识
力”。从而使得私家藏书复归到其本来的“藏以致用”的价值层位上，这对
于不准子孙擅自登楼看书的天一阁来说，无疑是个大进步。
我们也千万不要以为天一阁藏书楼的影响力仅仅在于浙东一隅。就在“五
桂楼”建成以后的那些岁月里，在南京城南一带有一位姓甘的大藏书家也一
直做着建筑私家藏书楼之梦。然而终因信息不灵，到了数千里以外的南京，
关于天一阁的好名声传得就有些走样了：
有人云：四明范氏天一阁，藏书架间多庋秘戏春册以避火也，予谓春册乃诲淫之具，
虽是名笔，岂可收藏？况与古人书籍同列，更滋亵渎。避火之说，本自何书？范氏贻谋不
若是其谬，当是传闻之误。纵或信然，亦不足法。
家大人闻之曰：“尔之言是也。惟闻天一阁北方有隙地，垒石为坎卦，取生水之义，
此实有至理，异日予家‘津逮楼’，宜北向，即于壁间以砖作坎卦六象，其谨识之。”（《白
下琐言》卷六）
这里的“家大人”，即金陵藏书家甘福（1768—1834）。甘福字德基，
号梦六，“津逮楼”就是由他在清道光十二年（1832）建成的。可惜仅传世
30 年，这座坐南朝北、上下三楹的大藏书楼，就被毁于太平天国攻占南京城
的战火之中。
假如说，清代“文源阁”、卢氏“抱经楼”、黄氏“五桂楼”和甘氏“津
逮楼”主要还是模仿天一阁建筑的“硬件”的话，那么，曾经充分考察过天
一阁和五桂楼的阮元，就曾经在较大范围内推广过天一阁“但在阁中，毋出
阁门”（阮元《杭州灵隐书藏记》和《焦山书藏记》）的藏书管理经验。
而1939 年8 月在上海成立的，由张元济、叶景葵、陈陶遗、陈叔通等主
办的合众图书馆（1953 年6 月将馆藏图书捐献给上海市政府，后并入上海图
书馆），一时“购地建屋，小有规模”（《张元济、傅增湘论书尺牍》，商
务印书馆1988 年版）。而其经营思想，除了征集私人藏书以外，就是学习范
钦天一阁的藏书经验，致力于当时的通行本图籍收藏，以待来者。
至于担任过南京中央大学教授的现代史学家朱希祖（1879—1944）更曾
决心学习天一阁在藏书管理方面的经验。1943 年底，他接受长子朱偰的建
议，计划将分散在北平、南京和安徽乡下保存的三处珍贵藏书集中一地，仿
照范钦将天一阁藏书作为家族公有资产以求久远保藏的做法，设立家族式的
私立“郦亭图书馆”，后因病在重庆去世而没有实现。由此看来，天一阁在
它问世以后的三个多世纪中，一直是公私藏书家心目中不遗余力地追求的文
献典型和文化楷模。
此外，另一方面的事例，也可以说明天一阁的广泛的感召力。这就是自
从本世纪50 年代以来，陆续捐献自己藏书入其阁的学者文人之多。据不完全
统计，宁波张氏、李氏、刘氏、徐氏在50 年代初，就纷纷捐赠藏书，其数量
达到百余箱之多（后调拨至宁波市图书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