会谈时，帕里利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们是否愿意和党卫队联队长多尔曼会面，更具体地讨论一下这个问题以及其他一些问题呢？”格维尔尼茨表示同意，但据帕里利看，对这项建议格维尔尼茨还有几分怀疑，不太相信；不过，来情报部门工作的知识分子都有这个特点。
我批准了多尔曼去瑞士。休斯曼和帕里利在奇阿索湖迎接了他。然后他们一起到卢加诺一家小餐厅，多尔曼按照我们讲好的那样说道：“我们愿意与西方伺盟国谈判，以便打破莫斯科在意大利北部建立共产党政府的计划。这一任务要求我们消释前嫌，把过去的仇恨一笔勾销，坐下来一起考虑我们的明天。和约应当是公平合理的。”
休斯曼回答说，唯一可能的谈判——那就是谈德国无条件地投降。
“我决不做背叛变节的事。”多尔曼说。“而且，德国没有一个人愿意做这种事。”
但是，休斯曼坚持“无条件投降”的观点，不过，他并没有中断会谈，尽管多尔曼按照我和他事先制定的基调，坚持了强硬的反对立场。
接着，艾伦·杜勒斯的助手波尔，布卢姆打断了休斯曼的话，也参加进来一起会谈。正是这个布卢姆交给多尔曼一份意大利抵抗运动两个领导人的名单，一个叫费卢奇·帕里，另一个名叫马斯米亚尼。这两个人目前关在我们的监狱里。他们都不是共产党员，由此我们可以做出这样的结论；美国人和我们一样，也为意大利受到共产主义的威胁而忧心忡忡。他们很需要一些抵抗运动中非共产党员的英雄，必要时可以让他们出来领导一个忠于西方思想的政府。
“如果这两个人能够被释放出狱，并被送到瑞士来，”杜勒斯的代表说，“那么我们的会晤就可以继续下去。”
多尔曼回来向我做了报告，我认为问题已很清楚。谈判已经开始了，否则就无法解释他们为什么提出释放两名意大利人的请求。多尔曼还推测说，杜勒斯正在等我去瑞士。于是，我去找凯塞林元帅，和他谈了五个小时，最后我的结论是：元帅可以同意体面的投降，尽管他没有直接做任何保证，这很可能是由于在保安部门代表面前人们一向是不敢直言不讳的缘故吧。
第二天，帕里利在加尔德湖畔的秘密接头点拜访了我，转告我，杜勒斯邀请我去苏黎世商谈。所以，后天我将去瑞士。倘若这是个圈套，我就公开声明这是一次劫持事件。倘若这果真是谈判的开始，那么，在返回大本营之后，我将立即写信向您报告详情。
您的卡尔·沃尔夫
第十二章
第一节
“别尔加蒙”博物馆被英国空军炸毁了，但是普莱施涅尔教授却没有同其他科研人员一起撤退。他得到当局的批准——留在柏林，作为一名博物馆残存部分的留守人员。
此时施蒂尔里茨正去找他。
普莱施涅尔见到他十分高兴，把他领到地下室，用小电炉煮上了咖啡。
“您在这儿冻得很吧？”
“我冻得全身都僵了。您说，又有什么办法呢？我倒想知道，眼下有谁不挨冻呢？”普莱施涅尔回答说。
“元首的地下室里就暖烘烘的……”
“那当然了……领袖就应当住在暖和的地方嘛。难道能把我们关心的区区琐事和他的操劳担心相比吗？我们就是我们，每个人想到的只是自己，可是他考虑的却是所有的德国人呀。”
施蒂尔里茨仔细地环视了一下地下室，屋里一个通风孔也没有，窃听器是无处可装的。所以他深深地吸了口劲儿很大的烟，然后说道：
“行哪，教授……一个发了疯的狂人把几百万人推出去吃炸弹，可他，十足的下流胚，自己却坐在安全的地方，和他的同伙们一起看电影…”
普莱施涅尔面色一下子变得煞白，施蒂尔里茨很懊悔不该说这番话，更懊悔根本就不该为自己的事来找这个不幸的老人。
“不过，这怎么是我的事呢？”施蒂尔里茨转念想道。“更确切地说，这是他们德国人的事，因此也是他的事呀。”
“请您回答我，”施蒂尔里茨说，“您不同意我说的吗？您快回答呀！……”
教授仍不吭声。
“好了，”施蒂尔里茨说，“您的弟弟，也就是我的朋友，曾帮助过我。可您还从来没问过我是做什么的，我是党卫队联队长，在侦察部门工作。”
听了这句话，普莱施涅尔伸开两手，挡住了脸，好像有人前他脸上打来一拳似的。
“不对！”他说，“绝对不对！我弟弟从来没当过奸细，也不可能当奸细！不对！”他大声地重复了一句。“不对！我不相信您说的话！”
“他不是奸细，”施蒂尔里茨说，“但是我们是在侦察部门工作。不过，是在苏联的侦察部门…”
说着他把一封信递给了普莱施涅尔。
这是他弟弟临死前的一封信。上面写着：“我的好友，感谢你对我的一切帮助。我从你身上学到了很多东西。我学会了如何去爱，以及为了这种爱又如何去恨那些给德国人民带上奴役枷锁的人。普莱施涅尔。”
“他所以这样写，是因为担心盖世太保的检查，”施蒂尔里茨一边把信收回，一边这样解释说，“给德国人民带上奴役枷锁的，您自己也明白，是布尔什维克匪帮和美国的侵略军呀。像您弟弟教导我们的那样，我们必须仇恨的正是布尔什维克分子和美国人呀……不是这样吗？”
普莱施没尔深深地坐在一张大安乐椅上，好半天没有说话。
“我向您鼓掌叫好；”他终于开口了，“我明白您的意思……您可以完全信赖我。不过，我应当对您直说：皮鞭一抽在我的肋骨上，我什么都会说出来的。”
“我知道，”施蒂尔里茨答道，“您愿意服毒自杀呢，还是愿意在盖世太保那里受刑？”
“如果没有第三条路可走，”普莱施涅尔脸上突然露出了无可奈何的微笑，“我自然是选择服毒这条路了。”
“那我们就可以合作了，”施蒂尔里茨也微笑了一下。
“可以通力合作……”
“我应当做些什么呢？”
“什么也不做。活下去。而且做好准备，随时去做必须做的事。”
第二节 1945年3月7日22时03分
“晚上好，牧师，”施蒂尔里茨进屋后立即把门关上，说，“对不起，我来得这么晚。您已经睡了？”
“晚上好。我已经睡了。不过，没关系，您不用为这感到过意不去，请进吧。我这就点蜡烛。请坐。”
“谢谢，让我坐在哪儿呢？”
“请随便，这儿靠近瓷砖壁炉暖和些。要不坐到这儿来？”
“一冷一热，我出去会马上感冒的。最好是保持恒温不变。牧师，一个月以前有谁在您这儿住过吗？”
“有个人曾经在我这儿住过。”
“他是什么人？”
“我不清楚。”
“您当时就没问一下，他是什么人？”
“没有。他当时处境困难，请求避难，我当然不便拒绝。”
“这倒不错，您对我说起谎话来了，还编得像那么回事。他对您说了，他是马克思主义者。您就把他当成共产党人和他进行辩论。牧师，他不是共产党，他从来就不是。他是我手下的侦探，是盖世太保派来试探您的人。”
“啊，原来如此……我是把他看成一个普通人跟他谈话。至于他的身份是什么——是共产党人，还是您手下的侦探，这无关紧要。他求我助他一臂之力，帮他摆脱险境，我不好拒绝他。”
“您不好拒绝他，”施蒂尔里茨重复着他的话，“而且他是什么人——是共产党人，还是盖世太保的密探，对您都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只是个普通人’，是个抽象的人，倘若因此有些具体的人将被送上绞架，这对您来说是否至关重要呢？”
“是的，这对我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说得再具体一点，如果首先被送上绞架的是您的妹妹和她的孩子，这对您是否至关重要呢？”
“这简直是残暴！”
“可是说什么在您面前是共产党人还是盖世太保的密探对您无关紧要，这更是十恶不赦的残暴，”施蒂尔里茨说着坐了下来，“况且您的这种残暴是自古沿袭下来的教条，因此格外可怕。您坐下来听我说，您和我的密探的谈话都录在磁带上了。不过这不是我干的，都是他干的。我不知道他是怎么了，给我寄来一封莫名其妙的信。录音带我已销毁，没有录音带别人是不会相信他的。由于他是我的侦探，别人根本不会过问。至于您的妹妹，只要您刚越过瑞土边界，她就会被逮捕。”
“可我并不打算越过瑞士边界。”
“您一定要到瑞士去，我会设法保证您妹妹的安全。””
“您就像神话里所说的会摇身变化的人…要是您这样变幻莫测，捉摸不定，我怎么能相信您呢？”
“牧师，您没有别的出路。哪怕是为了挽救您亲属的生命，您也应该到瑞士去。您去吗？”
“好，我去。为了挽救他们的生命。”
“您为什么不问一问，在瑞士要您干什么？假如我给您的任务是炸毁路得派新教堂，您一定会拒绝到那儿去的，是吗？”
“您是个聪明人。您可能已经确有把握地估计到，什么是我力所能及的，什么是我无能为力做不到的…”
“对，您怜悯德国吗？”
“我怜悯德国人。”
“好。您是否认为刻不容缓的和平是德国人的出路？”
“这是德国的出路……”
“诡辩，牧师，您在诡辩。这是德国人、德国和全人类的出路。死对我们来说并不可怕——我们已经活到岁数了，再说，我们都是日渐衰老的单身汉。可是孩子们呢？”
“您往下说。”
“在瑞士和平主义运动中有您的同事，他们中能找谁呢？”
“独裁政权怎么会需要和平主义者呢？”
“不，独裁政权不需要和平主义者。而那些清醒估计当前局势，认识到战争继续一天便意味着更多人的死亡，而且是毫无意义的死亡的人才需要和平主义者。”
“希特勒会同意谈判吗？”
“希特勒是不会同意谈判的，要谈判的是另一些人。不过谈这个还为时过早。首先我要得到保证，您在那儿能和一些举足轻重的人取得联系，他们能帮助您和西方国家的代表进行谈判。在这方面有谁能帮助您呢？”
牧师耸了耸肩：“瑞士共和国总统这个人物您看合适吗？”
“不，这是正式渠道，这样不慎重。我指的是在世界上有影响的教会人士。”
“所有的教会人士在这个世界上都有影响，”牧师说道，但看到施蒂尔里茨的脸又颤动了一下，便马上接着说，“那儿我有许多朋友，可是要作出什么保证，这未免太天真了。不过，我想跟一些严肃认真的人讨论这个问题我是能办到的。比如说，布吕宁……大家都很尊敬他……可是，他们会问，我是代表谁来的。”
“代表德国人，”施蒂尔里茨简短地答道，“如果是问具体是什么人打算谈判，您就反问，‘西方由谁出面谈判？’这将通过我给您的联络关系来进行－－”
“通过什么？”牧师没有听清。
施蒂尔里茨微微一笑，然后解释说：“全部细节我们以后还要确定。暂时对我们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