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的脑袋好比屁股。他是秘书，不是军人。”
“好吧……要是在意大利您的总司令…”
“凯塞林？”
“对。”
“他不会发布这样的命令。”
“为什么？”
“他是在司令部受到戈林的栽培。在领袖人物手下工作的人必然丧失主动性。他可以变得精明强干，足智多谋，但没有独立作出决定的能力。在下决心迈出这一步之前，他一定会急不可耐地去找疣猪。”
“找谁？”
“疣猪，”将军执拗地重复了一遍，“找戈林。”
“您确信在没有得到戈林准许的情况下不可能说服凯塞林采取这样的行动吗？”
“要不是深信不疑的话，我就不这么说了。”
“您对前途失去了信心？”
“我对前途充满信心。对即将灭亡的前途充满信心。我们所有人，大家一起…请您相信，当大家一起去死的时候，这并不可怕。我们的失败将是毁灭性的，对这场战争失败的记忆在今后世世代代不幸的德国人心中将引起伤痛……”
在边境车站施蒂尔里茨走出车厢。将军从他身旁走过时，垂下眼睛，举手向他致党的敬礼。
“希特勒万岁！”他扬声说了一句致意词。
“希特勒万岁，”施蒂尔里茨回礼时说，“祝您走运。彻底粉碎敌人。”
将军惶恐不安地瞧了施蒂尔里茨一眼：看来，他昨天喝得酩酊大醉，酒后失言了。
“谢谢，”他的声音和刚才一样大，想必是为了让列车员听见他说的话，“我们要打得他们落花流水，全军覆没。”
“这我不怀疑，”施蒂尔里茨应和着回了一句，便沿着站台慢步走去。
在两节车厢里只剩下瑞典教授一人，他离开德国到安祥宁静、自由独立的瑞士去，施蒂尔里茨在月台上来回踱步，直到边境和海关检查结束。火车徐徐开动，施蒂尔里茨久久地目送着紧贴在窗口的瑞典教授。
这个瑞典人就是普莱施涅尔教授。他带着给莫斯科的密码情报到伯尔尼：
汇报已完成的工作，施伦堡布置的任务，和鲍曼的接触以及凯特的暴露。在这份汇报中施蒂尔里茨请求派来通讯联络人员，并谈到他能与来人取得联系的时间、地点、方式。施蒂尔里茨同时要求普莱施涅尔熟记发往斯德哥尔摩的电报副文。电报字面上看不出有什么重要意义，但收到这份电报的人一定会刻不容缓地转发到 莫斯科的情报中心。
情报中心收到的电文内容将是：
希姆莱通过沃尔夫在伯尔尼和杜勒斯开始谈判。
尤斯塔斯
火车开走后，施蒂尔里茨才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接着到当地的边防站要车，以便驱车到遥远的山中哨所；不久牧师施拉格将在这儿“非法”越境潜入瑞士。
第四节 供思考用的资料（杜勒斯）
施伦堡安插在杜勒斯身边工作的女间谍报告说：梵蒂冈驻瑞士代表机构的神甫诺雷利曾来拜访过她“监护的主人”。这两个精明人之间的谈话几乎一字不漏地全部录了下来。
“世界诅咒希特勒，”杜勒斯抽着烟斗说道，“倒不是因为马伊达内克和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火化炉，也不是由于他反犹太主义的僵硬政策…俄国在整个历史上，甚至在卓有成效的民主改革后的时期，也从未像这次战争期间那样得到如此突飞猛进的发展。他们在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建立起大批工厂并投人生产。希特勒使俄国和美国互相拥抱。俄国人将利用德国的战争赔款——斯大林指望从德国得到二百亿美元——恢复西部各地区被破坏的工业，从而使其工业潜力增加一倍。到那时俄国的威力和进攻力量将在欧洲占据首位。”
“这是否说，”神甫问道，“没有出路了？这是否意味着过五六年后布尔什维克会强迫我为至圣斯大林做弥撒？”
“怎么对您说呢……一般来讲，他们当然会这么做。要是我们的态度像羊羔一样温顺，他们会迫使我们这样做。我们要把希望寄托在发展俄国的民族主义上，那样他们也许会四分五裂…但不能轻举妄动，这将事与愿违，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如果以前斯大林在乌克兰拥有冶金工业。而在东部地区却几乎没有，并且只有乌克兰供应全国麦子的话，那如今一切都变了。存在于人民中的某些集团的利益历来是构成民族主义的基础，这些集团和事业，或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和生产有联系。要是我独自生产某种产品，我有一种心情，可一旦出现竞争者，我便会产生另一种心情。在我们制度的条件下竞争带来的是生机。而在斯大林制度的条件下竞争只会使人们受到伤害。派遣破坏者到未来的俄国去炸毁工厂的想法是十分荒唐可笑的。不过要是我们的宣传能准确无误而又论据充分地向俄国各民族证明，他们每一个民族都能独立生存，并只使用自己的语言，这将是我们的胜利，对付这样的胜利俄国人将一筹莫展，束手无策。”
“我在梵蒂冈的朋友们认为。经过这几年战争俄国人无论在行动，还是在思想方面都学会了灵活性。”
“您要知道．”杜勒斯装满烟斗后说，“现在我在读许多俄国作家的作品：普希金、萨尔蒂科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我责备自己不会他们的语言。俄国文学看来是最令人惊叹的，我指的是他们十九世纪的文学。我得出一个结论，俄国人性格的特征是，宁肯经常回顾以往的理想典范，而不去为建立未来的模式冒风险。我想象i他们会决定指靠俄国的农业阶级，期望土地会‘治愈一切创伤’和
团结一切力量。那样他们将和时代要求相悻，发生冲突，因而走投无路。技术发展的水平是不允许这么做的。”
“这很有意思，”神甫说道，“不过我担心，您在做出这些思想论断时是把自己凌驾于他们之上，而不是和他们一起……”
“您是号召我加人联共（布）党的队伍吗？”杜勒斯微微一笑。“他们不会吸收我的……”
第五节 1945年3月11日16时03分
施蒂尔里茨在边境哨所迅速地解决了所有问题。中尉是个性格随和、讨人喜欢的青年人。起初施蒂尔里茨对这样随和的性格感到惊讶，因为边防军和上个世纪的高年级大学生一样是以极端傲慢而闻名的。不过，施蒂尔里茨稍加思考后明白了事情的真相。生活在与中立国瑞士接壤的边境山区，皓月当空，四周一片皑皑白雪，犹如世外桃源，与轰炸、废墟、饥饿隔绝。这种生活使指挥该地区的中尉以及当地所有其他边防军人讨好来自中央的每一个人。边防军人的举止，他们的讨好迎合和过于殷勤的招待使施蒂尔里茨得出一个重要的结论：边界已不再是无法通过的了。
他在想，要是能从这里直接和施伦堡取得联系，并请他指派一名可靠的间谍人员把牧师直接带到这里的哨所来，那就太理想了。但他知道，打到柏林的任何一个电话都会被缪勒所领导的部门记录下来。施伦堡及其托付于牧师的使命的失败正是他施蒂尔里茨手中的一张王牌。到时候他将把这一情况向鲍曼汇报，并拿出照片，录音材料，地址，秘密接头暗号，以及牧师的报告，以便揭露谈判，并非那个假谈判，而是卡尔·沃尔夫将军在瑞士进行的真谈判。
施蒂尔里茨谈妥了他将把牧师送出国境的地点——这是覆盖着一片幼小针叶树林的山谷。然后他再问了一遍瑞士境内小旅店的名称，这小旅店从边界这边可以一眼望见。他也打听了旅店主人的名字以及等候城里出租汽车所需的时间。他还弄清了平原上最近一家旅店的地点。牧师要根据编造的假履历说他是从平原滑雪进山时在山谷中迷了路。他在伯尔尼和苏黎世都有朋友。到时候牧师应寄出一张印有洛桑城湖岸风景的明信片，这表明已经初步谈妥，联系已建立，可以来进行认真的会谈。最初施伦堡反对施蒂尔里茨的这一计划。
“太简单了，”他说，“一切都显得太简单了。”
“他只能这样做，没有别的办法，”施蒂尔里茨回答说，“对他来说最好的谎言便是绝对的真话。不然他会把事情弄乱，警察就要盯上他。”
（施蒂尔里茨很晚才回到巴贝尔斯堡的住所。他打开房们，伸手去摸开关，但听见一个非常熟悉的低低的说话声。“不要开灯。”“是霍尔托夫，”施蒂尔里茨听出来了，“他怎么到这儿来的？看来出了什么事，而且是很重要的事…”）
普莱施涅尔教授把电报发往斯德哥尔摩后，在伯尔尼的小旅馆要了一个房间。他洗完澡，下楼来到餐厅，莫名其妙地看了很长时间菜单。他把目光从“火腿”一词移到价格，又从“大螫虾”移到价格，他像在研究这张泛着微蓝色的蜡光纸，过了一会儿，他自己也感到意外地突然笑了起来，骂道：
“希特勒——混蛋！”
餐厅里只有他一人，厨房传出厨师弄响锅盘的声音，飘出煮沸的牛奶及新鲜面包的香味。
普莱施涅尔又骂了一句，骂的声音比刚才响一些：“希特勒是臭狗屎！”
大概有人听见了他的骂声：一个脸色红润的年轻服务员出现了。他迈着轻盈的步子来到教授身边，笑容可掬：“您好，先生。”
“希特勒是狗！”普莱施涅尔大声喊道，“是狗！是混蛋！是畜生！”
他已无法控制自己，歇斯底里似的发作起来。
最初服务员以为这是开玩笑，他强作笑颜，过了一会儿便快步跑进厨房，接着厨师探头朝外瞧了一眼。
“要不要给医院打个电话？”服务员问道。
“你疯了，”厨师回答说，“一打电话救护车会开到我们餐厅来的！谣言马上就会传开，说我们这儿有人食物中毒。”
一小时后，普莱施涅尔离开这家旅店，住进湖岸边上一家膳宿旅馆。他知道，在这次该死的歇斯底里发作后继续留在那里是不明智的。
起初，他因歇斯底里发作感到惶恐不安。后来，他又平静了下来。他在街上路达，不时回头张望，因为他担心，身后随时会传来汽车刹车的声音，然后出现几个坏家伙，一声不响抓住他的手臂把他带到地下室严刑拷打，因为他竟敢侮辱伟大的元首。不过，现在他在街上走着，并没有任何人注意他。他在书亭买了几份英文和法文报纸，头版刊登着几幅讽刺希特勒和戈林的漫画。他轻轻地失声一笑，但立即感到后怕，担心歇斯底里又会重新发作。
“我的老天爷。”他感叹道，“难道一切都过去了吗？”
他按施蒂尔里茨给他的地址，沿着空旷无人的街道朝秘密接头地点走去。教授回头看了几次，突然——又出乎自己的意料——旋转着跳起了华尔兹舞。他兴高采烈，如痴如醉地旋转着，按老式的跳法，鞋尖轻轻擦着地面，象本世纪初文艺演出中的舞蹈演员一样跨着步子，这种跳法他还没有忘记。
给他开门的是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
“奥托请我转告，”教授用接头暗语说道，“昨天晚上他一直在等您的电话。”
“请进，”男主人说道，普莱施涅尔便走进住宅，然而在没有听到“奇怪，我一直在家，看来，他记错号码了”的回答，他是无权进去的。
令人陶醉的自由空气恶毒地戏谚了普莱施涅尔教授：苏联情报人员的秘密接头地点已被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