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文学家被带走之后，施蒂尔里茨说： “他在一定程度上是精神错乱，失去了自制能力，难道你没有看出来？所有的科学家、作家、演员都是精神错乱，只是表现不同罢了。对他们应当用特殊的方法，因为他们是按他们自己设想出来的生活方式来生活的。把这个怪人送到我们的医院去做一个医疗鉴定吧。我们现在要做的重要工作太多了，不应当在这些只会信口开河乱说一气的人身上浪费时间，尽管他们或许是些很有才华的人。”
“但是他的言论俄是伦敦电台英国佬的广播…要不就像是与莫斯科一鼻孔出气的该死的社会民主党分子的主张。”
“人们发明无线电广播就是为了听的嘛。这下子他可听够了。不说了，这无关紧要。过几天再和他见面还是合适的。倘若他是位重要的科学家，那我们就去找缪勒或者卡尔登勃鲁纳，请他们发给他一份优厚的口粮，把他送到后方的山里，我们科学界的精华现在都集中在那里，也让他在那里工作。等到他得到丰足的牛油面包，在山里松林中有一所舒适的小房子，而且敌人飞机又不会来轰炸……到那时他就不再胡说八道了。不是吗？”
霍尔托夫冷笑了一下，说：“如果每个人都能在山里有一所小房子，有很多牛油面包，敌人又不来轰炸，……那谁也不会再胡说八道了。”
施蒂尔里茨仔细端详着霍尔托夫的脸，一直等到霍尔托夫再也忍受不住他那注视的目光，手忙脚乱地把桌上的文件材料由一个地方挪到另一个地方，只是在这时施蒂尔里茨才向比他级别低的同事爽朗友善地笑了笑……
第三节 1945年2月 15日20时44分
元首召集的会议速记记录。
出席会议的有：凯特尔，约德尔，赫维尔（外交部代表），党务办公厅主任鲍曼。党卫队高级总队长菲格莱因（帝国党卫队司令大本营的联络官），帝国工业部长施佩尔，以及海军上将福斯，海军少校吕德·诺伊拉特，海军上将冯·普特卡默尔，几名副官和速记员。
鲍曼：这是谁在那儿走来走去？太碍事了！军人先生们，请你们也小声点谈话。
普特卡默尔：是我请冯·贝洛上校和我谈谈空军在意大利的近况。
鲍曼：我不是指上校。大家都在谈话，乱哄哄的。真叫人厌烦！
希特勒：我倒不觉得碍事。将军先生，地图上还没有标出库尔良地亚地区今天的形势变化呢。
约德尔：我的元首，您没有注意到，这不就是今天早晨做的修改吗？
希特勒：地图上的字体太小了。谢谢您，现在我看到了。
凯特尔：古德里安将军又一次坚持要把我们的几个师从库尔良地亚撤出来。
希特勒：这计划很不妥当。目前伦让利茨将军的部队还留在俄国人的大后方，距离列宁格勒约四百公里，牵制了四十个到七十个俄国师。如果我们从那里撤出我们的军队，那么柏林城下的军事力量对比就会立刻发生变化，而且肯定是变得对我们不利，绝不会像古德里安想的那样。我们一旦从库尔良地亚撤军，那么柏林近郊的德军一个师就至少要对付三个俄国师。
鲍曼：元帅先生，您应当是一位清醒的政治家－－
凯特尔：我是个军人，而不是政治家。
鲍曼：在总体战的时代，军人和政治家是不可分的两个概念。
希特勒：要想把目前在库尔良地亚的部队后撤，根据利巴瓦战役的经验，至少需要半年的时间。这太可笑了。我们要夺取胜利，但是可供我们使用的时间却是用小时来计算；只能用小时计算！每一个有视觉可以分析事物，做出结论的人抓必须回答自己一个问题：胜利是否即将到来？我并不要求大家散出那种断然的盲目回答。我不喜欢昏头昏脑的盲目信心，我寻求的是理。险的信心。世界上还从没有过像同盟国那样的矛盾重重、离奇古怪的联盟。俄国、英国和美国的目的完全对立，而我们的目的所有德国人都十分明确。他们的行动是受不同的思想目标引导的。而被们却是为一个共同的目标所推动；我们的生活是服从这个目标的。他们之间的矛盾在增长，而且将来还要不断地增长，而现在我们这种空前的团结已经达到了坚如磐石的程度，这是我在这场艰苦而伟大的运动中长年累月为之奋斗的。企图通过外交途径或者其他方法促使我们的敌人联盟破产，这是空想。只是空想，那还算好，如果是惊慌失措，对未来悲观失望，那就更糟糕了。只有给敌人以军事打击，只有对他们显示我们不屈不挠的气概和无穷无尽的威力，我们才能加快这个联盟的结束，我们胜利的炮声一响，这个联盟就会土崩瓦解。没有任何东西能像显示实力那样对西方的民主国家发生影响。只有西方国家的张皇失措，再加上我们的军事打击，才能使斯大林清醒过来，别的任何东西都做不到这点。请注意，现在斯大林并不是在布良斯克的森林里，也不是在乌克兰平原上作战。他的部队现在是在波兰、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国土上。俄国军队和这些“异邦”直接接触之后，已经感到兵力不足了，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士气不振、军心涣散。然而我现在对俄国人和美国人并不十分注意。现在我的目光正在注视着德国人！只有我们的民族才有能力，而且也有责任夺得胜利！目前全国已经成了一个军营。我这里说的全国是指德国、奥地利、挪威、匈牙利和意大利的一部分，捷克和波西米亚被保护国的大部分领土、丹麦以及荷兰的一部分。这些地方是欧洲文明的心脏。这是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聚集荟萃的地方。胜利的物质力量已经落到我们手中。我们是否能尽快地使用起这些物质力量去克敌制胜，现在就看我们这些军人了。请大家相信，一旦遭到我军几次致命打击后，同盟国的联盟就一定会上崩瓦解。他们各自的利己主义的利益将会压倒处理问题的战略梦幻，而占上风。为了促使我们胜利的时刻早日到来，我现在提出以下建议；党卫队的第六坦克军要在布达佩斯近郊开始反攻，这样一方面可以保证在奥地利和匈牙利的国家社会主义南方堡垒安全可靠；另一方面，还可以做好进攻俄国人侧翼的准备。请注意，正是在那里，在南方瑙吉考尼饶我们有七万吨石油，石油是在战争的动脉中搏动的血液。我宁肯放弃柏林，也不能丢失这些石油，因为它可以保障奥地利坚不可摧，保障奥地利与凯塞林元帅在意大利的百万士兵的集团军的联系。另外，“维斯瓦”集团军群要集中所有后备力量，利用波莫瑞的军事基地，向俄国军队的两翼发动决定性的反攻。帝国党卫队司令的部队要冲破俄国人的防线，插到他们的后方并掌握主动权；然后在斯德丁集团军的支援一下切断俄国人的战线。运输后备队的问题对于斯大林来说是所有问题中最大的问题。运输的距离对他很不利；相反，对我们却很有利。有七道防御线保卫着柏林，实际上已经把柏林变成一个坚不可摧的城市，这样我们就可以违反一下兵法的准则，从南方和北方战场上抽出可观的兵力，投到西方战场上去。我们是有时间的！斯大林需要两三个月才能重新部署好后备队，而我们的部队调动只需要五天；因为我们部队的调动距离不长，所以尽管我们违背了战略的传统做法，但是完全可以做得到的。
约德尔：不过最好还是能使这个问题和战略的传统做法一致起来…。
希特勒：现在我们不是谈具体的细节，而是谈整体、全局。细节问题，最后还可以在各参谋部由少数专门人员各成小组去解决。我们的军队现在有四百多万人，这些人已经组织成为一个强有力的反击的铁拳。我们的任务是再把这只反击的拳头化为一次歼灭性的胜利的打击。现在我们正处在1938年8月的边缘上。我们，德意志民族，是团结一致，同心同德的。我们军事工业所生产的武器是1939年的四倍。我们军队的兵力比那年多一倍。我们的仇恨使敌人闻风丧胆，我们必胜的决心坚定不移。所以我请问诸位：难道我们不能用战争赢得和平吗？难道巨大的军事胜利不能赢来政治的胜利吗？
凯特尔：正如党务办公厅主任鲍曼刚才说的那样，现在的军人同时还应当是个政治家。
鲍曼：您不同意吗。
凯特尔：我同意。
希特勒：元帅先生，我请您明天给我准备好具体的建议。
凯特尔：是的，元首。我们先搞出一个总体设想，如果您能同意，我们再去制定具体的详细内容。
会议结束了，与会者各自离去，这时鲍曼把两个速记员叫来，说：“请你们马上把我下面口述的内容译为密码，然后以元首大本营的名义分发给军队的所有高级将领…好，我现在口述：2月15日，我们的元首在大本营发表了历史性的讲话，在阐述了各条战线的形势之后，他强调说：‘同盟国的联盟是世界上前所未有的一种矛盾重重、离奇古怪的联盟。’”
第四章
第一节 “那边把我看成什么人了？”
——摘自（德国中央保安局第六处）党卫队联队长冯·施蒂尔里茨的党员鉴定：
“1933年参加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纯阿利安人。性格——坚定不移的北方性格。与同事的关系融洽。对自己的职责兢兢业业，认真负责。对帝国的敌人毫不留情。是位优秀的运动员，曾获柏林网球赛冠军。单身未婚；社会关系清白无污。曾受到元首的奖励和帝国党卫队司令的嘉奖…”
天色刚刚擦黑儿，施蒂尔里茨就回到家里了。他很喜欢早春二月，雪已几乎全部融化，每天早上高耸的松林树梢上映着一片晨光，仿佛是夏天已经到了，可以到莫赫尔津去，在那里垂钓或者在躺椅上休想。
他现在是一个人住在离波茨坦很近的巴贝尔斯堡郊区一所小住宅里，他的女管家由于敌机无休止的轰炸得了神经衰弱症，一星期前到图林根她侄女家去住了。
现在给他收拾房间的是“找猎人去”酒馆老板的年轻女儿。
“她大概是个萨克森人，”施蒂尔里茨一边看着姑娘用大吸尘器打扫客厅，一边这样思忖着。“黑黑的皮肤，蓝蓝的眼睛。她说话虽然带点柏林的口音，但是尽管如此，她大概还是从萨克森来的。”
“几点了？”施蒂尔里茨问。
“七点左右吧－－”
施蒂尔里茨微微一笑，他想道：“是个幸福的姑娘……她竟然可以说‘七点左右’。世上最幸福的人是那些可以自由自在地支配时间，丝毫不用顾忌后果的人……不过她的的确确讲的是柏林话。甚至还夹杂一些梅克伦堡的方言－－”
忽然他听到有辆小轿车驶来的声音，就喊道：“姑娘，你去看看谁来了？”
过了一会儿那位姑娘走进他那间不大的办公室，他正坐在壁炉旁的一个沙发椅上。姑娘说：“是一位警察局的先生来找您。”
施蒂尔里茨站起身来，伸了一下懒腰，关节咯吱咯吱地响了几下，然后就向前厅走去。在前厅站着一个党卫队六级小队长，手里提着一个大篮子。
“联队长先生，您的司机病了，我替他把口粮送来了……”
“谢谢您，”施蒂尔里茨回答说，“放到冰箱里去吧。这位姑娘会帮您的。”
党卫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