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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尔穆特把自己的帽子向耳朵上拽了拽。那一阵浑身发冷的感觉过去了。
“幸好下雨了，”他在想，“好在有了一点动静。当你在等待的时候，四周悄然无声，那就不好了。如果飘起雪花或者下点雨，你就会觉得不那么孤独。”
蒙蒙细雨还在下着，可是乌云突然散开了。高高的天空露出一道蓝莹莹的缝隙和一小块白花花的太阳。
“春天来了，”赫尔穆特心想，“用不了多久就可以看见青草了…”
这时他看见街道转弯处驶来一辆公共汽车。赫尔穆特正要转身跑回去接凯特，但他发现公共汽车后面驶出几辆黑色小汽车。它们不顾一切交通规则，横冲直撞地向孤儿院疾驶而去。赫尔穆特又感到两腿发软，左手发凉。因为这是盖世太保的汽车。此刻他的第一个愿望是想逃跑，但他明白，他们会对奔跑的人产生怀疑，这样一来，那个俄国女人和他女儿立刻就会被抓住。他们会把她带回去。他害怕这会儿他又犯病，他会在昏迷状态中被他们抓走。“然后他们抓住我的女儿，脱去她的衣服，把她抱到窗前，可是春天刚刚来临，将来还会暖和起来。要是这样…她，就是那个俄国女人，听见枪声会明白一切的。不能让…”
赫尔穆特走到柏油马路上，突然举起巴拉贝伦手枪，瞄准第一辆汽车的挡风玻璃，一连开了几枪。他听见自动枪的射击声，在感觉到此生最后的疼痛之前，他所想的最后一件事是：“我还没有告诉她，我女儿叫什么名字…”
这个念头又折磨了他一会儿，接着他便死去了。
“不，先生，”女护士对梁勒说，是她亲手把小女孩交给赫尔穆特的，“这最多是十分钟以前的事……”
“小女孩在什么地方？”满头白发的老密探沉着脸问道，他努力避开不看那个染了发的同伴的尸体。尸体横躺在朝门口的地板上。看得出此人年纪很大，大概他最后一次染发时间相当长了，因为他的头发已变成双色的——发根是红色的，发梢是浅褐色的。
“依我看，他们乘汽车走了，”另一个女护士说，“当时他旁边停着一辆汽车。”
“怎么。小女孩自己上的汽车？”
“不，！”那女人一本正经地说，“她自己上不了汽车。她还是个吃奶的孩子…”
缪勒说：“把这里认真检查一遍，我该回去了。第三辆汽车马上就到，它已经开出来了。…小女孩是怎么上的汽车？”他在门口转过身来问道，“是一辆什么样的汽车？”
“大汽车。”
“是载重汽车？”
“是的。是绿色的…”
“这里有点不大对头，”缪勒说着打开房门，“把周围的房屋搜查一遍…
“周围都是些废墟。”
“那也要好好搜查一下，”他说，“总之，这一切简直太荒唐了，实际上是无法工作的。我们无法理解外行谍报员的逻辑。”
“也许他是个狡猾的职业谍报员？”满头白发的老密探抽着烟说。
“狡猾的职业谍报员是不会到孤儿院来的。”缪勒忧郁地答了一句，然后走出去了。
他刚刚跟朔尔茨通过电话。朔尔茨告诉他，在伯尔尼的秘密联络点，那个送密码的俄国联络员自杀了。
1945年3月13日16时11分
鲍曼的档案工作小组给施伦堡打来了电话。
“发现一些情况，”工作人员对他说，“您要是能来一趟，支队长，我们准备给您看几份文件。”
“我马上就来。”施伦堡简单地回答说。
第十八章
第一节
他赶到工作组，还没有来得及脱衣服，便匆匆走到桌。前，拿起摆在桌子上的几张纸。
他急急地把文件浏览一遍，吃惊地耸了耸眉毛，然后不慌不忙地脱了衣服，把大衣扔在椅背上，绻曲着左腿坐下来。文件的确非常有意思。第一份文件中写道：“在某一天，应该把卡尔登勃鲁纳、波尔、施伦堡、缪勒隔离起来”。缪勒的名字用红铅笔勾掉了。施伦堡在一个光洁的小纸片上画了一个大问号。他的口袋和办公室里都保存着这种小纸片，以便记事。“应该认为，”文件中继续写道，“隔离上述盖世太保和保安处领导人，很可能是一种独特的抽象行动。寻找这些被隔离的、负责具体问题的领导人，将成为所有那些可以从此事得到好处（无论是从战术观点、还是从战略方针的观点来看）的人最揪心的问题。”
接着文件中开列了一百七十六人的名单。“盖世太保和保安处的这些军官可能不是通过主要事件，而是通过一些次要的细节或多或少地阐明帝国外交政策的关键问题。毫无疑问，他们中的每二个人都不知不觉地充当了一块镶嵌图案；从个体价值的观点来看，它毫无意义，可是同其他的镶嵌图案拼凑起来，它便成了无价之宝。由此可见，这些军官可以向帝国的敌人提供帮助，而这些敌人则企图以国家社会党建设的实践来败坏该党的各种崇高理想的声誉。从这个战术观点来看，如果上面列举的每个军官汇集到一起，就会形成对帝国不利的气候。遗憾的是，在这种借况下，无法在党的方针政策和党卫队的工作实践之间划一道严格的分界线，因为这些军官全是1921年至1935年期间加入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宿将。因此，隔离这些人也是合理合法的。”
“显然，”施伦堡突然想道，“他，我们党的领袖，在卖弄字眼。我们把这叫做‘清洗’，可他把这叫做‘隔离’。这么说来，应该把我隔离起来，而缪勒却应该受到保护。说实在的，我没有料到这一点。但是有趣的是，他们居然把卡尔登勃鲁纳的名字留在名单里。不过这一点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缪勒总是待在暗处，只有一些特工人员知道他，而卡尔登勃鲁纳现在是世界闻名的人物。名利思想坑害了他。而我受害的原因是，我想成为一个对帝国有用的人。有这么一种奇谈怪论：你愈想成为对自己国家有用的人，你所担的风险也就愈大；像我这样的人，居然无权把早已成为个人秘密的国家机密带进坟墓。像我这样的人，应该被清除掉——突然而且迅速…像清除海德里希。我确信他是被我们自己的人暗杀的…”
他仔细看了看那些被列为准备“隔离”的人的名字。其中有不少人是他的部属。第一百四十二人是党卫队联队长施蒂尔里茨。
缪勒的名字从名单中勾掉了，而施蒂尔里茨的名字却保留下来，这证明纳粹党的档案工作草率得可怕，充满混乱。鲍曼在疏散前的两天内作了关于修订名单的指示，但是匆忙中漏掉了施蒂尔里茨。这下搭救了施蒂尔里茨——不是逃避了鲍曼的代理人的“隔离”，而是幸免于施伦堡的亲信们的“清洗”……
第二节 1945年3月13日17时02分
“出什么事了吗？”缪勒回到地下室的时候，施蒂尔里茨问道，“我不知为什么心里很着急。”
“您做得对，”缪勒附和说，“我也着急。”
“我回想起来了。”施蒂尔里茨说。
“确切地说是什么？”
“那个俄国女人的手提箱上为什么留下了我的指印－－顺便提一句，她现在在哪里？我想，您会安排我同她会面，也就是说，当面对质。”
“她在医院里。很快就把她送到这里来。”
“她出什么事了？”
“她没出什么事。只是罗尔夫为了让她招供，对她孩子做得有点过火。”
“撒谎，”施蒂尔里茨明白了。“如果凯特真的招了供，他就不会让我在这里拖延时间了。他说的情况接近真情，但他在撒谎。”
“好吧，时间暂时还来得及。”
“为什么‘暂时’呢？时间完全来得及。”
“时间暂时还来得及，”施蒂尔里茨重复一句，“如果您真的对手提箱引起的这场忙乱感兴趣，我就回忆一下。这要使我增添几根白发，不过真理总是要胜利的——这是我的信念。”
“令人高兴的是，我们的信念是一致的。请列举事实吧！”
“为此，您必须把当时在克别尼克大街和拜奥列特大街封锁区内值勤的警察全部找来。我在那里停留过，甚至在我出示了保安处的证章之后，他们仍然不让我通过。于是我只好驱车来到绕行道，那里也不让我通行，我被拥挤的车辆和行人堵在那里。我下车步行走过去，想看看发生了什么事。我想到那里给施伦堡打个电话，可是两个警察拦住了我。其中一个警察很年轻，但是满脸病容，很可能
是个结核病患者。他同伴的相貌我记不清了。我向他们出示了证章，然后走过去打电话。那里站着一个带孩子的女人。我从瓦砾堆里把童车拿出来递给她，然后把几只手提箱挪了挪，使它们离火灾现场远一些。您可以回想一下轰炸之后找到的那只手提箱的照片。这是第一点。请您把发现这只手提箱的地点和那个女报务员居住的地址对照一下，这是第二点。请您把那些在封锁区目睹我帮助受害者搬运手提箱的警察们找来，这是第三点。如果我这些证据有一条是假的，那么请给我一支装有一颗子弹的手枪：我只好用这种办法来证明我是清白的。”
“嗯，”缪勒嘿嘿一笑，“怎么办？让我们试一试吧。先听听我们德国人的意见，然后再同你们那个俄国女人交谈。”
“同我们的俄国女人！”施蒂尔里茨也嘿嘿一笑。
“好了，好了，”缪勒说，“别抓我的话把儿啦…”
他出去给警官学校校长、党卫队一级突击大队长赫尔维格博士打电话，而施蒂尔里茨继续分析局势：“他们纵然击败了凯特姑娘——刚才他专门提到她的儿子：他们可能要折磨孩子，而她经受不住这一点，但是，反正他们在某一方面遭受了挫折，否则他们会把凯特送到这里来……如果普莱施涅尔在他们手里，他们也不会等待，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拖延时间是愚蠢的，会因此而丧失主动权。”
“他们给您吃东西了吗？”缪勒回到牢房里，问道，“我们吃点东西吧？”
“倒是该吃东西了。”施蒂尔里茨同意了。
“我已经吩咐上面的人给我们送点吃的来。”
“谢谢。您通知那些人了吗？”
“通知了。”
“您的脸色很难看。”
“唉，”缪勒挥了挥手，“我能够活着就不错了。您为什么要狡猾地强调‘暂时’呢？‘暂时还有时间’。请您谈谈自己的看法，您究竟是指什么？”
“当面对质以后我立刻告诉您，”施蒂尔里茨回答说，“现在对您说这些没什么意思。如果我的清白得不到证实，那就没有必要说了。”
牢门打开了。卫兵端着一个蒙着浆硬的白餐巾的托盘走进来，托盘上摆着一盘肉、几片面包、一块奶油和两只鸡蛋。
“在这样的监狱里，而且是在地下室里，我倒是希望美美地睡一两天。这里甚至听不见炸弹的爆炸声。”
“您再睡一会儿吧。”
“谢谢。”施蒂尔里茨笑起来。
“笑什么？”缪勒微微一笑，“我说的是真的…我佩服您的沉着。想喝点酒吗？”
“不，谢谢。”
“您滴酒不沾？”
“我喜欢喝白兰地恐怕您是知道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