０００余元”。
几经过往，王锡珍感到王淇等人“生活浪漫，政治上无什么认识，他们的动机是对国民党腐败的统治不满，待遇太低生活苦，投向共产党带有浓厚的投机性”。她对王淇等人指出，他们的要求中共是难于满足的，但仍可保持联系。王淇同王锡珍商定了再次接头的时间，然而王锡珍如约接头时，王淇却爽约未到，结果这条线断了。
中共地下党还了解到，“重庆”号舰长邓兆祥，为人正直，有民族气节，并与国民党海军当局有一定的矛盾，遂通过某些渠道，设法和他搭上话，小心翼翼地试探有无脱离蒋介石集团的可能。
由此可见，包括毕重远在内，为使“重庆”号脱离国民党，起码使之不能用于内战，中共起码有四路人员在暗中运作。但因为这四路人员分属不同地方、不同系统的中共地下组织，又均是采取单线联系的方式，所以他们互不相知，处于各自为战状态。
夺取武器是关键，打入司令走廊／
有左轮枪和冲锋枪，不知有没有子弹／
最初的方案：在航行中起义
在庞大的现代化军舰上实施起义，控制住舰上的主要部位，制服可能遇到的反抗，应付难以预料的种种不测，关键是要掌握舰上的全部轻武器。毕重远曾以后甲板清洁班长的身份，进行过查看，得知全舰的轻武器，都锁在司令走廊的橱柜内和枪架上。
《我在不寻常年代的特别经历》 第一部分毕重远：年轻水兵策动了“重庆”号起义（7）
司令走廊，是军舰停泊时的指挥中心，舰长、副舰长和军需长等舰上的首脑人物，都集中住在司令走廊周围。正因为这是个要害部位，所以昼夜２４小时，有官兵５人轮班值勤。副长、协长或枪炮长，不时来督促检查，非值更人员，一般严禁靠近此处。
如何获得这批武器，以保障起义的成功呢﹖毕重远思索再三：强行夺取，司令走廊警戒严密，不易攻入。而且舰橱中虽有枪支，可有没有弹药却不清楚，如果没有弹药，则枪支无异于烧火棍，强行夺枪的行动只会贻误战机。因此最可靠的方式是智取，设法打入司令走廊，担任舰橱的值更人员，先摸清情况，在起义时不惊动任何人，就掌握武器。
当这一认识形成，毕重远便开始在值更的水兵中物色争取对象，但经反复观察思考后，决定放弃这种做法。因为摸清和掌握武器关系重大，稍有不慎，将使起义功败垂成，必须慎之又慎，只能由自己亲自操作。
司令走廊的值更人员，必须是舱面的枪炮兵或帆缆兵，毕重远恰好符合条件。由于士兵出走，轮值的人员少，轮值间隔的周期很短，司令走廊值更责任重，要求严，很辛苦，有些值更的水兵希望卸掉这份差使，这给打入司令走廊提供了机会。
果然，担任司令走廊舰橱值更的吴德周，听好友毕重远说愿替换他，十分高兴。毕重远担心自己主动要求值更会引起怀疑，就鼓动由吴德周提议调换，恰好负责安排值更的副舰长办公室军士长汤博文，与毕重远的关系也相当不错，随即同意他俩调换。
毕重远在值更的第一个夜晚，就弄清了搁置枪弹柜橱的钥匙放在何处。他首先打开了搁枪的柜橱，经清点确知有３０多支左轮手枪、１２支冲锋枪，足够起义时用了。几天后，他又打开了子弹柜，看见里面装满了子弹时，他高兴得心都要跳出来了。
舰上武器的情况摸清后，传来军舰将前往青岛执行任务的风声。毕重远认为：如果军舰果真开赴青岛的话，对发动起义是十分有利的。在航行中起义，一切启动舰只等事项全都免了，而且军舰航行时，在司令走廊值更的５名官兵，只有一人留守，其余的人都随舰长上舰桥。只要毕重远能争取留守，就可轻而易举地使起义者获取武器。起义的时间预定在夜间航行到胶州湾成山头一带时，用武力控制住舰桥，迫使舰长不转向青岛而直驶烟台，顺利的话，拂晓之际军舰已在神不知鬼不觉中到达解放区。
“重庆”号去向突变，航行中起义计划难以实施／
杨际和说：“你们一定要在停泊中起义，我就不干了”／
赴江阴的迹象越来越明显
２月１７日，“重庆”号起锚，驶向吴淞口，“士兵解放委员会”的骨干见此，不禁心间暗暗喜悦：刚刚谋划好起义，军舰就起航了，真是天遂人愿。谁知，军舰才驶出黄浦江口，便抛锚待命。
不久，即有消息说去青岛拖浮动船坞的任务，已由“峨眉山”号登陆舰执行。对“重庆”号的去向，众说纷纭。有说将开往台湾，运送银元；有说将前往江阴，阻击“共军”渡江。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打乱了毕重远他们原定的计划。如果军舰开往台湾，还可见机实施航行中起义；但若军舰驶入江阴，承担阻止解放军渡江任务的话，麻烦就大了。江阴一带江面狭窄，军舰掉头困难，且完全暴露在江阴国民党军炮台炮火射程内，起义将冒舰毁人亡威胁，失去起义原有的影响和意义。
毕重远同几位起义骨干商议，为了避免驶入江阴，使起义流产或失败，应根据新的客观情况，变原定的航行中起义为停泊中起义。但停泊中的起义，要比航行中起义难度大得多。军舰的起锚、启动和准确使用电罗经、航海图，最短也需４—６小时，这期间一旦出什么纰漏，就会受到周边国民党军其他舰只和空军的围攻，而“重庆”号只能束手待毙。
尽管有如此风险，陈鸿源、眭世达、于家欣等人，都宁愿冒险停泊起义，也不愿驶入长江内坐失起义机会。毕重远见几位骨干有决心，遂在２８１雷达室召开有更多人参加的会议，提出在吴淞口实施停泊起义，趁夜深人静，突然暴动，把军舰开到解放区。
由于停泊起义风险很大，同时谈论的不再是起不起义，而是立即实施起义，将愿望转为行动，有些人思想准备不足，难以适应，与会者中出现了较大的分歧。有的人犹豫不决，有的人感到势单力薄。
正在争执中，刚刚发展的成员杨际和来到２８１雷达室，见聚集了很多人，埋怨道：“你们这么多人在这里开会，不要脑袋了﹖”他得知要在停泊中起义，认为太危险，拼命反对，也不愿听任何解释，激动地说：“如果你们一定要搞停泊起义，我就不干了！”说罢气冲冲离开会场。结果此次会议没能就起义细节进行讨论，便不欢而散。
杨际和的行为，使毕重远感到越是临近起义越要谨慎从事。为防止出现意外，他立即通知发展杨际和的人，对杨佯称“多数人不愿停泊起义，已经散伙不干了”。
就在这之后，雷达室的于家欣探知舰上来了两名长江引水员，去江阴的航行图也已准备出来了。紧接着，满载的驳船相继靠上军舰，把弹药、油料、给养、淡水补充得十分充足。赴江阴的迹象已经非常明显，而且迫在眉睫，起义行动，再也不能延误了。
２８１室的策划并未停止，起义的具体方案十分周密／
还是有人在起义前游移，２月２１日动手的最初计划，未能实施／
舰方已闻起义风声，情况更趋急迫
鉴于形势紧迫，毕重远在向不可靠人员散布起义策划终止的同时，更加紧了具体方案的制定，对停泊起义的每一个环节推敲研究，以求万无一失。
轮机部门的王元方、刘懋忠、张启钰等人，一方面加紧同经验丰富的轮机技工们联络感情，同时准备草拟一道开航的假命令，以便唤起技工们发动轮机，保证在不惊动全船的情况下，把机器启动起来，按时开航。眭世达负责起锚或在紧急情况下将锚链弄断。于家欣负责从上海到烟台的航行准备，监视甚至在紧急中操纵航行。
此外，在起义开始就切断全舰电路、警报系统，控制无线电台；整个起义过程中严格控制军舰几个关键部位、几个重要通道的分工安排；如何对待舰上的军官，如何对待反抗者；行动中如若国民党军方发觉，派军舰、飞机追击，如何对付；一旦军舰搁浅，怎样处置等等，方案都顾及到了。
大家对年纪最轻的毕重远，在谋划大事时显示出的老练成熟，无不感到惊讶和钦佩。这是因为他们还不知道，毕重远已是入党多年的“老革命”了，多年的学生运动，锻炼和培养了他的组织、策划能力。
当具体方案拟就后，毕重远、眭世达、于家欣等决定，在２月２１日毕重远于０至４点在司令走廊值更时，发动起义。２０日，他们分头通知有关的人员，明日凌晨行动。
《我在不寻常年代的特别经历》 第一部分毕重远：年轻水兵策动了“重庆”号起义（8）
这毕竟是在国民党严格控制区域内的行动，从锚泊处出长江口，还有相当距离，都处在吴淞要塞的火力控制中；在“重庆”号不远处，还锚泊着英国驱逐舰“紫石英”号；如若将军舰开到已解放的烟台，途中要经过由美国舰队控制的青岛外海。可能会遭到美舰的拦截；此外，国民党方面一旦发现起义，派飞机追击的话，以军舰抗衡飞机，也将有一场殊死搏斗。
为了自己的信仰，将生命置之度外，这对一个中共党员来说，应是理所当然；但对多数群众，特别是那些刚刚因为对国民党统治产生不满，刚刚形成对光明和平的渴望的青年，就马上让他们将某种情绪转化为行动，而且可能要以生命为代价，就显得非常难能可贵了。因此，如果他们有迟疑、彷徨、畏难甚至恐惧情绪，都是不足为怪，可以理解的。
意料之中的事果然发生了，有些水兵听说第二天凌晨起义，感到太突然，希望再往后推迟些时日，有的人甚至在通知起义后，擅自离舰不归，致使２１日起义的计划未能实施。一些态度坚决的水兵，对此非常恼火。而毕重远感到在此紧迫关头切不可焦躁，他推算了一下，自己下次值更在２５日，暂将起义推迟至那时，目前要务，是对思想准备不足的人，加紧做工作。
２月２３日，副舰长牟秉钊突然离舰，前往南京海军部。据说是舰方准备对舰上的混乱情形加以整治，并对起义有所风闻，是到南京询示对策的。同时陈鸿源、眭世达、于家欣等人，都听到部分军官和水兵在议论纷纷：“有人要把军舰开到解放区去，把舰上的军官都关押起来。”
显然，有人走漏了风声。毕重远感到形势严峻，再不当机立断实施起义，几个月的准备筹划即将付诸东流，部分起义积极分子还可能惨遭迫害。就在此刻，毕重远接到南京姐姐的来信，说是胡玉民同志托她转告，要毕重远争取回南京，向地下党组织汇报“重庆”号上的情况。由此可见地下党对“重庆”号的关注。那么只有起义成功，把“重庆”号开到解放区去，才是最好地实现了党的意图。相反，如果他此刻离开“重庆”号，贻误起义战机，就辜负了组织的期望，眼下最重要的就是迅速完成起义的动员和部署。
即便有人打退堂鼓，也要在２月２５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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