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缅军的求援之声越来越急迫。１月２１日下午，缅军方代表飞抵设在孟育的中国突击队指挥部，请中国人民解放军越过红线，攻击国民党残军的梦百了、江拉重要据点，打掉残军的３、５两军，以解救王南昆、芒林被困缅军。
缅方的要求迅速传往北京，总参随即就此进行研究。总参谋长罗瑞卿说：“我们在缅甸访问期间，缅甸向我们介绍的都是胜利的情况，现在几次三番催促我们参战，可见他们现在处境困难。我以为要去就快去，送人情要早送。如果缅方吃大亏，受蒋残军重创，就会对我方有意见。在国际上，缅甸方面不怕，我们怕什么？马上通知前边部队抓紧准备。”
在罗瑞卿的意见报中央定夺的同时，王尚荣给昆明军区打电话传达了罗瑞卿的部署：按照缅方提供的情况准备，敌约４０００，我们使用８个营、２个便衣队。孟百了２个营２个便衣队，孟百了以西２个营，索永２个营，重点孟百了。
２２日凌晨３点，昆明军区接到作战部传达的罗瑞卿指示：“已经原则上同意配合缅军作战，但需要时间准备一下，我军尽量迅速出动。请缅军在芒林、王南昆咬住敌人，以待我军南下配合歼灭之。”
当天下午，周恩来批准了中国部队越过红线，解救缅军的作战计划。１５点，罗瑞卿要作战计划。１５点，罗瑞卿要作战部通知昆明军区。他还指示：孟百了以西２个营不去了，以免口张的过大。争取２５日打响。
王尚荣在打电话的同时，再次重申了作战纪律：一切行动一定要按双方协议的范围实施；力求不杀害居民；一定不要到老挝边境作战；抢、炮弹不能过湄公河，湄公河的汽艇不能打，靠岸的确系蒋残军的可以打。
自２５日开始的第二阶段作战，不如第一次顺利。因为纵深地段的地形不熟，容易迷失方位，原始山林阻滞了奔袭的速度，而残军则正相反。
经受了解放军第一次打击的残军，在逃出红线时，便制订了遇解放军攻击即逃，在逃中顽抗，以顽抗掩护逃脱，如果解放军穷追不舍，就退入老挝境内暂避的“保山计划”。因此，当国民党残军获悉解放军继续南下进击的情报后，便主动放弃了对王南昆缅军的围困，渡过湄公河，向老挝境内逃窜。柳元麟的总部，在此后被迫迁往台湾。
在两个阶段的作战中，解放军共歼敌７４０人，击毙敌师长２名，活捉敌副师长１名，捣毁了逃缅股国民党残军经营了１０多年的巢穴，协助缅甸方面解放了拥有３０多万人口、３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保障了勘界工作的顺利进行。
特别引起军方注意的是，这是解放军经历的一次前所未有的山岳丛林突击战。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和总参都非常重视对这次作战中的经验及教训的总结。１月２９日，周恩来亲自主持了有贺龙、聂荣臻、陈毅、刘伯承、叶剑英及王尚荣参加的会议，听取作战情况的汇报，并决定军委派工作组赴昆明，帮助总结此次作战的经验、教训。
２月刚过，一支总参副总长张爱萍牵头的工作组，奔赴云南。王尚荣带着极大的兴趣和关注，随工作组一同前往。不想刚到重庆，他就因心脏病突发，失去了对现代突击作战调研的机会。
１９６２年，军方感到多事而紧张的一年／
毛泽东说：恐怕又是“老大哥”搞了名堂吧／
发现这个会议的主题是批判罗瑞卿，并将其定性为反党分子时，
他感到分外的惊异
１９６２年，中国的财政经济形势终于又绽露好转的迹象。人们对国计民生的恢复和发展，又充满着期待。然而对肩负着守卫祖国疆土重任的人民解放军来说，这一年却是最多事、最紧张的一年。
《我在不寻常年代的特别经历》 第二部分王尚荣：最高统帅部的作战参谋（10）
在西北边疆，４、５月间由于苏联方面的策动和诱骗，新疆自治区的伊犁、塔城发生暴乱事件，阿尔泰、博尔塔拉、伊犁、塔城４个地区２２个县，有６７０００多边民，在围攻了当地党、政机关后，逃往苏联。此事件汇报到毛泽东那里后，毛泽东随即敏锐地指出：恐怕又是“老大哥”搞了名堂吧！
在东南沿海，台湾当局认为大陆正处于经济困难、人心不稳状态，是实施反攻的最佳时机，大肆叫嚣“光复大陆”，并积极准备在大陆东南沿海地区进行大规模军事进犯。
５月末，刘伯承担任组长的中央军委战略研究小组连续两天召开会议，研究东南沿海地区作战问题。战略研究小组连续两天召开会议。研究东南沿海地区作战问题。战略研究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王尚荣，和所有与会者都得出如下共识：蒋介石一定会乘我经济困难之危，来搞我们，他认定此刻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东南沿海出现战事的可能性概率是最高的。
王尚荣对总参作战部工作的布置，也是依照这一思路进行的；主要抓东南沿海问题，加强战备是目前压倒一切的中心，其他工作能摆脱先摆脱。不久，他又得知了毛泽东同罗瑞卿的谈话。
毛泽东分析说：根据目前情况必须有所准备。准备好了，国民党军不来也没坏处。山东、浙江、福建、江西、广东整个地区都要准备。如果今年国民党来进攻，就不让他上来，这样对我们比较有利。南下的部队可以公开行动，就是要叫蒋介石知道，目的是破坏他的进攻，推迟其行动。
在毛泽东谈话后，中共中央、中央军委随即又分别开会研究对蒋作战事宜。中央的会议决定由邓小平负责军工生产，李先念负责粮食准备。在总参的会议上，王尚荣提议：作战部现在就宣布进入战时状态。在近期拟订东南沿海地区作战的预备方案，主要考虑的问题是如何迅速把制高点控制起来；如何坚守岛屿；加强情报工作；通报防空问题。５个战备值班的师要在６月２０日前到达前线，到达后立即进行训练，岛屿部队要加紧抗登陆演习。
从１９６３年到１９６５年，王尚荣是在指挥打击蒋军的东南沿海的小股武装窜扰、海上窜扰、空中窜扰，到各军区勘踏地形，研究拟制中越联合作战方案的紧张工作中度过的。
作为一个军人，作为一个始终担负着前线作战指挥和协调重任的首长，他似乎没有时间旁顾其他。所以，当１９６５年１２月初，他被突然召去上海，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发现这个会议的主题是批判罗瑞卿，并将其定性为反党分子时，他感到分外的惊异。
会后他私下对老战友说：“定罗瑞卿为反党分子，我实在想不通，罗瑞卿会有什么问题呢？还不是林彪向毛主席告状，说罗总长有意夺他的权。”然而，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半年多后，他自己竟也成为“阴谋夺权者”，被揪了出来。
林彪说：对王尚荣要斗倒斗臭，宁愿提个连长当作战部部长，
也不要这些人／“我说过林彪身体不好，怕见风，也怕见水……”
彭绍辉悄悄透露了毛泽东的批示
周恩来对王尚荣说：我没有保护好贺老总
１９６６年８月２５日，总参外事局群众因对局长潘振武有意见，反对他作为毛泽东接见坦桑尼亚军事代表团的引见者。他们先向代总长杨成武、主管外事的副总长王新亭反映了意见，没有得到答复，就直接给毛泽东的机要秘书徐业夫打电话反映。徐向周恩来说既然群众反对，就先不要让潘振武引见了。
此讯传到总参，外事局的群众贴大字报庆贺，同时认为杨成武、王新亭包庇潘振武。作战部的群众随即也写了一张大字报，支持外事局的群众。他们写好后，来到作战室，要在这里开会的领导们签名。王尚荣不同意。可群众非要领导们签，说这是对毛主席的态度问题。王尚荣等领导无奈，只得在大字报上签了名。
这种事在“文革”初期司空见惯，可林彪出于要打倒贺龙的目的，借所谓“八二五事件”大做文章。他亲自煽风说：贺龙是个“刀客”，“到处搞夺权”。说贺龙夺军委的权，策划兵变，要把“贺龙的问题端出来”。而王尚荣是贺龙的爱将、老部下，“八二五事件”是王尚荣在夺总参的权与贺龙遥相呼应。
林彪给“八二五事件”定性是“反党行为，反革命行为，他们想全军性地搞政变，这不是小事。因此对王尚荣要斗倒斗臭，要罢官。宁愿提个连长当（作战）部长，也不要这些人”。
就这样，王尚荣被关押了起来，遭受到残酷的刑讯。和他关押在一处的，军中将帅有彭德怀、黄克诚、罗瑞卿、谭政、陈再道，党政领导有彭真、陆定一、林枫、李井泉、刘仁、万里、荣高棠。
当时，林彪集团给贺龙定下的主要罪状，就是策划军事政变。他们很希望通过逼迫王尚荣，得到想要的“证词”。整贺龙材料的人，一次次到关押王尚荣的地方，要他交代在贺龙家与北京军区政委廖汉生、装甲兵司令许光达等策划兵变阴谋的情况。王尚荣说他从未在贺龙家和许光达单独见面；更没在贺龙家同时见到过廖、许两人。
材料组见从王尚荣这儿，实在抓不着什么用以陷害贺龙的证据，便要他交代如何吹捧贺龙，攻击、污蔑林副主席的。王尚荣说：“我对一些军区的负责人说过：林彪不在北京时，军委工作是由贺龙主持的。他照顾大局，接近群众，关心干部。”“我对个别同志说过林彪身体不好，怕见风，也怕见水。是听杨成武、肖华说后才知道的。”气得材料组的人一个劲儿地叫他“不许继续放毒！”
林彪叛逃、机毁人亡的“九一三事件”两年后，毛泽东在一次接见参加军委会议的老同志时说：“看来对贺龙同志是搞错了。我要负责呢。”他提出还有一些案也要翻，“我是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
贺龙的案要翻，这就使得因揪贺龙而遭陷害的王尚荣的平反出现了希望，可平反之事却迟迟没有下文。１９７４年７月末，由毛泽东介绍入党的独臂将军彭绍辉，悄悄告诉黄克，在周恩来的关心和过问下，毛泽东已亲自做了批示：杨成武、吕正操、余立金、王尚荣，一定要出席八一建军节招待会，而且要见报。
７月３１日，王尚荣同杨成武、吕正操、余立金在三座门，受到中央军委部分负责人的接见。接见的时候，叶剑英、邓小平等都到场了。作为主持者的王洪文，说了些无关痛痒的话。邓小平的讲话开诚布公，简短而明了，要大家正确对待。
时为军委常委的张春桥发言最长，他说关于贺龙，毛主席早有指示，因为工作忙，办得晚了。他还阴阳怪气地说这些将军们在“文革”中是有错误的，并点了吕正操的名。吕正操当即顶了一句：“做工作哪能没错误？过去工作有错误，今后让我工作，也还会有错误！”
在八一建军节招待会前，中央政治局除了毛泽东外，所有政治局委员也同杨成武、吕正操、余立金、王尚荣见了面。
当周恩来与王尚荣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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