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施工所的工程绝大多数在中南海里面，也兼管紧靠在红墙外的政治局委员和书记处书记的住所，例如在任弼时去世后，成为中共中央第五位书记的陈云在中南海东墙外的住所，就是田恒贵到第一施工所后，带领工人去修缮的。
中共中央部分机关和党的领袖进入中南海以后，办公、公务、住宿用房，都是利用这里原有的旧殿堂、楼阁和房屋，这些都是年久失修的老建筑了，有的栉风沐雨百多年，属于危房了，要使用必须先加修葺。此外，可利用的旧建筑都利用上之后，办公、住宿用房仍然有些紧张；有些建筑只能凑合一时，不适宜长期使用，因此还要新兴建一些房屋。这些工程，有些也由第一施工所来完成。
在过去的战争年代，在刚刚进入北平以后，中央机关一直没有一支专门的房屋建造维修队伍。第一施工所组成以前，即便是中南海里的建造维修工程，也都是承包给社会上的营造厂或从营造厂雇用工匠来做。
但阶级斗争的弦马上就绷紧了，尤其是担负着警卫责任的部门，他们认为临时雇佣的人，很难一下全摸清他们的背景底细，给这他们与党的领袖和中央机关近距离接触的机会，总有几分潜在的威胁；而且施工的过程中以及施工后的质量也有些问题，还时不时发生一些扯皮的事情。
因此，中央负责行政工作的部门决定自己组织人员，成立自己的专门修理队伍。从有关资料上看到，中直修办处的人员除了像田恒贵等来自北方地区的人员外，还有从上海、广州等地调来的。
第一施工所在中南海内有些与修建相关的事情，通常要同中央办公厅的警卫处和行政处接洽请示，警卫处的处长是汪东兴，行政处的处长是伍云甫，伍云甫调走后是罗道让。与第一施工所打交道最频繁的，是中央办公厅行政处的管理科科长毛维中。
从北京大学毕业的王权是第一施工所的负责人，他在北平解放前积极参加学生运动，是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外围组织成员。田恒贵说王权人很聪明，有活动能力。他开始在香山“劳大”搞基建，后来到了中南海。另外还有一位负责人，名叫李树森，是从革命老区来的。
《我在不寻常年代的特别经历》 第二部分田恒贵：中南海里的工程师（2）
刚进中南海的时候，田恒贵并不知道在中南海里住的、办公的都是些什么人，他只被告知那里是中央机关。而且进了中直修办处就强调纪律，要注意保密，不该问的不问。以致他在进了中南海两个多月之际，还不知道毛泽东就住在这里。
他第一次听说自己就工作在毛泽东居住的地方，是这一年的５月，在东八所会议室召开的一个报告会上。在这个会上做报告的，是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会议的主持者是当时中央办公厅行政处的处长协理何明孝。
田家英做的报告的题目是“学习《为人民服务》”，是他本人学习毛泽东《为人民服务》一文的心得体会。田家英说：作为革命干部，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他结合自己的实践强调：我们这些同志，都在毛主席身边工作的，很少有机会到下面直接为人民服务。然而直接为毛主席和党中央服务，实际上也就是间接的为人民服务，因此我们一定要做好我们的本职工作。田家英的这一课，给田恒贵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也为自己能工作在毛泽东身边感到无上光荣。
田恒贵说：“我们刚到中直修办处，去山东调我们的郭青山就向我们介绍情况，说为什么这么急着自己组织队伍，因为前不久从社会上雇的施工队在中南海施工过程中出了事。”
当时郭青山讲得比较含糊，也没有指名道姓。进中南海以后，中央办公厅行政处处长罗道让，又对新来的人员进行教育，田恒贵才对那次事故有了清晰完整的了解。
此事发生在第一次政协会议筹备期间，会议筹备的主要负责人、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住在中南海里的纯一斋院落，周恩来有时也在那里办公。院落里的房屋年久失修，需要修葺，就从社会上雇来施工队。按规定每天收工时，施工人员要把现场清理整齐，把材料堆放好，排除可能造成伤害危险的隐患，或对危险地段做出明显警告标志。
负责检查现场的，是行政处的一位老同志，他文化程度不高，也不太清楚施工现场的清理应该注意哪些问题。那天，施工队清理做得比较草率，老同志也未能发现隐患。
夜里，李维汉起来上厕所，从住所出来向院子西边的厕所走去，因为看不清楚，人也比较疲劳，在经过一个既没有认真遮盖、也没有做警示标志的水表井时，掉了进去摔断了腿。在他腿伤治疗期间，年长的林伯渠不得不更多地担负了筹备政协的工作。
田恒贵到第一施工所后负责的第一个工程，并不在中南海里面，而是在中南海东墙外的陈云住所。
陈云的住所曾经是李宗仁在北平时住的房子，当年有个代号叫１６１，现如今做了中央办公厅警卫局的幼儿园。那套房子因多年没修过了，房顶漏雨漏得厉害。因此必须进行大修，把房顶全拆了重新做。房子供暖的锅炉管道和暖气片，由于长年不用都坏了，也要全部更换新的。在小楼的后面，还新加盖了一间厨房。
因为是大修，房子里不能住人了，而且工期也不可能在较短的时间里结束，陈云夫妇就暂时住进了北京饭店。
联系修葺的事宜，是李树森跟田恒贵一起去的，和他们接洽的是陈云的秘书周太和。周秘书要田恒贵他们签署一份责任书，要求一个月完工。田恒贵觉得李树森是领导，就让他签名，但李树森说田恒贵是此工程的负责人，非要田恒贵来签。
签署了责任书又成为工程负责人的田恒贵，此时对陈云的寓所如何修建心里并没有谱。因为房屋的修建工程他此前从没有干过。他在山东工学院虽说学的是土木工程，实际上当时的学习广而不专。开了的课程有都市规划、道路桥梁、工程结构、水利工程等等。实习期间他干的是修筑战备公路，还建了一座公路桥。因为１９５０年１０月后开始了抗美援朝，山东是战备重点地区，结果房屋建造的工程倒一点也没有接触过。
旧房顶揭掉后，要重新钉屋面板、铺油毡、换新的石板瓦，但田恒贵对石板瓦的铺装工艺根本不清楚。施工的人员多数是李树森从河北平山县革命老区招来的，这些人政治上比较可靠，有的还是中共党员。但他们来自农村，只盖过乡村的土平房，对城市的高级住宅见也没见过，更不用说做比较讲究的装修了。因此，田恒贵就到其他工地去看，了解石板瓦铺装过程，并向有经验的人请教，然后将新学到的方法教给自己带领的施工人员。
房内的装修多是要求比较高的技术活，例如重新换顶棚，房间内的四周做灰线，修木地板，做高级油漆墙面等等，这些也都是农村来的施工人员从没干过的活计。于是从中直修办处请来了有经验的老木工、老油漆工，带着农村来的施工人员，边学边干。另外，检修暖气锅炉、拆换暖气设备以及电工的活计，也都是由中直修办处调来的专业技工带着做的。
农村来的施工人员能吃苦，有学技术的渴望，又虚心肯学，所以较快地掌握了一些房屋装修技能。有这样一支能吃苦肯学习的施工队伍，陈云住所的修葺工程进行得还算顺利。田恒贵自己也因负责这一工程，学到了一些学校没有教授的东西，比如铺石板瓦，高级装修，又比如供暖设备的安装，房屋的水电设计安装等。
在施工的进程中，原先和田恒贵签署责任书的周秘书将管理房修的事务移交了，接手的是陈云在东北时期的老卫士长。他调来北京的时间稍晚一点，但他对陈云的生活非常了解。
周太和是政治秘书，对一些生活细节的事务不熟悉，所以他做修建计划起草责任书时，考虑得不够周到，一些必需的项目没有列入计划。在工程进行之中，卫士长时常来查看，结果总是来一次就发现一些遗漏问题，提出一些增补装修项目。今天增加这个，明天增加那个，弄得田恒贵很伤脑筋和为难。
因为工程的时间限制，是根据原先修建项目内容定的，现在新增出一些项目，工期势必要向后拖。另外新增加修建项目，还涉及到增加预算的问题，一些材料要现购买现准备，这些都不是田恒贵能拍板定的，要向上一级主管汇报请示。
老卫士长的态度很好，一再承认是他们开始考虑不周，但不把发现的遗漏问题补上，总嫌美中不足。田恒贵就找第一施工所的负责人王权商量，王权说：写一个书面的东西叫他们签字。结果增增补补，工期又拖了一个多星期。
快完工的时候，陈云夫人于若木在下班后来看了房子，她在修建后的房间里感觉不错，表示满意。她上了二楼，看了陈云办公住宿的房间。这些房间铺的是木地板，由于多年没养护了，特别显旧；再加上施工时搬运材料，有些磨损的印迹，表面更粗糙了。于若木见此，提出是否可以给地板打打蜡。
田恒贵知道陈云住所的修葺，是可以包含地板打蜡项目的，但原来的预算里没有加入这一项。因此他又将这项费用做了计算，室内加上走廊，打蜡的面积共２００多平方米，需要２００万旧币，合后来的人民币２００元。现如今２００元已不算什么事，可在当时就不能说是笔小钱了。
《我在不寻常年代的特别经历》 第二部分田恒贵：中南海里的工程师（3）
陈云夫人听说要花２００万旧币，考虑再三，最后决定不给住所里的地板打蜡了。田恒贵当时听了于若木的这个决定很感动，觉得首长们要求自己挺严格，什么事都与国家的利益挂钩，能为国家节约一点经费就节约。陈云家的地板，最后真的没有打蜡。
当工程进入收尾阶段，有一天，周秘书来到现场，对田恒贵说：“首长住在北京饭店，一天要花许多钱，而且老住在那儿也不方便。现在房间里已经可以住人了，首长要搬回来住。”
随后，陈云夫妇就住进了１６１。田恒贵还带着人员在院子里施工，因此每天都能见到陈云夫妇。就他的观察，陈云当时工作很忙，早上很早就走了，晚上很晚才回来。陈云的夫人于若木，每天上下班都是骑着自行车。
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初，中央机关房屋修葺的任务竞相接踵，工人们都难得休息，晚上加班更是经常的事。陈云院子工程的最后结束，工人们从前一天一直干到了翌日凌晨２点多。田恒贵说在刚到中南海那两年，他就没有享受过休息日。
工程临完了，却差一点儿出个大事故。那天，一位老工人给小楼安房檐接雨水的白铁檐沟和水斗。因为修房时搭的架子已经都撤掉了，老工人就架一个竹梯子爬上去安装。梯子下面的地面是水泥的，挺滑的，在这种情况下应该有一个人监护扶着梯子，但他也没找别人来扶，自己就往上爬。
当他爬到房檐边时，梯子突然向后滑落，幸好院子里有一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