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２月２３日，周总理询问了接待、安全工作准备的进展情况，有关负责人亦向周总理请示了一些尚未定案的问题。
询问和请示的问题相当繁杂，有些问题是当时特定环境下产生的问题，６０年代以后出生，７０年代以后成长起来的人，可能对之知之不多。而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如今回顾一下还是蛮有意思的。
例如其中就有部分场所的毛主席像，是不是要移走的问题。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许多单位和公共场所都树立了毛主席的塑像，经暴晒雨淋有些遭损蚀。毛主席在同３０年代进入延安采访过他的美国记者斯诺再见时，对这种表面化、形式主义的做法表示了反感。林彪事件后，有一些场所的毛主席像被移走。此刻，有人提议将部分外宾会参观场所的毛主席像移走，当时不能说移走，而要说“请走”。周总理表示同意“请走”。
和塑像有点相关的是标语问题，街道的墙几乎都被涂红了，写上了毛主席语录或标语口号，一片“红海洋”。周总理提出可利用过新年的机会，把不合适的标语口号换掉。
请示的问题还有三军仪仗队三百余人的服装，是否新做？周总理同意做新的。后来，这个换了新装的仪仗队，给尼克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说：“中国的仪仗队是我看到最出色的一个。他们个子高大、健壮，穿着笔挺……在密集的行列中产生一种几乎使人认为行动受催眠影响的感觉。”
周总理很关心杭州飞机场、房子、马路的工程进度，询问何时能竣工。当听说１９７２年１月即可完工后，他一再强调要保证质量。
因中美尚未建交，故而周总理指示招待宴会不悬挂国旗。宴会上也不吃鱼翅。宴会上要请军乐队演奏，除了中国的乐曲外，还应该找一些美国的民间乐曲来演奏。他还提议有关方面了解一下，有没有带点革命性的歌曲。可以找些美国的纪录片，给有关的人员看看。
后来，乐队演奏就演奏了《美丽的阿美利加》《牧场上的家》等美国乐曲，《牧场上的家》的选定显然是含有用意的，因为这首乐曲诞生自尼克松的故乡，他很喜欢，而且在他的就职仪式上就演奏了这首乐曲。但据说江青听了排练，对选这首乐曲表示不满，认为“是为美帝国主义唱赞歌”，周总理听有关人员反映后说：“我记得这是一首赞美美国风光的曲子嘛，不要太‘左’了。”
关于招待美国方面的文艺节目，周总理指示由文化部通盘考虑。他认为上海的杂技不错，中央芭蕾舞剧团的《红色娘子军》，都可以演。电影则可以放《成昆铁路》、《红旗渠》、《沙石峪》这几部纪录片。
对于要不要赠送礼品，周总理说：如果是有纪念意义的，可以先提出设想来，再议一议。
周总理提出要对群众进行教育，在美国人来华时不要围观形成“夹道”，警卫人员也不要形成“封锁线”。招待的车子尽可能减少，要注意节约，而且车队太长也不好。为避免车队过长，可让记者先走，不要跟车队行动。
周总理最后嘱咐领导小组的成员：要遵照毛主席“一定要过细”和“戒骄戒躁”的教诲，把接待和安全工作搞好。黑格带领的先遣小组就要来了，为尼克松访华的行政事务和后勤、安全工作做安排，对他们可能提出的问题，要事先做好成分充分的准备。
与访问相关的材料，在很短的时间里，就相继编写了出来／
尼克松夫人爱吃土豆、无花果也写进了材料／
“她可能希望会见江青、邓颖超同志和宋庆龄副主席。”／
美国国务卿威廉？罗杰斯，“处事谨慎，老练圆滑”／
对格林的介绍有他“走到哪里，哪里就一定发生可怕的事件”等语
１２月２７日，周总理有关接待问题的谈话，向参加接待和警卫工作的负责人做了传达，同时提出要编写和整理一些材料，供参与接待的人员学习，熟悉相关的情况。
于是，有关国际形势的，有关美国当前战略、外交思想的，有关尼克松夫妇、基辛格及尼克松访华重要成员基本情况的材料，在很短的时间里，就相继编写了出来。
这些材料内容广泛而详尽，例如像尼克松夫妇、基辛格、随尼克松访华重要成员的材料，不仅有这些人的履历、政治背景、主要著述和观点，甚至还包括了这些人的性格特长、兴趣好恶、家庭成员和亲属的情况等细节。
《我在不寻常年代的特别经历》 第三部分张思之：“林彪”“四人帮”两案的审判（1）
当我知道委托我采访的对象，是差点成为江青辩护律师、并被指定为“两案”辩护组组长的张思之先生时，那尚未久远的历史画面，随即浮现在我脑海。
１９７９年与１９８０年之交，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已开罢经年，全党工作中心已开始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方面转移，中国仿佛正在跨进一个崭新时期。但人们又都朦胧地感到有那么一两件似了未了的大事，这其中之一，就是对林彪、江青这两个篡党阴谋集团主犯如何处置。
在那个时期，加强社会主义法制，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并使之具有权威性、稳定性、连续性，被视作防止“文革”重演的一剂良药，而为人津津乐道。但“批判的武器”总不如“武器的批判”更令人信服，人们期待从林彪、江青两集团主犯的依法制裁上，得到一个证实。
中秋时节，五届人大常委会议决：成立特别检察厅、特别法庭，审理林彪、江青两集团案。消息传出，举世瞩目。绝大多数国人，关注的是这伙祸国殃民的恶魔，受到严厉制裁的结果，以平抚内心怨恨的感情波澜。而由于历史、文化背景及涉身感受的差异，外国人更关注审理的程式和判决是否合乎法律的规范与公正，并由此推断中国未来法制建设的走向和推进的速度。因此在“两案”中为罪犯辩护的律师，成为外国记者追踪的热点。
的确，法律的尊严与公正，是靠检察官、审判官、律师三方共同维护的。在西方，律师拥有“护法使者”的美誉。但由于中国特定的社会环境，道德传统濡染，编织“护法使者”桂冠的，不是鲜花和橄榄枝，而是带刺的荆棘。谁替罪大恶极的妖魔辩护，谁就可能同妖魔一道，在公众的心目中遗臭。
也许正是因为如此吧，关于“两案”的追述，时下出了不少，对公诉方、对检察方、对审判方的描写，洋洋洒洒。其任务之艰巨、其工作之繁难、其对应之机敏、其正气之凛然……应写尽写，无需复加。而对同样是为捍卫法制权威与公正，受法庭指派的律师们，他们如何忍辱负重，抛开也曾受罪犯迫害的感情恩怨，承受着传统道德的社会压力，则无文从这一视角着力刻画。
想到这些，内心便有种去弥补某些缺憾的冲动。我怀着对把个人情感压抑在心灵最小的角落，将护法视为第一生命的人的景慕，叩响了张先生的家门。
被召集到一起时，这些往昔雄辩潇洒的律师，话语无多，气氛凝重／
指定的第一位组长坚辞不就
初见张先生，我的印象是他不太像几经唇枪舌剑后等待别人定夺的律师，而更像手攥裁决之权的大法官。微微下弯的嘴角，透着绝不轻易放弃自己成熟观点的执拗。难怪江青只同他见了一面，就断定“那个姓张的律师，是个什么‘长’字号的吧﹖一看就像代表官方的。”他出语温文尔雅，毫不急促，后发依然能够制人的自信和睿智，含而不露。
我虽然不了解“两案”审判的内情，但仅凭对中国国情及意识氛围的熟悉，也能推断出：不会有人主动提出要为“两案”的主犯们辩护。张先生证实了我的推断，“我们没人是自己找上门的，都是被法庭动员出来的，而且是苦口婆心的动员。”
特别检察厅和特别法庭成立后，司法部副部长陈卓，受命负责法庭管理工作。这包括法庭的布置，法庭的保卫，提供执法器具，组织律师辩护，联络证人出庭等等。辩护组成员的名单很快拟就，以北京、上海的专职律师和法学家为主；恰巧当时有两个法正在酝酿推出，一些外地的法学家来京讨论，又从中挑选了数人，共１８人，都是刑诉圈内知名人士。
陈卓亲自出马，按图索骥，不料一开始就吃了一瘪。原定辩护组组长、北京大学著名的法学教授陈守一，不仅对组长一职坚辞不就，而且在推荐由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甘雨霈替代自己后，反复声明对辩护组的工作一概不闻不问，理由是年事已高，身体欠佳。结果时任北京律师协会副会长的张思之，不得不勉为其难，担任辩护组组长，陪着陈卓，去动员其他人。
１７名组员，悄悄地住进了国务院第二招待所。他们被告知要严守秘密，甚至不能与家人联系。但是还是有人走漏了风声，一位准备做王洪文指定辩护律师的名字，出现在外电报道中。不少外籍记者四处打探这位辩护组组员，甚至把电话打到二招。走漏风声者，随即被取消了辩护人资格，整个辩护组又转移到了国务院一招。
在最初的几天里，这些昔日唇枪舌剑、伶牙俐齿的律师们，骤然大失水准，相对话语无多，气氛凝重。他们的职业和专长，决定了他们无缘在举世瞩目的法庭上，充当高举正义之剑的英雄角色。他们本来也没奢望什么，只想与国民一起分享嘲弄历史的小丑被绳之以法的人心大快。
然而命运之神无情地迫使他们放弃并不奢侈的期待，当他们由衷地呼唤林彪、“四人帮”其罪当诛之际，历史偏偏把他们推上为举国皆曰可杀的林彪、特别是“四人帮”集团主犯辩护的法庭，却丝毫不理会这些罪犯恰也是他们、乃至他们至爱亲朋蒙受的劫难厄运的制造者！私人的恩怨，亲情的恩怨，全体国民的恩怨，与职业信条的矛盾，在他们内心剧烈冲突。谁愿被指斥为助虎的伥鬼？谁愿用自己的清白，去同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的罪犯一道远扬恶名做交换﹖
感情冲突，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使律师们望案生畏的，还在于林彪、“四人帮”案件的特殊和复杂。“两案”发生在“文革”期间，当时的基调是“党内路线错误被林彪、‘四人帮’利用了”，因此林、江等人的罪行，同党内的路线错误是分不开的。然而律师没有被赋予判定是路线错误，抑或犯罪行为的权利，这个事关重大，不能由律师定。这一特殊性不仅决定了政策把握的繁难，同时决定了律师的作用，没有太多的发挥余地。
处于此种无论从哪个层面衡量，都以退避为妙的境地，辩护律师们的确难以兴奋。因此，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去责怪坚持不为林彪、“四人帮”辩护的律师；而对那些心底无私、忍辱负重走上辩护讲坛的“护法使者”，我们怎能不向他们表示崇高的敬意！
翻阅案卷、介入审判的准备是仓促而紧张的，公诉方面的工作，至此已经进行了不止一年；而从辩护组集合到开庭的时间，则仅在一月之间。
江青提出“请律师替我说话”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