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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不寻常年代的特别经历》 第一部分赵浩生：历史舞台前的特殊看客（7）
耶鲁大学教授的位置是极诱人的，赵浩生和他的夫人今泉智惠均在此占有一席之地。难怪当赵浩生的好友、已经成为世界级船王的董浩云，请他出任办得蒸蒸日上的海上大学校长时，他考虑再三后还是婉拒了。
赵氏夫妇在风景如画的汉姆敦，购置了一所欧式的漂亮而舒适的宅院，在此生育了一双儿女。儒雅的职业，稳定的收入，优裕的生活，圣人般贤淑的妻子，健康活泼的儿女，“人生幸福的要旨似乎已经齐备了。”记得第一次同赵先生见面时，同坐的叶松根先生也打趣说：“拿美国薪水，娶日本太太，徜徉中国山水……人间的美事，让你占全了！”
然而，沉湎于安乐不是赵浩生的性格，耶鲁的象牙之塔里，太少跌宕的宇宙流；常春藤围墙内的天地，总嫌狭小。自从记者生涯给了他敏锐的新闻目光后，他已经不可能对人世间的焦点冷眼相向；凡事关祖国和同胞，就不可能不勾起他置喙的激情。
在授课的同时，赵浩生创办了“海外观察”专栏，从此，世界各地的华文报刊，每周都会刊登一二篇发自“海外观察”专栏的文章，赵浩生的名字，在广大海外的华人世界渐渐有了知名度。
当时的美国，有着世界最先进的资讯媒体，可以最快捷地了解到来自世界每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大量的信息，经过赵浩生的取精用弘与思辨，遂成一篇篇有声有色的报道，或深中肯綮的评论。
作为一个华裔，在美国采访撰稿，并在新闻媒体确立自己的地位，个中的甘酸苦辛，是未涉足者难予体尝的。１９６２年２月，美国制造的“友谊七号”宇宙飞船从卡纳维拉尔角发射升空，飞船用了４小时５６分环绕地球飞行了３圈，而后在巴哈马群岛东面的大西洋降落，操纵飞船的小约翰？Ｈ？格林，成为进入空间轨道的第一个美国人。
早在１９６１年５月，也就是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成为世界第一位太空人后仅一个月，美国总统肯尼迪就宣布，美国将“尽一切力量在１０年内达到把人送上月球并使他安全返回地球的目标”。格林的太空之旅，是实现往返月球的“阿波罗计划”的前奏，同时也是美、苏空间技术角逐的重头戏，因此一直吸引着世界和美国民众的目光。
作为“海外观察”主持的赵浩生，自然不会漏过这举世关注的热点，何况比之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华人，他有近水楼台之便。当格林回到他的家中后，赵浩生立即与格林通了电话。
当格林得知赵浩生是位华裔新闻人士，希望就他在太空的经历感受做一次采访时，他言语顿时生硬和傲慢了起来。他对赵浩生说：“我不能接受你的采访，要知道，报道此次太空历程是要付高额酬劳的，你支付不起采访我的费用。”说罢即挂断了电话。
赵先生说：“当时我的感觉是受到极大的羞辱，格林无视的并非我个人，而是中华民族。”格林这种傲慢态度固然令赵浩生忿忿，但他并没放弃努力，而是翻阅了有关太空计划和此次飞行前前后后的几乎所有资料和报道，在此基础上写了一篇长篇报道。
经过数次会面地点的变更，赵浩生终于见到了蒋介石／“当我说有意见时，蒋介石开始抹脸”／关于蒋介石形象的“十二字”套语
弹指已在美国盘桓了十几度春秋，作为耶鲁教授和联合国注册记者的赵浩生，得到了渐多的尊敬和荣誉，但他拂不去“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极天涯不见家”的不解乡愁。他讲学、采访，曾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却无法穿透冷战思维下人为设置的“铁幕竹藩”置足桑梓，只得空怀乡思，徒吟“天涯岂是无归意，争奈归期未可期！”
他回忆当年心境时说：“在国内时，好像在母体中生活，与祖国浑然一体，不大想到自己是中国人。但到了国外，除了‘梦里不知身是客’外，环境的一切都随时提醒着，我是个‘中国人’，离中国越远，感情上却越近。”
这种感觉，在海外的广大侨胞似乎是冥冥相通的。在赵先生同我谈他和世界级船王董浩云的旧谊时，曾提及这样一件往事：
一次，赵浩生应董浩云之邀，到日本佐世堡参加全球第一艘３０万吨巨轮下水典礼。正在军乐、鞭炮、狂欢声浪最热闹的时候，董浩云却悄然离开人群，拉着赵浩生朝海边另一侧走去。
漫步在沙滩上，董浩云说他想哭。赵浩生不解其何以生出这种念头。董浩云说：“刚才在典礼仪式上演奏了日本、新加坡、利比亚的国歌，却没演奏中国国歌。”赵浩生顿时明白了，奏那三国国歌，是因为这艘船是日本制造的，新加坡贷的款，在利比亚注的册，这本是航运业内很正常的情况。但董浩云作为一个中国人，作为这艘巨轮的业主，在典礼上却听不到中国国歌，怎不让他这炎黄子孙见之思之凄然呢？
赵浩生沉思有顷，对董浩云也是对自己说道：“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一切都是往好处变。咱们总有一天会像百川归海一样，回归自己的祖国。你回浙江，我回河南。”
“回祖国，回河南”成了赵浩生心中锁定的情结，当回归大陆和故里的路途还被严密封堵，先到台湾走走，也可暂时摆脱“人作殊方语，莺为异国声”的环境，让充耳的国语聊抚经年的乡愁。
１９６６年夏季，赵浩生终于获得了偕妇将雏，前驱台湾的机会。阿里山、日月潭的青山碧水；黑头发、黄皮肤的中国亲情，无不令赵浩生陶然怡然。更可喜的是他还拜会了许多故友，包括自己原来的老上司，此时担任立法委员、主管着台湾广播媒体的胡健中，掌握了大量可资报道的第一手材料。
然而，赵浩生还怀一个更大奢求，就是采访蒋介石。虽然早在４０年代末赵浩生已经因一系列重大政治事件的报道名声鹊起，但一直没有机会单独采访过这位国民党的最高领袖。他不想错过难得的临台机会，便通过各种渠道传递了求见的信息。
一天晚上，已经挺晚了，圆山大酒店赵浩生房间的电话铃突然响了起来。是台湾国民党政府新闻局打来的，说是“蒋总统明天上午接见你”。“据说，蒋介石接见的通知都是在接见前一天的夜晚发出，这是为了使某些企图利用接见之机刺杀蒋介石的人，来不及做准备。”赵先生在回忆此事时，这样告诉我。
第二天，距离接见的时间还很早，新闻局的人便到了赵浩生的下榻处接他。赵浩生不解何以这么早就动身，遂跟着来人前往总统府。
“进得总统府的院内，我记得通过了一条很长很长的两边有红色立柱的走廊。当时天气闷热，我随来人走了半天，由于酷热和沉闷，竟使我感到有些疲惫。总算走到了总统办公室，突然有人转来新的通知，接见地点改在国民党中央党部。”
于是，赵浩生又被人带往中央党部。这一番折腾，使赵浩生更觉疲惫。据说这种变动也是常例，目的还是为了总统的安全。赵浩生心想：倘若是真正的刺客，被人一大早就带着这么转悠折腾，定会因精神沮丧而失手。
到中央党部时，新闻局局长沈剑虹已在此迎候。他带赵浩生去见蒋介石。行走间，赵浩生问沈：可否向蒋提一些问题。沈回答说：“按规定，提问题必须事先打书面报告。你事先没有打报告，所以绝对不可以提问题。”
《我在不寻常年代的特别经历》 第一部分赵浩生：历史舞台前的特殊看客（8）
赵浩生不死心，又商量说：“能否这样，我提几个问题，他愿意谈就谈。如果不想谈的话，我就不再追问？”但沈剑虹斩钉截铁地说：“不行，你不能提任何问题。”赵浩生心想：只由他一言堂，我不能提问，这算什么采访呢？便暗自盘算如何见机行事。
走着走着，忽听侍卫官高声唱名“赵教授到！”赵浩生和沈剑虹一起进了蒋介石的办公室。“这是一间很大的长方形的房间。房间的一头有一张办公桌，一把靠背椅。有一面墙摆了一排沙发。办公桌后墙角边，有一扇小门。我们进屋后，蒋介石从那扇小门里走出来，坐在靠背椅上。”
据赵浩生了解，蒋介石在接见时，有个“老三问”：“什么时候来的？”“看些什么？”“有什么意见？”初次受“总统”接见的人，会提什么意见呢？当然没什么意见。于是便端茶送客，接见宣告结束。这几乎是个不变的程式。
“因为我掌握了这一程式，所以当蒋介石问我有什么意见时，便知接见已进入尾声，我若再不抓住时机，他就要抬屁股走人了。我立即接过他的话茬儿说：我有意见。显然，我的话大出蒋氏预料，他‘嗯’了一声，并开始用手抹脸。”
蒋介石有个习惯，每逢不悦或厌倦之际，就下意识地用手抹脸，先从额头抹，然后依次是眼睑、脸颊、下巴。赵浩生注意到蒋介石表情的变化，不紧不慢地说：“我对台湾的六年国民义务教育制度印象很深。”
台湾的“六年国民义务教育”制度，始行于60年代初期。该制度的推行，使台湾小学教育稳步发展，数年后儿童就学率达到97。52％，由此又促进了中学教育的迅速发展，台湾中学由1961年的299所增加到576所，小学升中学的比率达到74。66％，为循序提升层次的“九年国民义务教育”制度的出台，奠定了基础。这是蒋介石到台湾后的主要政绩之一，故而津津乐道于此。
听赵浩生说到这儿，蒋介石已经抹到眼睑的手停了下来，眉头顿时舒展了，兴致勃勃地问赵浩生：“怎么，你对六年国民义务教育也有兴趣？”“相当关注。”
于是，话题从此说开，一发难收。原定10分钟的接见，结果持续了45分钟。从办公室出来时，沈剑虹对赵浩生说：“你真幸运，今天总统情绪这么好，谈了这么长事件，这种情形实在是太难得了！”
“采访之后，我写了一篇报道，世界各国的华文报刊均刊登或转载了，唯独台湾报刊未登只字。”“为什么呢？”我问道。“因为我把蒋介石写成了一个人而不是一尊神。当时台湾的新闻媒体在描述蒋介石的时候，也有一套‘四节12字’格式的套语。”
“有意思，您是否还记得？”“大致是这样的，叫做：‘戎装佩剑，两目炯炯，××××（此节视不同场合而变异），连称好好。”言毕，赵先生淡然一笑，从这一笑中，我体味到一丝对中国传统尊神心态以及由此派生的宣传定式的不以为然。
巴黎的乔治五世大街上，有一座飘扬着五星红旗的建筑，赵浩生在这座建筑前徘徊了许久/赵浩生忘情地拨通了中国驻法大使馆的电话/乔冠华指着自己的鼻子说道：我们究竟是不是青面獠牙
作为《中央日报》的老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