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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没有想到，他竟在去国25年、自己已过知天命的年纪，终于置足“心实仰之”的梦中境地。他将现实的北京，同他心中的北平，一一加以匹配参比，既似曾相识，又备觉新鲜，更引发无限感慨：
“循着历史的足迹走出故宫，步入那广阔宏伟、举世无匹的天安门广场，它的宏伟，代表着中国人的胸襟、豪情和气魄，任何人都会被这伟大的气氛所吞没。当你仰望广场中心那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想到30年前从天安门城楼上发出的惊天动地的宣言：‘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你，不论是外籍华人、海外华侨、港澳同胞，都激动得热泪滚滚。”
在周恩来的安排下，赵浩生到京不久就参加了一个盛大的国宴，那是宴请越南劳动党第一书籍黎笋和越南政府总理范文同。就在这次宴会上，以新闻记者身份来访、始终关注着中国大陆时局的赵浩生，第一次目睹了毛泽东之后把握中国航向的舵手。
“当我们在等待着黎笋和范文同入座的时候，那位曾是中共党内‘修正主义路线’第二号代表、被打倒并销声匿迹数年、似乎政治生命已告结束的人，悄然走进了宴会大厅，他就是邓小平。”
这样一位人物的复出，明显地预示着中国当时的政局出现了或即将出现某些变异，当时世界所有关注政治的眼睛，都不会对这悄然而又意味深长的邓氏复出澹然视之。
据说，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的最初设计，就是一年开张；两年看眉目，定下基础；三年收尾，可事态发展失去了控制。但不管怎么说，到了1972年，中国的时局比之前数年，确有几分松动。一些在“文革”地震中被压倒的人，陆续复出，我想曾是《中央日报》记者、又入了美国国籍的赵浩生能重返大陆，也不会不与这种氛围相关。也是因了这重氛围，赵浩生采访吴作人、李可染等文化名人的要求，立即得到了满足。
得知吴、李欣然接受采访，赵浩生喜不自胜。早在抗战时期的成都，赵浩生就见过吴作人，并为其画艺所倾倒。他还记得吴作人头戴蓝色贝雷帽，身着棕色西服，那潇洒倜傥风度给赵浩生的印象，“和他的作品一样深刻”。可以说，与吴的对话，他期盼了数十年了。
景慕中国文学艺术的东方文化学者今泉智惠，闻知吴、李两位国画圣手同意接受赵浩生采访，也十分欣喜，她也想一瞻两位久负盛名的画家的风采，聆听高谈阔论，她带着几分调侃地对赵浩生说：“你们交谈的时候，可否允许我藏在桌子底下？”
在言及国画艺术时，他们不可避免地说起一代宗师齐白石。“文革”期间，这位画艺超凡脱俗的画坛巨擘，已被污浆浊水泼溅得不成样子。特别是有文化革命旗手之称的江青对齐大张挞伐后，人们更对公允评价齐白石噤若寒蝉。
然而出于艺术家的良知，对艺术的真诚，以及当时无拘无束的谈话气氛，吴、李两人直言不讳、实事求是地肯定了齐白石的变革精神和严谨的画风在国画艺术发展中的历史地位，并对齐朴实、正义的人格美德，表示了赞许。
通过吴、李的交谈，赵浩生才知道外间流传的许多对齐白石的毁誉之辞是污蔑不实的，但吴、李当时并没告诉他，这些多是由江青散布的。作为一个正直的多年从事新闻的人，赵浩生感到有责任以他掌握的真实事实，通过传媒正视听。
接着，两位画家又忘情地谈论起各自的艺术观点，由他们各自的经历、休养、艺术思想的变异，到艺术的差别与个性；现实的真、美同艺术的真、美……所言无不与当时盛行的单调而贫瘠的江氏文艺定律大异其趣。
还沉浸在重返大陆喜悦中的赵浩生，显然对稍显宽松气氛背后的险恶顾忌不足，他毫无顾忌地将自人为是精彩纷呈的谈话变为文字，刊诸海外报章。这些文字，引来不少人的惊喜，却也招致一部分人的恼怒。“没想到我在一不留神之间，成了后来‘黑画事件’的肇事者之一。”赵先生在讲述罢难忘的采访时说道。
赵浩生为何这样说呢？原来从1972年始，中国的外交战略取得了一系列的成功，外事往来渐趋频繁。北京饭店新楼就是在此北京下兴建的，周恩来即以外交需要为名，将一些指明画家，如吴作人、李可染等，从下放地调回北京，提供较为安定的环境，让他们挥毫泼墨。一批人们久违了的山水风光花鸟新画作，被装点布置在外宾下榻、活动的场所。这不禁使一批中断创作的艺术巨匠重新拿起了笔，使肃杀的文苑，绽露了几点红绿，还为更多的文化人复出，埋下伏笔。
曾经是“文革”首当其冲的人物，在国务院宾馆的掩护下，重新开始艺术创作，引起了江青等人的敌视，姚文元阴阳怪气地说：“有人又在搞花鸟鱼虫了。”可犹豫周恩来的声望和拓展外交的形势，未能随即掀起风浪。
当赵浩生的文章发表，他们感到抓到了把柄。说吴、李同赵浩生的谈话，是为齐白石、为“文艺黑线”翻案，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还将当时黄永玉的《猫头鹰》、宗其香的《虎》、黄胄的《毛驴》、李可染的《山水》、李苦禅的《残荷》穿凿附会，指称其间发泄了对文化大革命的强烈不满，并引出“他们为什么能到国务院宾馆作画”的质问，把火烧向周恩来，此即耸动一时的“黑画事件”。
“这件事我开始并不知道，后来一些消息灵通的人警告我说：你的文章得罪了大陆的某些重要人物啦。我琢磨了好久，还不知此话从何说起。但我确实因这警告对踏足大陆分外谨慎了。1975年末，母亲去世消息传来，我踟蹰良久，才决定回家为她送殡。”
“半客半主的红娘”/尼克松的“登月计划”/“即使有人称我为假公济私，我也不否认”
52天的故国神游，赵浩生说：“假若大家也要我用一句话来说明我的感想，我的回答，就是我母亲说的：‘比做梦还要好！’”
他对在故国所见所闻的一切，“都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去感受，去体味，去赞美，他的那些真实可信、又充满激情的文章发往世界各地，使多年被外界和自身所封闭的中国掀开了窗幕的一角。有多少像赵浩生这样被隔绝了20多年的游子，读了他的文章，引发了积蓄在心的思乡狂潮，把多年所受的反共宣传和恐共心理一股脑抛掉，逐渐走上认同祖国，回归大陆的归程。”
返回美国，赵浩生忙碌了起来，他向许多在美国的华侨和美国人讲述他此次行程的观感，他的演说和漫谈，被冠以《中国归来答客难》题目，在报刊发表，并为《参考消息》连载。
在美国生活了20余年的赵浩生，对美中敌对的错误选择及其遗患，有着切身的感受。在中国人眼里，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在中国周边如朝鲜、越南燃起战火，把第七舰队开进了台湾海峡，是标准的“战争贩子”；而在美国人眼里，中国则是没有民主自由的“专制国家”，中国人都单调刻板、冷酷无情、不可捉摸，是可怕的“黄祸”之源。
为打破两个民族的误解，赵浩生说他愿作一个“半客半主的红娘”，架设起相互间了解的桥梁。经他穿针引线，在他归国寻访的第二年，便促成了“耶鲁大学教授访华团”的中国之行。
《我在不寻常年代的特别经历》 第一部分赵浩生：历史舞台前的特殊看客（11）
由15位专业各异的教授组成的“耶鲁大学教授访华团”，除了赵浩生外，都是第一次进入中国。他们沿着广州…杭州…上海…西安…延安…北京…广州路线，在中国走访了21天。
赵浩生在这次回访中，又和母亲及三个弟弟见了一面，并同他渴望拜会的费孝通、吴文藻、谢冰心，分别进行了长时间的单独晤谈。他心满意足，“即使有人称我为假公济私，我也不加否认。”
但收获更大的，还是那14位第一次踏如中国领土的美国教授。中国对美国来说，是太陌生、太神秘了，以致当尼克松秘密访华时，美国人称之为实施了一次“登月计划”。当他们的亲身感受与习惯了的宣传大异其趣时，更勾起了对这既古老又年轻的国度的浓厚兴趣。
一位美术史教授，被西安半坡村遗址博物馆的展览吸引，舍弃了其他参观，独自在那里逗留了一个下午；在延安，教授们对将陕北黄土高原营造成丰产梯田啧啧称奇；一位女教授，与女翻译聊到兴奋处，搂在一起大笑时，突然想到曾于传媒上看到“革命女同志”是“铁面无情、不苟言笑”的宣传，又忆起有些旅行社“访华须知”关于中国人不喜欢在大庭广众场合有亲热举动，更不能触及对方身体的特别警告，笑得更欢了。
教授们返回美国后，每个人都写了一篇报告，并乐此不疲地开演讲会、写文章，向美国民众揭示以往被竹幕遮蔽着的真实的中国。当赵浩生给他们打电话，询问是否从旅行引起的“中国热”中清醒过来时，他们竟回答说：“我不要清醒过来！”
马歇尔对周恩来的礼貌，分明地超过了对国民党的代表/熊向晖受邓颖超之托，给赵浩生打了个很长的电话/“我是吃他们的奶长大的。”
赵浩生第三次来华，是泪水流得最多的一次。母亲突然去世，他为奔丧而来。孰知刚刚料理罢母亲的后事，又传来周恩来与世长辞的噩耗。当时赵浩生正在天津大港油田参观，噩耗引起了他满腔的悲痛，“凝望着渤海湾的万顷烟波，我感到滚滚浪潮尽是泪。”
他追忆起1946年，他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是在一个中外记者招待会上。那次见面之所以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是因为第一次看到一位中国新闻人物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用中文发言，他也是第一次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受到和外国记者同等的招待。
当外国记者发问时用词不妥时，周恩来“目光炯炯地注视着发问者予以纠正”。在外国记者面前，他的挥洒自如、不卑不亢，同国民党新闻发言人的卑微怯懦形成鲜明对照。此后，他几次目睹了周恩来和当时美国调解人马歇尔的接触，他分明地感到马对周恩来的礼貌超过了对国民党的代表。
从大港返回北京，赵浩生想多逗留几天，等到参加周恩来追悼会的那天。可他接到的通知却是所有非常驻中国的外国人，地须子1月10日以前离境。申辩毫不起作用，赵浩生只好悻悻地离京经香港回美国。在香港，他接受了香港《70年代》杂志的采访，谈他眼中的周恩来，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悼念与回忆》，那期杂志几乎成了赵浩生的专号，后作为专书出版。
1978年，赵浩生第四次到中国，将《悼念与回忆》送给了邓颖超，并传递了希望拜访邓颖超的信息。但直到他登机回返前夜，才接到熊向晖的电话。熊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