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748-天朝落日:中国二十王朝覆亡全景》

下载本书

添加书签

5748-天朝落日:中国二十王朝覆亡全景- 第52节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


《天朝落日》 第三部分铁骑入关

    铁骑入关    
    长城,明人称之为“边墙”,主要是为防备蒙古族内侵而修筑的。但大明的皇帝几乎没有人会想到,屡次破墙入关,进入紫禁城、取代自己江山的虽然是少数民族,却不是重点防范的蒙古族,而是疏于防范的女真人,即稍后的满洲人。英宗正统初年,明政府撤消了在东北的直接管辖机构——奴尔干都司,除在辽东地区直接派驻汉军镇守外,东北其它地区主要委派本地少数民族首领代为管理。到万历年间,在努尔哈赤的率领下,建州女真部逐步发展强大起来。1616年(万历四十四年),努尔哈赤建立大金政权,公开与明朝为敌,开始了统一东北、称雄天下的努力。次年,神宗抽调了大批精兵强将十余万,企图消灭后金军,却在萨尔浒一战大败而归。辽东战事日益凸显,成为朝野重点关注的问题。天启年间,努尔哈赤及其儿子皇太极基本上完成了对东北女真各部的控制,征服了朝鲜,迫使蒙古族各部归顺女真族。    
    明朝对后金的来犯采取御守为主的策略。天启六年(1626年),镇守宁远的辽东巡抚袁崇焕以少胜多,击退了来势汹汹的后金军队,努尔哈赤身负重伤,不久即病死于沈阳。袁崇焕乘机加固城防,并在随后的战争中打退了皇太极的进攻,使一向颓废的明王朝精神为之一振。朱由检即位后,便把复兴辽东的希望寄托在袁崇焕的身上,提升他为兵部尚书、右都督史总督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执掌辽东的军事大权。崇祯帝问袁崇焕:“辽东军兵受到侵扰已经十年有余,不知爱卿有何退兵复辽良策?”袁崇焕说:“我受陛下隆恩,在您的鼎力支持下,五年之内,整个辽东全境定可收复!”朱由检大喜道:“只要你能收复辽东,无论是物质、还是名誉奖励,我都毫不吝惜。”给事中许誉卿听了袁崇焕的海口,心存疑惑,问他:“五年收复辽东,您在人力、物力、财力等方面究竟是如何安排的?”袁崇焕竟然答道:“我看到皇帝对辽东战事如此心情急躁,我就姑且允诺五年复辽,其实就是为了安慰安慰他罢了。”许誉卿听后,大惊失色。袁崇焕的轻率与朱由检的急迫心理,给后来袁崇焕悲剧的发生埋下了祸根!    
    春风得意的袁崇焕回到辽东,自然也不敢掉以轻心,凡经略事皆雷厉风行。他加强兵备、整饬边防。为统一军权,他设计诛杀了拥兵自重的平辽总兵官毛文龙。此举遭到许多大臣的非议,也使朱由检对他产生了猜疑和不满。后金方面,皇太极汲取了此前惨败的教训,在“议和”的幌子下,加紧兵力的调整和部署。于崇祯二年    
    月一举攻下遵化,威逼京师。袁崇焕进行了有效的人员调动和果断的布置,率师回防京师,解除了险情。皇太极深感不除袁崇焕,就无法将反明大业推向深入,遂决定设计把他除掉。皇太极在率军围困京师的时候,曾俘虏了两个太监,一个叫杨春,一个叫王成德。设下拙劣的反间计,再将他们放跑。两个太监逃回宫里,向朱由检报告说:“皇太极的军队之所以能成功入关直逼京师,是袁宗焕放纵所致,后来皇太极主动撤回关内,也是与袁崇焕密谋的欲擒故纵之计,而此前袁崇焕诛杀毛文龙也是为了削弱明军在辽东的防御能力。袁崇焕已经向后金投降了!” 崇祯帝竟信以为真,非常震惊,他思前想后,于十二月初下令逮捕袁崇焕,并处以磔刑,制造了明末亲者痛、仇者快的最大冤狱。崇祯帝自毁长城,无疑使士庶寒心,军心离散,离亡国也就不远了。镇守辽东的一大批将领多心存疑虑,结命自保,无心死力御敌;或在后金的威逼利诱下,举城投降。后金铁骑继崇祯二年入关后,分别在七年、八年、九年又相继突破长城边塞,进入京畿甚至更远的山东地区,兵锋所向,如入无人之境,大肆烧杀抢掠。明军畏之如虎,只敢在后面远远地追击。崇祯九年(1636年),皇太极改后金国号为清,改女真为满洲,加紧了消灭明王朝的步伐。崇祯十二年(1639年)九月,清兵在关内滞留5个月,纵横两千余里,历经57战,攻陷城池70余座。    
    崇祯十二年10月,朱由检任命洪承畴为兵部尚书兼副都御史总督蓟辽军务,期望凭籍洪承畴之力能加强对辽东的防御、“灭寇雪耻”。崇祯十四年(1641年)4月,清兵围困锦州城,洪承畴分析了当时敌我力量对比情况的优劣,主张“守而兼战”、“且战且守”,以稳扎稳打的方式去援救锦州守将祖大寿及其部属。但兵部尚书陈新甲却唆使崇祯帝下密诏,催促洪承畴急速出兵、速战速决。双方展开了殊死搏斗,伤亡惨重。明军一度在乳峰山争夺战中屡败清军,争取到战争的主动权,致使皇太极“忧愤呕血”。但是明军的短暂胜利,未能从根本上改变朝廷的错误决策所带来的被动局面。清军采取围点打援的战术,将主力推进到塔山、杏山之间,将明军团团围困在松山,切断了明军与后方的联系,使之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明军坚守长达八个月之久,仍然见不到援军。1642年初,弹尽粮绝的明军人心大散,松山副将决定投降,引清军入城,洪承畴被俘降清。至此,明朝在关外的八处镇守据点被清兵夺走大半,宁锦防线已经失去了它应有的作用。    
    无计可施、无兵可用的崇祯帝只好暗地派兵部尚书陈新甲与清军议和,但清军提出的苛刻条件彻底打碎了他的美梦。更让他无法容忍的是,碍于体统与脸面进行的秘密和谈,竟然被泄露出去。恼羞成怒的崇祯帝杀掉陈新甲以挽回颜面。谈判既已无果而终,清军又屡屡内侵,肆意深入内地劫掠财物,历时长达7个月,俘获人口近37万,牲畜32万头,金银珠宝无算。崇祯帝与廷臣相顾无语,他所能做的就是继续追究战败者的“责任”,包括总督赵光卞、范志完,还有巡抚、总兵、副将等多人都被斩首。    
    崇祯十六年(1643年)8月,皇太极暴病而亡,清最高统治者内部因争夺皇位,暂时停止了对明朝的进攻。而此时,农民起义军的烽火已经燃遍了大明江山的腹地,并一步步进逼北京。清朝当国的多尔衮在一批汉族降官的建议下采取了静观其变、伺机而动的策略,为入主中原作最后的准备。


《天朝落日》 第三部分晚明悲歌(1)

    晚明悲歌    
    明末,大半个中国都爆发了非常严重的自然灾害。    
    万历末年至天启年间的五六年间,陕西地区几乎无年不灾,灾害类型包括旱、蝗、风、雹、水、霜、地震、山崩和瘟疫等。崇祯初年,陕西延安地区连续多年滴水未降,草木枯焦,百姓最初采食山间蓬草,稍后剥食树皮,最后只能吃山间一种名叫“青叶”的石头,不数日便腹胀而死。每天都有儿童饿死,每天都有儿童被偷走吃掉。延安城外有数个大坑,每坑可埋死人数百,许多大坑都被塞得满满的。此情此景,官府不仅不予以赈灾蠲免,反而束于功令,赋税之外又加“辽饷”,地方官趁机勒逼,严加催科。百姓“转相逃则转相为盗”、“安得不相率而为盗者乎”?万历末年,山东诸城举人陈其猷进京会试,绘《饥民图》伏阙上疏,其序略云:“见道旁刮人肉食者如屠猪狗,不少避人,人视之亦不为怪。”崇祯三年(1630年)至六年的四年间,河南连年大旱,“秋既无收,麦又难种。野无青草,十室九空”,骨肉相残,易子而食者,比比皆是。自崇祯九年以后,山西保德州几乎无岁不荒,“至十三年,斗米八钱,人相食,盗贼遍野,村舍丘墟”。    
    大旱导致更多的自然灾害,如蝗灾和鼠疫的爆发。蝗灾最初出现在陕西的渭河两岸,然后陆续向关中、河南、淮河、长江一带发展。到崇祯十三年(1640年),除江汉平原一带灾害较轻外,黄河、长江两大流域的中下游及整个华北平原成为蝗灾的重灾区。鼠疫也流行开来。崇祯七、八年,鼠疫首先在山西太原府的兴县出现,“天行瘟疫,朝发夕死。至一夜之内,一家尽死无孑遗。百姓惊逃,城为之空”。此后,鼠疫迅速从北向南漫延。北直隶大名府,“人死十之五六,岁大凶”。河南阳武县“死者十九,灭绝者无数”。荥阳县甚至出现了“民死不隔户,三月路无人行”的悲剧情形。    
    由于旱、蝗、鼠疫等自然灾害的交相出现,百姓死亡甚众。据估计,万历八年(1580年)至十六年,北方地区因旱、蝗和鼠疫而死亡的人口达700万人之多。而崇祯年间北直隶的疫区内更有40%以上人口死亡,人口由崇祯初年的1095万人下降至730万人;山西人口由崇祯三年的1024万降至620万人;河南人口可能下降了50%左右,只剩下820余万人。陕西、山东等地的死亡人口也都在数百万以上。幸存下来的灾民为求生存,初则三五成群,后则数十百千人聚结一起,组成了一股股“盗贼”、“土寇”、“流民”或“流贼”等。他们如涓涓细流,逐渐汇成汹涌澎湃的惊涛骇浪,组合成为一支又一支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军,成为灭亡明王朝的巨大力量。     
    天灾既已发生,人祸也接踵而来。地方官员们担心本地出现民变会影响到自己的政绩和升迁,不如实上报,尽可能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他们不顾百姓死活,不去设法救济安置,反而继续催逼税赋钱粮,追索历年积欠,引发百姓更大规模的逃亡。由于明政府规定:一户逃税,同里甲的农户要受到连累、代纳逃户的赋役,如此只会引起百姓更大规模的反抗浪潮。陕西“流贼”作乱的奏报越来越多,言辞越来越激烈,原陕西三边总督服毒自杀。崇祯帝任命左副都御史杨鹤为陕西三边总督,负责陕西等西北地区的“剿匪”事务。然而,朱由检在“剿”和“抚”的态度问题上却举棋不定,他的基本态度是“息事宁人”,只要能把叛乱平息下去,就万事大吉。杨鹤说,招抚赈济和解决农民复业最为紧要。他认为:只有解决农民的生产生活问题,才有可能彻底平息动乱;如果一味镇压,虽可以弹压一时,却无法恢复社会生产,参加起义的农民只会更多,后患更加严重。听了杨鹤头头是道的招抚言论,崇祯帝同意了招抚计划,并派御史吴带帑银十万两到陕西放赈,“招抚流盗”。招抚工作最终失败。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明政府在当时条件下无法解决农民生存的根本问题,发放的少许赈恤银很快就花光了,官府一时又拿不出更多的钱粮解救饥民。为了生存,饥民只好再次拿起武器。    
    崇祯四年的招抚既已失败,崇祯帝转而使用剿杀的手段。他提升原延绥巡抚洪承畴任陕西三边总督,全力镇压在山西和陕西的农民军。洪承畴有谋有勇,对陕西军民情况颇为熟悉,他率领陕西、甘肃、宁夏等地兵马,四面出击。到崇祯四年底,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陕西境内的几支比较强大的义军均被镇压下去。剩余的农民军采用了更为灵活的游击战术,千里跃进,声东击西,取得一系列重大胜利。崇祯八年正月十五日,一支农民军突入防守空虚的明中都凤阳城,纵火焚毁了朱元璋的“龙兴之地”;皇陵享殿、龙兴寺等都尽数被焚,义军还打出了“古元真龙皇帝”的�
小提示:按 回车 [Enter] 键 返回书目,按 ← 键 返回上一页, 按 → 键 进入下一页。 赞一下 添加书签加入书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