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笑，我从来没有敢在路上招呼过她。当她走在前边的时候，我便默默地跟在后面，或者迅速地赶上前去超过她。可当她走在我后面的时候，我便会放慢脚步，等着她走过来。但是，当她走到身边的时候，我可决不敢回头去看她一眼或者对她说句话，哪怕是笑一笑，却让她从我身边走过，仿佛我毫不在意似的。每天上学的时候，我差不多都这样，希望碰到她，却又不敢对她说一句话。可在学校的教室里，我们同一张课桌，坐的是同一条板凳，情况就不一样了。我们也说话，毫无顾忌，还互相借用铅笔。我记得有一次正在考试，我铅笔芯突然断了。我忘了带铅笔盒，书包里翻来翻去就只有这一支笔。她仿佛觉察到了，把放在课桌上面她的铅笔盒悄悄地朝我这边推过来。我看了她一眼，她却仍然低着头在做她的试题。我从她的铅笔盒里拿起一支她削得尖尖的笔——她的铅笔都削得那么尖，削得那么细，这是我们男孩子无法相比的。一切都修饰得那么整洁，就像她那个人一样。她有一副很明亮的嗓子。听她说话的时候，你觉得是一种愉快，我非常爱她的声音。老师叫她起来回答问题的时候，我有时候发现，我并没有在听她回答的是什么，却在听她的声音。她说得一口非常标准的北京话。在我们班里，能够说那么标准的北京话的，只有她一个。而我可以算是半个。所以班上的同学把我们都叫做“北京人”。同学们这样叫我们，我不明白是不是含有一种嘲弄的意味，一种羡慕的意味，或者是一种孩子气的恶作剧。总之，听见叫我们“北京人”的时候，我和她，谁都不答理。可是从心底，我却感到这个称号给人一种温暖，把我同她仿佛联系起来了，又觉得是一种幸福。我们班的男女孩子之间，也许是到了这样的年龄，也许是我们所处的那种社会环境，男女同学之间，在公开的场合，界限划得非常分明。为了打消这种隔阂，老师安排同学的座位，总是让一个男同学和一个女同学合坐在一块。可是，男女孩子们之间，却仍然存在着相互隔阂的感觉。尤某是男孩子们，特别要故意强调这种隔阂。所以在许多同学的课桌上，都画着一条分明的界限，男同学和女同学谁也不许超过。唯独我们的桌子和板凳，从来也没有用粉笔或小刀子画过一条分界线。在我们相处的那个学年里，从来没有发生过任何争执，可也没有更多的接触。除了在课堂上和课间休息的时候，有时交换过那么几句话。
有一次，我发现在她的铅笔盒里，有一张浅绿色的小卡片。我便问她，能不能给我看一看？她向我笑了笑，说你喜欢我就给你。我很长的时间一直珍藏着这张卡片，以后却不知被我收藏到哪儿去了，再也找不到了。第二天，我从家里带来一颗通红的弹子——是我收集的一盒子弹子中最漂亮的一颗。它红得像玛瑙，没有一点损伤，我从来舍不得投掷。只是在盘弄我的弹子的时候，拿出来赏玩。这是我的那一盒子弹子中的一颗“皇后”，或者说一个“公主”。小的时候，你一定听过白雪公主和七个矮人的故事吧？我的弹子就好比这些矮人中的那位公主，我把它送给了她。
小学毕业了。投考中学的时候，这之前，我们便再也没有见过面。我考上了附中，而她后来考上了女一中。这是在两年后我才知道的，因为我上学的路线变了。路上，我再也没有见到过她。我再见到她的时候，是我在初二，暑假的时候，全市组织了少先队夏令营，那是一个非常愉快的夏天。在夏令营里，我们睡在帐篷里，有篝火晚会、游泳、爬山比赛、讲故事……那是无忧无虑的年代！就在那次夏令营的篝火晚会上，大家都聚集在草坪上。这是一片非常平坦，又长得很茂盛的、剪修得很整洁的草坪。现在是很难见到这种草坪了，即使原先保养得很好的草地，不是变得光秃秃的，就是杂草丛生。可那片草坪用轧草机推得整整齐齐。篝火在湖边上点着了，孩子们那个高兴劲！音乐声起来了，大伙儿跳着集体舞。男女孩子们混杂在一起，手拉着手，一圈在外面，一圈在里面，突然里圈跟上来了一个女孩和我并排，我面对着她的时候，发现正是她！还是那双长长的辫子。她长高了，更漂亮了，还是那副宁静、悠娴的样子。她手上捏着一块小手帕，当我们应该拉手的时候，她发现手上还捏着那块小手帕，朝我抱歉似地笑了笑，立刻把手帕换到另一只手上，于是，我们手拉着手跳完了这支曲子。当时，我觉得这个曲子是那么长。那么值得你去品味。另一支乐曲又响起来了，她已经转到我前面去了。我看见她用手帕擦着她的额头，擦着鼻子。我们相距便越来越远了。夏令营里，我们也还有几次机会在路上相遇。我和我们男同学在一起，她和她的女伴们在一起。我们仍然没有交谈过一句，只不过互相望了望，好像连表示一个笑意、打个招呼也不曾有过。可是我觉得，她认识我，我所要回避的仿佛也恰是她要回避的。这样又过了几年，再也没有遇到。
在高中毕业之前，我又见到过她一次。她骑了辆自行车，背上背了架手风琴，从我身边一越而过。可是我立刻意识到这就是她，虽然这时候她已经完全是个大姑娘，两条辫子更长了。我望着她的背影过去，我坚信那就是她，我所以说我见到的是她，因为在团市委举办的毕业生晚会上，有一个节目——手风琴独奏。她走上台来，背着手风琴，坐在台中央，我一眼就认出来了，是她！那天晚上，她演奏了一个非常热烈的曲子，可惜的是，我没有记住这个乐曲的名字。之后，我再也回忆不起来是一个什么曲子了。总之，我觉得那是热情的、奔放的，正像她本人一样。当然，她在台上，我在台下，她并不知道我在场。这就是我们最后的一次见面。以后，我不知道她是否还在这个城市。你问我当时为什么不去找她。打听她的下落？说来你一定要笑话，因为连她的名字我都不知道。我的记忆中，她同我只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北京人”。当然，在小学的时候我知道她叫什么，可是多少年过去了，我没有留意她的名字，也没有记下她的名字，也不曾去找过她。你也知道，我是一个在这方面非常拘谨的人。好像总也没有时间去考虑，在这上面耗费更多的精力。我总是匆匆忙忙地生活，生怕浪费掉一丁点时间。
叙述者的话
快快和公鸡上大学以后，有年暑假回来探亲，他们一起在公鸡家的小阁楼上，谈到了爱情。快快向公鸡讲述了他的初恋。而公鸡却嘲笑了他的这种爱情。他认为，这只不过是少年时一种憧憬，并不是真正的爱情。
公鸡和快快的对话
公鸡认为：爱情应该是火热的。它燃烧着你，使你无法摆脱；它激励着你，令你苦苦追求；并且给你的事业带来一种精神的奋发。爱情既是精神的，又是可以感触的。
快快问公鸡：如果你爱一个人，可以吻她吗？
公鸡笑着说：你这个傻瓜！如果你爱她，你就应该去吻她。谁像你这样谈恋爱呢？你这纯粹是柏拉图式的！
快快说：这样不会影响学习吗？如果像这样爱的话，那还怎么把自己全身心投进科学中去呢？
公鸡说：关键是看你找到的是否是你理想中的爱人。一个科学家应该找一个他终身事业的伴侣。她应该理解你，支持你的事业，这是爱情的前提。如果你所爱的人，她不爱你的事业，这样的爱情不可取。
快快问：能找到这样的人吗？她能完全理解你吗？她能完全理解科学吗？女孩子，老实说，她们的脑袋瓜子不是生来搞科学的。
公鸡说：你不能要求一个女孩子憧你的科学，只要她理解你，信任你，相信你所从事的事业是崇高的，这就够了。
快快沉思了一会儿说：你的话是对的。
公鸡问：你有女朋友了？
快快叹了口气说：可我不知道她对我到底怎么看。
公鸡又问：是你同班同学？
快快神色忧郁地回答说：我们同一个系的，比我低一年级，她叫燕萍。
燕萍的话
我总觉得他还是个孩子。他头发总是乱糟糟的，从不梳一梳，可是很纤细，像女孩子的头发丝样的。我没有他的照片，说来你也许不相信，他从未给过我一张。我爱他，不明白为什么，这是说不清楚的。你如果真爱上了谁，我相信你也说不清为什么爱。这不是数学，爱情是无法计算的。我并没有想到爱他，爱他是非常痛苦的事……
我向他请教过一道函数习题，只因为有了这道习题，我们才有了接触。他说他早就认识我，因为我批判过他。有这么回事，那时候我刚进大学不久，学校里批判“白专”道路，他在系里是“只专不红”的典型。我代表我们新入学的同学，作了个发言，可那时候他什么模样我都不知道。他当时肯定也在会场上。后来我才知道，开大会的时候，他总是迟到，躲在会场最后哪角落里，也许就是那次批判大会以后他养成的习惯。可他在系里的同学们中间挺有名气，因为他学习特别好。有一次，在去食堂的路上，我们都吃完了饭，他才挎着个书包，挟着饭盒子，低着头，迎面匆匆赶来，要不是我们让开路，他差点碰着我，同我擦肩而过。我们班上的几个女生都笑了，说，就是那个书呆子。他那时候，还像个中学生，一个很不显眼的男孩子。要不是这样，我也不会去向他请教。平时，我不同男同学往来，免得招惹闲话。我觉得我比他大，虽然，我们同年，他还比我大好几个月。他坐在阅览室窗前，背着阳光，一头乱糟糟的头发在阳光中那么纤细，细得仿佛透亮似的。那次以后，我时常去问他功课，一起谈学习，谈科学，并没想到会产生那种感情。他也很单纯，甚至津津有味地同我谈他同他的好朋友公鸡在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就墨水瓶子的颜色进行过的争论，我不记得公鸡是否还记得。可我就喜欢他对科学的那种热情，也许就是这种热情吸引了我……
叙述者的话
公鸡当然记得那次争论，他说那是在快快家里，他们一起在做功课，快快用钢笔吸墨水的时候，突然提出了这个问题。
“你说这个瓶子装的是蓝墨水还是红墨水？”
“当然是蓝墨水，”公鸡说。
“不对，也许它既不是红颜色的，也不是蓝颜色的。它只不过是种谁也不知道的什么颜色。可是由于我们见到这种色时，大家都说它是蓝的，实际上我所看到的和你所看到的那个瓶子的颜色，双方是无法沟通的。只不过，由于共同的语言，从你童年起，当引起你这种印象的时候，人们总称之为蓝颜色，于是你就也把你所得到的这种印象的颜色也称之为蓝颜色，可它究竟是什么颜色，谁也无从知道。”
公鸡沉思了一会儿说：“这就是说，这墨水瓶子和墨水的颜色，实际上是不可知的。仅仅是由于语言的关系，给了它一个大家所通用的词，才把各自的认识，通过这个词沟通起来。这不就是不可知论吗？这应该是一个哲学问题。”
快快说：“不，这同时也是一个科学问题。”
他们沉默了。
“听，贝多芬的D大调！”公鸡说。
收音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