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共识。当时，胡适呼吁文学革命，这一主张在中国留美学生中并不叫座，赞成者不多，连他的好友任鸿隽（后来成为陈衡哲的夫君）也不以为然，唯有陈衡哲毫无保留地认同。因此，胡适视陈衡哲为异性知己便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他们之间的通信更像是在玩一种斗智的文字游戏，单是一个称呼问题，就有许多诙谐的文章可做。1916年11月1日，胡适率先“发难”：
你若“先生”我，我也“先生”你。
不如两免了，省得多少事。
两天后，陈衡哲的回信就踏着绿色邮路款款而至，问题之后仍跟着问题，大有解铃还须系铃人的意思：
所谓“先生”者，“密斯特”云也。
不称你“先生”，又称你什么？
不过若照了，名从主人理，我亦不应该，勉强“先生”你。
但我亦不该，就呼你大名。还请寄信人，下次寄信时，申明要何称？
胡适虽幽默，却并不“慷慨”，他不想在称呼问题上浪费太多的时间和精力，于是匆匆收兵，以和为贵：
先生好辩才，驳我有口不能开。
仔细想起来，呼牛呼马，阿猫阿狗，有何分别哉？
我戏言，本不该。
下次写信，请你不用再疑猜：
随你称什么，我一一答应响如雷，决不再驳回。
这种游戏酬答之片，在今人看来，事极寻常，在1916年，却是相当不容易了。在美国留学时，陈衡哲标榜“不婚主义”，挡掉不少慕名而来的追求者，她与胡适的友谊则自始至终金坚玉洁，比男女之间的恋情更为持久，也更加弥足珍贵。陈衡哲婚后将胡适的照片放大，挂在客厅里，她从未想过要藏掖什么，一切出自真诚，别人如何误解，她是毫不在意的。1921年，胡适为女儿取名素斐，即用莎菲（陈衡哲的笔名）的谐音。海外学者唐德刚先生据此怀疑胡适暗恋陈衡哲，夏志清教授则通过研究陈衡哲的小说《洛绮丝的问题》认为陈衡哲爱慕胡适。应该说，他们捕风捉影的功夫尽够了，考证的本领却比先师胡适差得太远，思想也不如陈衡哲、胡适二人豁达通脱，才会产生这样的误会。
1919年，任鸿隽三万里（由中国赴美国）求婚的诚意感动了陈衡哲，她终于在29岁上抛弃多年坚持的“不婚主义”，与他订立婚约。翌年，他们在北京完婚，举行文明婚礼，蔡元培为证婚人。胡适的贺联是“无后为大，著书最佳”，颇具戏谑意味。
1920年，北大校方在大学教授队伍中率先开放女禁，致电陈衡哲，聘请她为历史系教授。陈衡哲属于柯灵先生所称道的“作家而兼学者”的典型，她是北京大学第一位女教授，后来还任教于东南大学和四川大学，专教西洋史。她的文学创作涵盖新、旧体诗、散文和小说，其中她对小说用功最深，《洛绮丝的问题》等小说关注女性角色的社会定位，富于思辨色彩。陈衡哲认为，对于女性而言，爱情固然是重要的，但事业成就（即实现个人价值）更为重要，它是人格、尊严和权利的最坚实的基础和最根本的保障。这一主张出现在大多数女性仍在追求婚姻、恋爱自由的20世纪20年代，其先锋性不言而喻。
陈衡哲在《小雨点·自序》中说：“我既不是文学家，更不是什么小说家，我的小说不过是一种内心冲动的产品。他们既没有师承，也没有派别，它们是不中文学家的规矩绳墨的。他们存在的唯一理由，是真诚，是人类感情的共同与至诚。我每作一篇小说，必是由于内心的被扰。那时我的心中，好像有无数不能自己表现的人物，在那里硬逼软求的，要我替他们说话。他们或是小孩子，或是已死的人，或是程度甚低的苦人，或是我们所目为没有知识的万物，或是蕴苦含痛而不肯自己说话的人。他们的种类虽多，性质虽杂，但他们的喜怒哀乐却都是十分诚恳的。他们求我，迫我，搅扰我，使得我寝食不安，必待我把他们的志意情感，一一的表达出来之后，才让我恢复自由！他们是我做小说的唯一动机。他们来时，我一月可做数篇，他们若不来，我可以三年不写只字。这个搅扰我的势力，便是我所说的人类情感的共同与至诚。”她的这一观点显然有别于法国作家萨特的“每天必写一行”。
二、《川行琐记》引发轩然大波
1935年8月，任鸿隽就任四川大学校长，陈衡哲随夫入川。据任、陈的长女任以都回忆：“他们刚到成都，便有许多不认识的人一窝蜂跑到他们住的地方来，说是来看博士，问他们看什么博士呀？他们就回答说要看女博士。家母看到这个场面，觉得啼笑皆非，因为她并没有拿到博士学位，就算拿到了，女博士又有什么了不起呢？诸如此类的事情，使她深深感到四川的文化实在太落后了。”1936年3月、4月和6月，陈衡哲在胡适主编的《独立评论》上发表了三封“公信”，即总称《川行琐记》的文章，不料想这三封公信引发了一场轩然大波。起因是，任鸿隽与四川军阀刘湘的关系不谐，他力图改革川大，刷新教育，欲解聘一些学力不足的川籍教授，因此招致川人嫉恨。陈衡哲的文章成为了火药桶上的导火索。
在《川行琐记》中，陈衡哲秉笔直书，批评了川人的保守和落后，她称四川有“二云”——天上的乌云和人间的鸦片烟云，四川的“有些女学生也绝对不以做妾为耻”；四川的鸡蛋缺乏蛋味，水果缺乏甜味，兰花缺乏香味；诸如此类。她还给川人开了五副“药”：掘除鸦片烟苗的铲子、销毁烟具的大洪炉、太阳灯、鱼肝油、真牌社会工作人员。文章出炉后不久，陈衡哲即被四川新闻界的专栏记者和专栏作家“棉花匠”、“乡坝佬”和“佛公”，还有一些“义愤填膺”的读者牢牢揪住，不肯放手，一时间群起而谇之，群起而攻之，她遭到来势汹汹的口诛笔伐，其中不乏措辞极其恶毒的人身攻击，甚至还有一些协会指控她犯了“诽谤罪”，欲提起公诉。当年，四川的省会成都是主要的讨伐战场，《新新新闻》和刘湘直接掌控的《新民报》是主要的进攻利器。
陈衡哲被骂为“学了点洋皮毛的女人”、“摆洋架子和臭架子的阔太太”、“卖弄华贵的知识分子”和“文化领域中的汉奸”。有的作者攻得兴起，竟然攻击陈衡哲的私生活，说她心里爱的原本是胡适，因为江冬秀河东狮吼，不容许卧榻之侧有别的女人鼾睡，胡适惧内，不敢离婚，她想做白话文祖师爷的如夫人亦不可得，没奈何才下嫁给川人任鸿隽，她挑剔四川的劣病，实际上是歇斯底里的泄愤，是恨乌及屋！有的人则更具政治敏感度，指出“陈衡哲的《川行琐记》，不是湖南女子眼中的四川，而是美帝国御用学者眼中的中国”。当年，留学欧洲的学者多半看不起留学美国的学者，留学法国的李思纯即趁机起哄，对任鸿隽、陈衡哲的“学者”身份和地位表示质疑。还有一些文化人将批判的矛头直指整个《独立评论》派和胡适所倡导的实用主义哲学。
平心而论，陈衡哲与胡适、任鸿隽这些喝过洋墨水的知识分子，均具有强烈的民族意识，但他们对中国根深蒂固的乡土观念则不以为然。1936年3月4日，黄炎培赴川大演讲，即提醒川大学生“就是做梦也要做爱国的梦，不要做思乡的梦”。正因为如此，陈衡哲以诤友的角色出现，她对乡土观念极强的川人很有些看不顺眼，批判起来不留情面。《川行琐记》确实贬损了川人的形象，有以偏概全之嫌，陈衡哲自己也承认：“有几位他们的太太不在成都的朋友近来对我说，‘我们的太太看了您的第二封公信之后，不肯到成都来了，这怎么办？’”再者，该文发表的时机也不对，当时民族矛盾急剧上升，抗战迫在眉睫，陈衡哲选定此时批判川人的种种劣病，正是授人以柄，川人决不肯饶她，乡坝佬就指责陈衡哲的《川行琐记》是“发泄畛域观念，挑拨地方情感，有背中枢统一团结之旨”。至于那些老对手，他们更是找到了攻击独立评论派的活靶子，对胡适大泼其粪。
1937年，在陈衡哲的强硬坚持下，任鸿隽毅然辞去川大校长职务。虽然行政院、教育部和四川省政府极意慰留，胡适、王世杰、翁文灏等好友诚恳劝驾，无奈任鸿隽去意已决。
三、履行精微的母职
上个世纪30年代初，陈衡哲写过一本倡导妇女解放的小册子，但她的观点是温和的，并不主张妇女敌视男性伴侣，无端地从家庭中叛逃出去，她在这本小书中有过这样的感慨：倘若连孩子洗澡这样的事情，都要让爸爸放下手中的书，跑去连哄带劝，那么做父亲的也就太累了，做母亲的也就太不称职了。她认为，妇女解放是从观念上和行动上把自己塑造成对家庭和社会有用和有益的新人，而不是自求多福，孤立地对抗家庭和社会。所以说，一个得到了解放的妇女，不仅仅拥有与男人平等相待、平等相处的若干权利，还应提高自身的整体素质，给丈夫、子女、家庭和社会带来良好的影响，造成多赢的局面。陈衡哲非常忠实地践行自己的理论，在家中，她“独裁”、“专断”，任鸿隽心无旁骛地钻研学问，乐得享有遐迩皆知的怕老婆的美名。这真是一个奇异的对比，胡适的妻子江冬秀没多少文化知识，是典型的遵行三从四德的传统妇女，按理说更应该是良母贤妻，然而事实却并非如此，倒是喝过洋墨水、身为名教授的陈衡哲才称得上最高标准的贤妻良母，她不单是能照顾好一家人的生活，还能帮助家人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抗战期间，胡适临危受命，担任驻美大使，江冬秀并未随行，待在国内无所事事，整天东风白板红中发财，沉溺于牌局不能自拔。一旦失去父亲的管束，胡适的幼子胡思杜就频频逃学，混迹于上海滩那些声色犬马的娱乐场所，不仅学业荒废，眼见着人也要堕落了。无奈之下，胡适将幼子接到美国，但胡思杜恶习难改，竟把学费拿到跑马场去撞大运。最具讽刺意味的是，胡适曾骄傲地说，“思杜是我创造的”，言下之意，他对恩师杜威的实用主义是念兹在兹的，所以要给爱子取名“思杜”。但他万万没有想到，在猛批胡适的运动中，滞留在大陆的胡思杜竟轻松自如地来了个窝里反，向他父亲投去一枚重磅炸弹，径直斥骂胡适是“帝国主义的走狗”。1951年，胡思杜在《中国青年》上发表《对我父亲——胡适的批判》，可谓立场鲜明：“他对反动派的赤胆忠心，终于挽救不了人民公敌的颓运，全国胜利来临时，他离开了北京，离开了中国从阶级分析上，我明确了他是反动阶级的忠臣，人民的敌人。在政治上，他是没有进步性的”胡适若读到这篇出自幼子胡思杜之手的批判文章，该会怎样苦笑和悲叹呢？
上个世纪30年代后期，陈衡哲正当事业辉煌之际，她却毅然辞去教职，为的是从社会生活中抽身出去，做一位全职母亲，专心教育三个孩子。据说，她当年作出这个决定，与胡适的女儿素斐不幸染病夭折有很大的关系，她突然醒悟到：“母亲是文化的基础，精微的母职是无人代替的。当家庭职业和社会职业不能得兼时，则宁舍社会而专心于家庭可也。”这话出自一位“五四”时期功成名就的女作家和女学者口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