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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到伦敦那些年，哈耶克的家庭生活很平淡，“除了偶尔有一位同事来访热闹一下之外，几乎没有什么社交生活。我们当然一直定期找保姆来打理住宅。一般都是奥地利籍的女孩子，其中一位跟我们相处了很长时间，差不多成了这个家庭的一员。当时大学教授的薪水能雇得起的就是这样的保姆了。”｛11｝
哈耶克高兴地回忆起他与同事们的关系。他说：“经济系很快就成了一个非常亲密的朋友圈子。我们在一起相处极为融洽。不需要任何礼节或正式的组织。我们有密切的私下往来……就是那种不拘礼节的友谊，大家不分白天黑夜任何时候都可以去串门。比如，我们彼此不用请客吃饭那样的客套，但如果谁有客人，经常其它人就在晚饭后去串门。这属于那种不拘礼节的持久的友谊，我觉得，莱昂内尔和我关系最为密切……我有一个很大的书房，但在具体某个问题上，如果我找不到哪本书，我就会走到罗宾斯家，从他的书房拿起就走。”｛12｝
哈耶克的日常活动是这样安排，上午一般是在家里搞他的“科学研究”，下午和晚上一般去上课。他在家里一般呆到上午１１点，午饭一般是在学校、“偶尔也在俱乐部”吃｛13｝。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他教过的课包括《价值论》、《货币原理》、《工业波动》，到了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后期，讲授《集体主义经济问题》｛14｝。
哈耶克有缘结识了几位伦敦经济学院的第一代教师。他刚到学院那会儿，爱德温·坎南和格拉汉姆·华莱士偶尔会在学院露一次面，西德尼·韦伯也是，而比特丽丝·韦伯则来得少一些。他跟韦伯夫妇打过很多交道，对他们有不同的看法。“整个３０年代，他（西德尼）是图书馆委员会主席，而我则可能是该委员会最活跃的委员了。因此我跟西德尼混得很熟，对西德尼我非常同情，也比较尊重。但我不得不说，我讨厌比特丽丝，她是个极度自命不凡的人，令人厌恶，我打心眼里不喜欢她，因为她太自高自大了。西德尼是个很有人情味的人，你可以跟他讨论问题，他是个具有高超技巧的政客；他那娴熟的委员会技巧让我觉得赏心悦目。我从他那儿学到了如何管理一个委员会：如果在讨论日程上有一项容易引起争论的问题，你就把它排在最后，然后你就一个劲拖延时间，等到了最后你说，‘先生们，马上就到用茶时间了，这儿有个很小的问题……’。”｛15｝
哈耶克的资本理论是从他的货币理论中推导出来的。他相信，大萧条是由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不恰当的资本投资引起的。在工业化经济中，利率被压低到储蓄总量所决定的水平之下———因为要实现保持价格稳定的目标———由此导致工业化经济的结构与真实储蓄和需求间失去均衡。
哈耶克资本理论中最根本的一点是，资本是异质的，而不是同质的———它不能被用于多种用途。如果关于资本异质的这一经验假设是错误的，他关于经济活动的整个理论体系就崩塌了。而且，哈耶克没有证明他提出的下面的命题：在短期内，经济活动的增长，主要是现有资源的重新配置，而不是利用更多未被利用或利用不足的资源，尤其是在衰退的时候，他也没有证明，利率的变化会显著地影响资本投资。｛16｝
哈耶克２世纪３０年代的学生沙克尔谈到，写作《纯粹资本理论》，是一个“持续的高强度的思考”过程，它“让作者费尽心血”，曾几易其稿，每次都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难题”。哈耶克的这一研究显示了“要构思一种理论，不仅需要智力，也需要巨大的道德勇气和毫不气馁的决心。在这本书中，哈耶克坚持不懈，要追寻逻辑所能达到的极限”。沙克尔又说，“奥地利学派的资本理论是无法用任何统计数字或实际政策运用来证明的”｛17｝。
哈耶克的女儿克里斯蒂安回忆说，她成长的那段时间，父亲在家的时候，总是关在书房中搞研究。她又说，从某种意义上说，她跟他一点都不熟悉，一方面是由于他一头扎到研究中，另一方面也因为，她父母后来离婚了｛18｝。一家人在家的时候说德语，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一直到战争爆发前，他们都在暑期回奥地利。他们还曾经计划搬回奥地利去生活。随着英国和德国关系日益紧张，第三帝国的野蛮面目逐渐暴露，他们才放弃了对他们的日耳曼传统的忠诚，在家里不再说德语，也不再想回奥地利了。战争很快就爆发了。
第二部 英国（1931…1939）第11章 国际金本位制
哈耶克除了跟罗宾斯共同主持一个研讨课外，还有自己的研讨课。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斯曾在１９３７年和１９３８年在伦敦经济学院做访问学者。他回忆说，哈耶克的研讨课“可能是经济学历史上大家说话最有挑衅性的聚会。研讨课的主要内容就是全面地、深入地告诉哈耶克，他为什么不对。有一次，哈耶克教授坐在他主持研讨课的那张小桌子前宣布：‘先生们，我上次已经说了，今天，我们讨论利率理论。’这时，尼古拉斯·卡尔多插话，对利率概念本身提出批评，‘荒唐’，他说：‘这是贪婪的资本家的概念。’其它人七嘴八舌地议论。哈耶克耐心地听着，强忍着一言未发，直到下课。”①
伦敦经济学院的经济学家们跟其它系的教师们多少有点隔膜。哈耶克回忆说：“从某种意义上说，经济学家们自成一体。他们一点都不喜欢别人插手他们的事。在教授评议会的讨论中发生冲突，罗宾斯一般是我们这边的领导者，有时会再得到法律系教授们的支持，我们与学院其它系的人进行斗争……经济系确实跟整个学院不大合拍，甚至可以说相当孤立。从一开始就是这样。不过，据我所知，学院刚创办的头30年，不是别人，正是爱德温·坎南开创了一种新传统，而大约在１９３０年，随着罗宾斯被任命为系主任，我也受聘至此，这个传统就发扬光大，成为学院举足轻重一部分。”②
伦敦经济学院的教员们与院长威廉·贝弗里奇的关系是整个３０年代大家议论的中心话题。简·迈尔长期担任贝弗里奇的秘书，后来又成为他的妻子，在贝弗里奇当院长时，她被公认为一股不受欢迎的势力。她已经超出了正常的退休年龄，贝弗里奇却还想延长她的聘用合同，这惹恼了高级教职员工。比特丽丝·韦伯在日记中写道：
？穴１９３６年？雪７月１２日，约西亚·斯坦普和他妻子与我们一起过周末……紧急开会的原因是伦敦经济学院出现危机。斯坦普是董事会主席，据他说，董事会中的教授代表委员会发起了一场激烈的斗争，反对贝弗里奇－迈尔的管理———用他们的话说，是独裁———的活动。迈尔女士今年将满６０岁了，贝弗里奇却坚持延长她的聘用期，并威胁说，如果不聘她，他就要辞职。罗宾斯和他的战友们———包括获得众多朋友支持的拉斯基等人———尽管对政治和经济学的看法各不相同，但在这件事后却团结一致，反对延长聘用合同，他们威胁说，如果留下迈尔女士，他们就全体辞职。这还不是全部，外面掌握大权的人———大学督察员和向学院捐资的美国基金会———也都反对聘用迈尔女士。我和西德尼尽管与贝弗里奇关系很好，也不想跟他闹翻，但我们也都觉得，这场危机必须尽快解决，迈尔女士必须走人。③
迈尔女士和贝弗里奇最后不得不走人。
贝弗里奇身上还是有可爱的一面的。罗宾斯曾经回忆说，有一次他和妻子在维也纳，计划“晚上去见米塞斯，我们碰上了贝弗里奇，于是，三个人一起去找米塞斯。米塞斯带来当天的晚报，上面刊登了纳粹在学术界搞第一次清洗的惊人的新闻。米塞斯就问，有没有可能在英国为这些受害者提供一些职位。米塞斯肯定地说，这些人只是个开端，显然，还会有更大规模的迫害。这是贝弗里奇表现得最伟大的一刻。就在当时，就在那儿，他提出了个设想，后来这个设想就变成了著名的学术援助委员会”。
在任何学术机构中，不同观念之间总会发生冲突。阿瑟·刘易斯回忆说，整个２０世纪３０年代，伦敦经济学院都是一个“生气勃勃的地方。社会上的每种观点在教员中都有人信奉，而两三个互相争雄的课程在同时介绍各自最热门的话题，那些明白正在发生的事情的人，享受了一场思想的盛宴。伦敦经济学院典型的高材生是聪明伶俐的，但要跟上这么多互相冲突的观点，也要付出努力，他们也具有怀疑精神，因为他们必须不断地去分辨似是而非的东西和真理”③。罗纳尔德·福勒也是伦敦经济学院的学生，后来成为教员，他说，２０世纪３０年代是一个“奇妙的时代”，是该院经济学的“鼎盛时期”⑥。
考察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英国经济学界的状况时，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全英国经济学家人数很少，地域上也很有限。用科斯的话说，经济学家当时只是个“小圈子”⑦。整个英国当时可能只有５０名全日制的学院经济学家，而在伦敦经济学院，就有十来名全职教授、高级讲师、讲师，在牛津和剑桥各学院，数量相当或稍多一点。接下来可能就是曼彻斯特大学，有四五位经济学家。实际上，英国其它大学当时可能最多只有一位经济学教授和一位助教。而牛津和剑桥都离伦敦不到６０英里。
在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伦敦，有几个经济学研讨班。多少有点滑稽的是，哈耶克和罗宾斯的研讨班，就算是“大型研讨班”了，哈耶克经常在晚上举办自己（没有罗宾斯参加）的研讨课。休伊·盖茨克尔是一位社会主义经济学家，后来成为英国工党领袖，他跟哈耶克的老朋友、同样来自维也纳的保尔·罗森斯泰因－罗丹一起在与伦敦经济学院一墙之隔的大学学院主持所谓的“粉红色研讨班”。伦敦经济学俱乐部也进行学术讨论，来自剑桥、伦敦经济学院和牛津的职务较低的经济学教师，也举办了一个“联合研讨班”。
埃文·杜尔宾是一位信奉社会主义的经济学讲师，后来成为议会工党委员，他的女儿伊丽莎白·杜尔宾忆及年轻经济学家们的这些聚会时说，这些年轻学者讨论理论问题的跨校论坛主要是“伦敦—剑桥—牛津联合研讨班，常来的年轻经济学家有杜尔宾、盖茨克尔、勒内尔、希克斯、卡恩、斯拉法、琼·罗宾逊、哈罗德、米德；大人物们偶尔也会露上一面，包括凯恩斯、哈耶克或罗宾斯。罗森斯泰因－罗丹对一次聚会还记忆犹新，那次，他提交了一篇关于货币及其不同功能的论文，认为凯恩斯和哈耶克两人都不对，因为他们没有考虑到时间因素及其对预期的影响。哈耶克作了一番冗长的答复，然后是凯恩斯，‘他站起来说，他完全同意，在下一本书中他会讨论这个问题’”⑧。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哈耶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