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渭庸鞍艘弧蹦喜鹨澹�1932年加入共产党，从事情报工作，活动于抗日救国各派别与团体之间。1935年，被中共党组织派住四川从事“统战”工作，解放后曾任最高人民法院西南分院院长等职……
那时蒋介石要刘湘将省政府迁往成都，以便自己的重庆行营、参谋团完全控制重庆。刘湘进退两难。因傅常原与刘湘有旧，又是刘湘高级幕僚乔毅夫、马嗣良的老师和同乡，所以张曙时劝傅常前去做刘湘的工作。
傅素性清高，说：“刘湘现在是省主席，势头正旺，我不欲出入权贵之门！”
张劝说道：“你既不愿屈尊见刘，就写封信给他，陈述当前国内外形势吧！”
经傅同意，张曙时为傅代笔，草写一长信，主要内容阐述中共团结抗日的方针，说四川实居重要地位，希刘湘做个抗日民族英雄……又细为分析省政府迁移成都，可以摆脱蒋的羁绊，有利而无害。
傅常看了，认为信写得很好，当即派专人送给刘湘。刘湘读信，颇中下怀，立派亲信民政厅长甘绩镛拜会傅常，诚邀傅当面一谈。
此后，傅常任川康绥靖公署参谋长兼二十一军参谋长（刘湘任主任和军长）。傅虽是下属，却与刘湘保持朋友关系，刘对傅常也甚尊重。傅常在刘部自成一系，人称“外交系”， 为刘斡旋于国民党中央、各民主团体及延安共产党之间……
这时，从成都赶到安仁镇的傅常一抹汗水说：“惊天动地大事件！12月12日发生‘西安事变’，张学良、杨虎城闹兵谏，把老蒋抓起来啦！”
刘湘一怔，急不可耐地说：“真吾，走，我们马上回成都！”
一到省城，刘湘紧急召集高干会议，听各方“智囊”出谋划策。傅常先开口：“机不可失！甫公，我意马上调集军队，包围成都中央军校以及蒋介石的重庆行营……”
著名川军将领、二十三军军长潘文华，戴副圆形眼镜、相貌儒雅，此时也有些激动：“我赞成真吾意见，立即行动，缴中央系人员的械，响应张、杨！”
刘湘长处，是最会听部下不同意见，择善而从。他听了不置可否，转身问素有“足智多谋”声誉的邓汉祥：“鸣阶，你又是啥子意见嘛？”
邓汉祥沉吟一阵，摇摇头说：“我意稍安勿躁，不如静观其变为上策。试想张学良真把蒋介石脑壳砍了，老蒋在四川的军校、行营，还能长翅膀飞得起走嗦？还不是我们嘴巴头的一盘小菜！如果贸然动作，假使张、杨心血来潮，又把老蒋放了，我们岂不当恶人，咋个下台嘛？”
刘湘听了，埋头沉思好一阵，才抬头轻轻说：“鸣阶，你说得对头，我们要摸着石头过河，免得翻船。你不妨去安慰安慰在成都的蒋系人员，防止这些人逼慌了狗急跳墙！”
这时，执掌国民政府军政大权的何应钦，忽派他的胞弟何辑五来成都，神神秘秘地找着邓汉祥，要他马上引见刘湘，商谈“机密大事”！
何辑五见到刘湘，无暇多客套，单刀直入说：“甫公，蒋主席被抓，凶多吉少。南京黄埔系共推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我兄长主张派飞机去炸西安！”
刘湘眉毛一动，淡淡说了一句：“炸西安？不是逼张、杨杀老蒋吗？”
何辑五喜形于色：“堂堂国民政府，岂能与叛逆妥协！蒋主席万一殉国，黄埔的力量，我兄长领导得起来！他希望同甫公精诚合作，我还要到昆明去联络龙云……”
哪晓得何辑五在成都游说得正起劲，西安那边张学良还真把蒋介石放了。何辑五恐慌万状，不敢回南京，改装飞回上海去了。
第二部分第6章 四川的抗日救亡运动（2）
刘湘对邓汉祥说：“鸣阶，幸好听了你的，没毛手毛脚乱动！”
傅常说：“我们虽然没有啥子大动作，但甫公12月18日发表解决事变的4项办法‘通电’中，有‘在公共拥戴之中央领导下，冒百死以御外侮’等话，老蒋哪里听不出甫公的弦外之音来？另外，据情报室杨特树汇报，成、渝‘中央’的特务都曾向蒋密报，挑拨离间，说何辑五来川与甫公暗中勾挂，要落井下石杀蒋……”
邓汉祥皱着眉头说：“甫公记得半年前的1936年6月4日，陈济棠、李宗仁反蒋，搞‘两广事变’吗？甫公暗中调兵遣将配合。陈济棠起事前去找了个高人扶乩，得了‘机不可失’四个字……”
刘湘打断他的话：“这个陈济棠高兴极了，以为老天助他！哪晓得老蒋以几百万大洋收买他手下空军司令黄光锐，黄在7月4号拖起40多个飞行员，几十架飞机全投奔到南京老蒋那里去了，陈济棠也整成光杆司令！”
刘湘本来就有些迷信，这时沉闷地又叹气补了一句：“唉，说来硬是怪事，‘机不可失’原来是提醒老陈空军丢不得……天意如此嘛！”
邓汉祥说：“那次老蒋就要借题发挥整甫公，甫公派我到庐山老蒋处去疏通。蒋介石一见我，非常愤怒，也不叫我坐下，怒气冲冲说：‘我对刘湘不错，他倒想调兵来对付我，附和陈济棠反抗中央！’我再三解释，他才消了点气，但对甫公早含恨在心！”
傅常接着说：“这次，我听说老蒋回南京后，得知何辑五来川一事，火上加油，对甫公更恨之入骨了！”
刘湘摸摸顶上的平头，突然有些冒火了：“共产党和老蒋生死冤家，咋个又劝说张学良把他放了嘛？一刀把龟儿子脑壳砍球了，哪还有这些麻烦事情？”
他一拍桌子，起身闷闷不乐进内室去了……
几天后，邓汉祥对傅常说：“‘西安事变’把甫公弄得心头鬼火乱冒……真吾，我们去拜望一下，看他是不是怄气怄出毛病来了？”
岂料一见面，刘湘却不像几天前黑脸秋风模样，带两分笑意开口说：“郭秉毅（注：中共秘密党员，武德励进会实际负责人之一）他们详细给我讲了延安中共主张释放蒋介石的道理。我一个人也翻来覆去想了几天，觉得人家中共真是不计恩怨！共产党经过长征，到北方不久，在军事、政治、经济各方面尚待布置，这时如果把蒋介石杀了，全国不知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必然演成混乱局面，徒为日本人制造机会而已！看来，这事确是为国家大局着想，他们才抛弃历年和老蒋的积怨……没有远大眼光和气魄，决不能做到这步！”
邓汉祥先有些诧异，接着嘻嘻笑道：“甫公，你对共产党最初是仇视，后来转变为利用。如今，再进一步变为推崇了！”
刘湘摆摆手，轻轻说了一句：“不仅是我觉得共产党不简单，连我幺爸（注：指二十四军军长刘文辉）他也说这件事后‘从内心钦佩共产党’……”
傅常点头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不单甫公改变看法，许多川军将领如今也抗日热情高涨！听说四十一军的王铭章师长就兴奋得很，在写给他表弟的信中说：‘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内战从此结束，此后全民全军精诚团结，枪口一致对外，湔雪国耻，此诚国家民族之幸，亦吾侪戎行殷切之夙愿！’他还表示要练好部队，‘以期达到枕戈待战，朝令夕发，共赴国难’！”
刘湘慨叹：“真吾、鸣阶！自我1936年走‘联共、反蒋、民主、抗日’这几条路，看来是走得对头的，不单是老百姓拥戴，川军各派系官兵也喜欢吧？”
傅真吾、邓汉祥异口同声道：“确是这样，王铭章这些话，可说是代表了西安事变后广大川军的共同心愿嘛！”
第二部分第6章 四川的抗日救亡运动（3）
“努力餐”和成都的救亡运动
抗战前夕的1937年初，刘湘治理下的四川已很有些新气象了。
他统一军政，彻底取消大小军阀割据的“防区制”，县长、专员等地方行政官吏，概由省府统一任命；统一币制，减轻粮税……
在“联共”方面，刘湘常派人同中共往来。他又扩大原来的“武德学友会”，在其中成立一个秘密核心组织“武德励进会”，刘湘任会长，傅常（真吾）任副会长。委任原机要办公室主任、少将参军张龄九为励进会秘书长，共产党人郭秉毅为副处长和总干事，主持日常工作……
有刘湘的默许、支持，四川抗日救亡运动掀起了高潮！
1937年后，成都祠堂街172号老街上那家青瓦翘檐大饭馆，客人进进出出更热闹了。饭馆正门的黑漆匾额上三个烫金大字非常耀眼：“努力餐”，老板叫车耀先。
车耀先 （1894~1946），大邑县灌口场人，早年在川军中任团长，写过《四川军事史》等文章。1928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创办了这家餐馆为掩护，任中共川西特委军委委员等。1932年因关系暴露去上海，半年后返回成都与中共党组织失去联系。1936年发起成立“成都各界救亡联合会”。1937年12月恢复与中共的组织关系，1940年3月在成都与罗世文同时被国民党政府逮捕，1946年8月18日，被秘密杀害在重庆中美合作所……
“努力餐”很出名，无论大菜小炒，皆一菜一格，市民中流传一句顺口溜：“烧什锦，名满川，味道好，努力餐”。
招牌为啥叫“努力餐”？儒雅之士引经据典：东汉末年的古诗《行行重行行》中有“思君令人老，岁月忽已晚。弃捐勿复道，努力加餐饭！”相思离乱，还是多吃碗饭吧！
车老板打仗时腿受过伤，被人戏称为车瘸子。他性格直率爽快，笑呵呵地说：“啥子古诗不古诗！我这是遵循孙中山总理的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吃饭是为了革命！”
所以，店里最有名的是卖“革命饭”：每份用三四两米蒸，内掺入肉粒、鲜豆、嫩笋，色香味俱全，又实惠又好吃。还有一种特大肉饺和杂粮饭，专门卖给黄包车夫等穷人，几个铜板就能吃饱……这在成都，算得上是“快餐店”的鼻祖了！
餐馆三教九流云集，更常有进步人士在此秘密集会。在成都谈论努力餐馆子名菜“红烧什锦”的同时，也流传有“要想到延安，去找车耀先”的暗语。但一般人只晓得车老板是老资格川军军官，和同乡刘湘、刘文辉有旧交情。直到1940年成都发生“抢米事件”后，蒋介石突发手谕，车耀先被捕，他的真实身份才暴露……
1937年3月上旬的一天，餐馆楼上的小屋内。四川大学学生、中共党员韩天石、王广义，正向车耀先汇报成都地区抗日救亡运动开展的情况。
韩天石、王广义是1936年2月后，分别从北京、山东转学到四川大学的中共党员，他们联合康乃尔等川大学生，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成都部队（简称“民先”），成为成都地区抗日救亡运动的骨干分子。他们公开出版《活路旬刊》，得到车耀先大力支持。1937年1月创办的《大声周刊》，车耀先任社长兼编辑。此刊是当时四川抗日救亡运动的喉舌，影响很大。
这间小屋是接头地点，也是印刷出版《大声》周刊的编辑部。编辑还有胡绩伟、冯烈斯等人（胡是四川内江人，解放后曾任人民日报社社长）。
车耀先声音低沉地说：“1935年4月，中共四川地下省委书记刘克谐、组织部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