凄厉的警报声在碧浪滔天的夜空足以把人心撕碎！
火光冲天，舰炮、深水炸弹，爆炸声不绝于耳。也不知道是德国潜艇得手后悄悄退出了还是有船被击沉，噼里啪啦打了个把小时后，一切又都恢复了平静，辽阔的海面上，只有黑乎乎一眼望不到首尾的船队悄然破浪而行，只有卷起的海浪不时地冲破黑夜的静谧。
护航的军舰不声不响地再次靠拢过来。
黑夜中，有人小声传递：某某船被击沉了……老人说，货船被打沉，损失的可不是一条船、几个人的事儿——几万桶汽油、几万吨武器、几万吨给养，都是国内最急需的，已经走一半了，就这么说没就没了！
每一滴汽油、每一颗子弹、每一粒粮食、每一条止血带，都是经过超过一万公里长途艰难跋涉，运抵加尔各答，再从加尔各答，用火车送至汀江，然后再用每次只能装载三吨多的C…47，经过驼峰航线，送至国民政府手中、送至前线……一滴汽油一滴血！
这是那个时期的口号，现在听起来，毫不夸张！
第三部分招兵买马（1）
一个机组一个机组在驼峰航线上有去无回，“中航”损失惨重，仅此到1943年底，“中航”空勤人员严重短缺——都摔没了。
不仅仅是飞行人员——一架飞机从静止到离开地面升空，是一个机组努力的结果，但在这个机组的身后，还有无数的人在默默做着工作：导航、机务、气象、调度、无线电通讯、地面协调——哪一个环节都不能缺少，哪一个部门都需要人。
这也仅是一部分，还有汀江机场、加尔各答维修基地、重庆地面站、巫家坝机场、即将开辟的驼峰航线延长线——叙府（宜宾），都急缺人。无论是商业航空公司还是战斗机群，全都如此。这就像高高的金字塔一样，地面保障人员是庞大底座的根基，托在塔尖的，才是飞行机组。一个机组牺牲了，再托一个机组上去，再牺牲、再上……和日本人相比，国民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在这方面可谓“得天独厚”——民众甚多，但专业航空公司不是砌墙垒砖抹灰的施工队，需要的是技术型人才。
“中航”很多“老人”，大都是在这个时期被招入公司的，基本上都是大学、中专毕业后流亡的青年学生，最次也是个“技校”生。
梁鹤英就是这个时候，进入中国航空公司。
个不高，稀疏的头发总是往后梳得整整齐齐，即使是随随便便披上的一件衣服，肯定也是一个褶皱都没有，走起路来步履稳健，怎么看都不能把他往八十四岁想。
偏偏就是。
在成都定居大半辈子的梁鹤英至今都是乡音未改，和他交流，老人总是操着一口蹩脚的“粤语”普通话，时不时就出现“卡壳”。
英语比普通话说得还流利！
拿着不知是托了几个人之手、从地球另一面找到的几页英文资料，老人像说粤语那样不由自主地读出声来，再拿出几张已经发黄、模糊不清的黑白照片，老人脱口而出：“这不是‘中航’在加尔各答的维修基地吗？”日本人占领香港后，不想当亡国奴的梁鹤英，随着逃难的人流来到桂林。老人说，虽然平日里讨厌这些傲慢的英国人，但此时，还得需要——从香港撤出来的“港府”▲ 对于驼峰飞行员来说，驼峰就是驼峰，永远都是驼峰。
在桂林设了一个“流亡机构”，专门负责收留那些曾在他们的“政府”里面做事、溃败后逃难来此的雇员。去，只需报个姓名，然后就给你薪水，和原来的待遇一样。
“港府”不能正常运作，但对“员工”还是要负责的。
我问：“报名就行，也不看看身份、不要求找个证人什么的，万一有人假冒呢？”老人摇头：“那时没有作假、蒙骗这一说呀，根本就没听说过现在这种事情。只要你说曾是他们哪个部门的雇员，英国人连问都不问，签个名就领工资，每个月到时就发，从不拖欠。”老人就是靠着这笔“救济金”在桂林生活了半年多，问老人，活得怎么样，是不是只能“维持”。老人说，这就是我的工资，和原来比，分毫不差，完全可以优哉游哉。
“那就优哉游哉下去呗。”我说。
“哎，那可不行！”老人说，“国破家亡，青年人是抗日救国的重要力量，哪个中国人不想对处于苦难中的祖国倾尽微薄之力？那时，我们整天只有一个念头，就是怎样把日本人赶出去，还我山河！”当时，有这样想法的不只是梁鹤英一个人，差不多是每个热血青年的理想和目标，要不，就不会有那么多青年学生冲破重重阻拦奔向宝塔山。要不，“国统区”也不会出现“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的动人场面。
极其偶然的事儿，一天信手翻开当地报纸，中国航空公司招聘技术人才的广告跃入眼中。老人说，此时，迁到内地的“港府”也在私下里悄悄“招募”，招募梁鹤英这样的技术人才，到英国海军去，帮他们搞汽轮机。
从工作第一天起就给外国人做事，一直是看着那些趾高气扬的英国人脸子行事，早就不想干了，还能回去？
老人说，当时几乎全是“舶来品”，全是洋火、洋蜡、洋钉到美国、加拿大面粉直至洋枪、洋炮，总算盼到了一家“中国航空公司”，从名称上看，这是咱们中国人自己的企业，还能不去！
脱掉西服、扔掉领带，特地穿起一副中式褂子和布鞋赶到招聘现场，一番问答后，考官说，回去听消息吧。
毕恭毕敬地退出来，回到租住的小屋里等信儿，一个星期后，和梁鹤英同去的两个伙伴分别被录取了，而梁鹤英却没有任何消息。急了，出门找个电话给“中航”打过去，接电话的正好是那天主考考官。梁鹤英问，是不是我的能力有问题，为什么和我同去的都录取了，而我没有？
电话那一端的解释差点没让这边的梁鹤英背过气去：“没录取你，不是因为能力，而是因为你不会讲英语……”因为是中国自己的“航空公司”，应聘时一句洋文都没敢露的梁鹤英马上在话筒这边改说英语。
第三部分招兵买马（2）
在话筒那边，考官也改用英语和梁鹤英探讨汽轮发动机。
老人说，汽轮发动机和当时航空所用活塞式螺旋桨发动机原理是相同的，自己在香港英政府中就是负责海军舰船发动机技术的，交流没有任何问题。末了，电话那一端说，明天你就来上班吧。
梁鹤英一夜没怎么合眼，老是惦记着中国的“航空公司”怎么也得说英语这件事儿，第二天起床就去“上班”，进了公司才如梦方醒——敢情原来又是“外国”的公司啊！
同期，和梁鹤英一前一后进入“中航”的，还有黄元亮。有所不同的是，梁鹤英是“待业”半年后被招聘过去，而已经毕业、参加工作的黄元亮是“中航”的人连拉带拽硬给“挖”过去的。
地勤人员招入“中航”，大部分是去了公司设在加尔各答的维修基地。
飞行人员也严重不足——差不多都摔没了。
但和机务人员比，这些人实在难寻——和平时期空中骄子也不是随便能在街上拉来的，更别说又是战争年代，现培训，也根本来不及。邦德、王承黻为此事绞尽脑汁，但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
恰恰此时，美国陆军第十四航空队正式成立，陈纳德被任命少将总指挥，“飞虎队”解散了，原来的队员们大部分并入十四航空队，也有一些受不了部队“清规戒律”的散兵游勇选择离开，邦德抓住时机，游说、蛊惑加重饷，还真给弄到“中航”一部分。
但就是这样，飞行人员依旧严重缺乏。边飞边摔，后备力量难以储备充足！最后，实在是想不出好招数了，总经理王承黻直接给航空委员会发电，请求支援。 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是国内专门存放原国民政府原始文件档案之地，门岗、守卫，壁垒森严，一套繁琐的手续办完后，终于踏入门槛。用了五天时间，终于在浩如烟海的资料中搜索到两份电文原件。
都是由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将军发给航委会并转交中国航空公司的，原文如下：
抄重庆航委会转译如下：
中国航空公司总经理钧鉴，兹选派唐夏威、张泽溥、周一平、李英茂、张梓祥、李森芹、杨毅雄、杨振华等八员为贵公司副驾驶员……请查照为荷。
周至柔辰元/渝印（注一）王总经理没白努力，把最高军事当局给惊动了，把中国空军总司令都给调动起来。
在“中航”总经理向航委会发出求援电报后，只隔三天，周至柔即下达命令：从空军中选拔飞行员，补充中国航空公司！
第一批到“中航”的是空军总司令在电报中提及的这八个人，之后，陆续还来了几批。
陈达礼、杨宏量、邓重煌、梁泰山，还有那个和军校发生冲突的吴子丹……也都是这个时期从中国空军到“中航”的。
再不够用，干脆从本公司“内部”提拔。边任耕原本在汀江场站当机械员，也提拔为副驾驶。
第三部分初次过“驼峰”（1）
公元2004年5月13日，北京六里屯附近一处民宅，我坐在杨宏量老人面前。
老人是在1943年夏，奉令加入了中国航空公司。老人说，这边报到，那边飞机的螺旋桨已经徐徐开始转动，手续交接完毕，马上就登机，刚在副驾驶座位上坐稳，C…47就起来了。
问老人，怎么连“实习”的机会都不给啊？
老人苦笑道：“哪有那个时间啊！”赶紧问老人第一次飞“驼峰”的滋味。
精神上都是一种折磨！老人这样评价第一次飞驼峰航线。
坐在副驾驶位置上，机长是个美国人，加入航线后，C…47都是由他操纵，离开昆明三十多分钟，C…47就在山涧里进进出出，再不就顺着山脊上上下下。坐在位置上，眼瞅着飞机照着陡峭的峰岭直奔过去，白雪皑皑的峰尖扑面而来，几乎马上刺破机舱、穿透身体，头发都立直了，到了跟前，“刷”的一下，C…47擦着峰尖边，滑了过去！
就那么飞，不要命地干！刚开始跟机时，睡觉都是噩梦连篇，全是往看不见的深涧里掉、掉、掉，不停地掉，等到落地了，这觉也醒了。
老人说，他算是运气，在“中航”总共才飞了十几次，全是在白天，除了结冰没遇上，其他都经历过。
老人在“中航”只呆很短时间，三个月后，中国空军作战任务频繁，空战损失大，也需要补充人员，一道命令又把老人和几个同来的战友招回。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杨宏量又回到中国空军。老人说，回去后经常和日本人的“零式”机空战，厮杀、搏斗，都经历过，想想，也不像过“驼峰”这样艰险！
回到空军没多久，和杨宏量曾飞过多次的一位正驾驶，连同C…47就在驼峰航线上失踪。
驼峰航线上的“飞鼠”。
C…47 机组人员，在云南驿后面不远处可见雪山，飞行之艰难由此可见。
杨宏量是从空军到“中航”，好歹也是“空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