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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家琼老人说，虽然是在滑行道上，但机长告诉他，让他把发动机散热鱼鳞片关上。为了节省不必要的空耗，机长已经准备关车了。
耳机里传来塔台的声音：“43324，起飞。”徐承基：“43324就是我们前面那架Ｐ…40，巫家坝机场空管是美军，空地通话全是英文，所有语音通话大家在飞机里都能听得见，塔台的起飞命令下来后，通话器中顿时一片嘈杂，都认为是不是听错了。连我都忍不住了，抓过送话器就问，先生，搞错没有，都这样了还飞，难道你们没看到那架火光冲天的飞机？”然而，耳机中再一次传来了冰冷的语音，那是毫无商量余地的命令：“起飞！”郑家琼：“这次大家都听清了，没有人再争辩，滑行道上，每架飞机都在怒吼一样地轰鸣着。”
徐承基：“我们的104号就在那架飞机旁边滑过，消防车的警笛声、螺旋桨声嘶力竭的轰鸣声，燃烧着的飞机发出的‘乒乓’炸裂声，人啊，心都快碎了。”郑家琼：“滑跑过去的时候，机长让我收起落架的声音都变了调，我偷偷斜了他一眼，看见他哭了，那时飞机正爬高哪。唉，虽然不是一块儿的，但毕竟都是飞‘驼峰’的，也算‘战友’啊，什么是踏着战友的遗体往前冲，那就是！”飞机坠毁机场不关闭，飞机失事在跑道上也不停飞。
郭汉业、徐承基两位老人都“白”了我一眼：“孩子，你知道吗，飞‘驼峰’后期，我们很多时候都是两个人飞——要么是没有副驾驶、要么是没有报务员……”啊！这是我一点儿都没有想到过的，简直使我大吃一惊！
老人说，到后来，都快摔没了，找不到那么多的人啊，但飞机又不能停下来，在机组少一个人的情况下，也不停——两个人飞。
士气是比较低落，但飞机还得飞，空运一刻也不能停！中国航空公司老谋深算的威廉·兰霍恩·邦德，又是个火暴脾气、军人出身的李吉辰彻底狠上了，可他们是和谁发的狠？
是跟交通部还是航委会，还是日本人！
第四部分学生军（1）
飞机摔了有补充。
老人们说，按那个《租借法案》，中航的飞机摔一架，美国那边给补充一架，一直让你保持一个“基数”。1942年，中国航空公司共有10架不同类型的运输机在“驼峰”航线上穿梭，到了1943年，这个数字改为20架，在1944…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决定性的一年，又增加为30多架。
华人杰：“反正是这边摔一架，那边补一架，总是这么多。”都是破飞机，1945年之前，几乎没有新的，大多是从欧洲战场上淘汰下来的。
过来时连外部油漆都是盟军的草绿色。老人说，大家也能理解，谁有好东西往你家放啊。
一开始连机身后部那个“中”都没有，还是陈纳德提的建议，第十四航空队驱逐机有时要在进入昆明这一段护航，为了便于区别，这才在机身上涂字。
我总算是弄明白了，为什么有“找”不到自己的飞机这样的事情发生——全都一样。我也理解了，多次问那几位在加尔各答达姆达姆机场工作过的老人，“中航”一共有多少架飞机在加尔各答呀，没一位老人能告诉我准确数字——都一个颜色，连飞行员都容易弄混，何况他们。
随着飞机数量逐年增多，运输量也日渐增大。
1942年８月至12月，四个月时间，中国航空公司飞越“驼峰”8733次，运进中国的物资有1843吨，到了1943年，这个数字就变成飞越“驼峰”9546次，空运进来军需物资超过10000吨。
至于1944 至1945年“中航”飞越“驼峰”的空运总量，一直没有查到准确数字，因为从1944年开始，无论是“中航”自己还是交通部或是美国陆军参谋部，在统计飞越“驼峰”运送战略物资时，已经把中国航空公司、印中联队放在一起统计了。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中航”运输总量只会增加而不会减少。
摔一架，补一架，这是飞机。人，人怎么办？每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那些把生命葬送在冰峰雪山之间的勇士们随风而去，到哪里能补充到他们！
航空飞行有别于战场上任何一个技术兵种，用于长途奔袭、拼刺刀的力气在这里被远抛在一边，狭小的机舱里显然要被有文化的头脑所占据。然而，它还有别于一般的战斗机——这种带有两个引擎的飞机不仅要穿行在世界上最艰险的航段上，而且还要受两个来自不同国家、操着两种语言的飞行员的控制——几乎是和“驼峰”相对等的困难。
世界上，还找不出有第二种如此的“独特”的飞行，适于这样飞行的人员在哪里才能找到？
大学！到大学里面去招！
第四部分学生军（2）
关于直接在大学里面录用大学生做副驾驶，几位做过行政主管的老人都看见过这份以总经理名义下发的正式文件。本以为能找到这份“文件”，哪怕是个影印件也好，也问过老人们，都说起义回来后就再没见过那些东西。陈应明老人说：“1949年‘两航’起义时带回来一些东西，‘文革’期间扔得哪儿都是。”“已经不可能找到了。”老人说。
“文件”没有找到，忽地想起，华人杰、周柄还有几位老人，不都是当年从大学进入到“中航”的嘛。
再一问邓汤美老人，老人说，我们那批从昆明西南联大被中国航空公司录用的人中，我能记得住的有朱晦吾（外文系）、沈宗进（电机系）、罗道生（机械系）、谭申禄（专业不详）、华人杰、陈仁炱、冯少才（土木系）、萧福霖（化工系）、周柄（政治系）、陈启蕃……上述这些青年学生，只是“中航”在昆明大学里录用的一部分大学生，其实，“中航”还把触角伸到了内陆、伸到了四川盆地中的成都……自从重庆成为陪都后，成都，这个抗战中距离陪都最近的城市，华西坝，又迎来了一所所跟随国民政府一路退却过来的著名大学。
当时在华西坝的学校有：金陵大学、金陵女子学院、燕京大学、齐鲁大学、西南联大（华西分院）。都是拒绝日伪的高薪利诱，从沿海或是京都迁移过来的。
在校的学生们差不多都是从沦陷区跑过来的。
昔日是京津冀红衣大主教儿子的李宏揆也跑了出来，来到了华西坝子的华西大学。
1937年就曾亲眼看见过日本人的老人说，中学在北平读完后，就跑出来了，一路风尘露宿，先到了西安。
问老人，既然在北京不愁吃不愁穿的，何必还要流亡？
老人瞪了我一眼，说，你以为我们那时都像你这样啊！告诉你，只要投靠日本人，他们给的待遇比国民政府这边高。但你是中国人，不能当汉奸！我们那时只有一个想法，绝不和日本人合作，誓死也不能做亡国奴！大家都是带着这样的想法跑出来的。
青年学生流亡抗日，成群结队地跑。
周柄：“我是从长沙跑出来的，沿着长江水一路逆上，最后到达昆明，走了几个月，到昆明后像个要饭花子。”老人们说，当时毕业也没有“国家分配”这一说，大学毕业不外乎失业、参军这两条路。学校里整天都是演讲啊、募捐啊，那些长袍马褂的教授们则在讲台上，用慷慨激昂的语调号召青年学生参军，上前线。“国统区”到处都是“一寸山河一寸血、十万青年十万军”这样的口号，人还没离开校门呢，心中已经热血澎湃了，此时“中航”一来招工，又是商业航空公司的飞行员，听着就神气，还能不去？
中航在华西坝录用的大学生有李宏揆、方甫、许学伊、包志刚、黄雄畏、李凤朝、陆华应……现在航空公司培养一个飞行员得去国外呆半年，还得这个那个的，我们那时候，学的都是“速成班”。
第四部分起飞（1）
先是身体检查，合格后再考试，考试通过后，你就是中国航空公司一名“飞行员”，就这么简单。老人们说，虽然我们连飞机都还没坐过，但，已经是“飞行员”了。
两个地方，各有各的“考法”。
邓汤美他们在昆明，身体检查合格后，主考官是总飞行师玛东纳德（McDonald），问过几句英语后就OK，录取后，就在填表那一刻，邓汤美都像在做梦一样——这也太容易了，和想象的一点儿都不一样。
成都这边复杂点儿，李宏揆老人说，自己一直是学校足球队队长，体检一点儿问题都没有。接着是问几句英语口语，之后就是“考试”。老人说，开天辟地头一回看到这样的“考法”，主考官在办公桌里放上十一二样物品，让你看三十秒钟，之后把抽屉一关：里面都有什么？
答对十样以上，你就是“飞行员”了。
老人说，都三天了，他还不敢相信自己是“飞行员”。
老人们都说，这次中航招人，的确是因为飞行运输到了最危急之关头，人员的匮乏已经让公司顾不上那么多了，反正能听懂机长的口令、能看仪表，能辨别方位就可以了，剩下其他那些，只有“边干边学”。
邓汤美：“是‘飞行员’了，到公司报到完毕后，飞行调度室马上开条安排航班随机练习。什么都不懂呢，就开飞机了。不是真开，是看着人家怎么操作。起飞加入航线后，遇到有耐心的，机长就让副驾驶从右座上下来，我小心翼翼地坐上去，这时，机长会让我把杆，然后教我熟悉舱内各种看起来眼花缭乱的仪表读数、各个电门开关、
各个操纵杆的功能作用和操作、无线电导航设备如何操作和使用等等……”老人说，第一次上飞机，进去就把杆，都快紧张死了，身子都不敢挪动，生怕一不小心把哪个杆啊什么钮啊给碰了，飞机就摔下去了。如果碰到没耐心的或是天气又不好时，你就在后面坐到岸吧，理都没有人理你。
跟机飞几次后，下来在汀江地面飞模拟机，练习起飞、降落，这两样通过了，得到机长的肯定后，机航主任大笔一挥，签字同意，OK，你已经是中航一名副驾驶了。
两三个月，一个连飞机都没摸过的人活生生地给培养成一名飞行员，这速度，连后来的“大跃进”恐怕都自叹不如！
李宏揆：“实在是太紧张，一切都来不得从容，也不可能按部就班，进了中航才知道，运输任务这么急切，二十四小时都不停。现在航空公司飞行员换改型，从A320改飞A340，起码也得到国外培训半年啊，还得哄着来。我们那时候，门都没有！”老人说，1945年初，中航公司得到一批C…46。一个是C…47，一个是C…46，号码是紧挨着，也是两发动机，但却是美国两家制造厂生产的，不但吨位不一样，连结构、设置都不尽相同。改型那天，我连知道都不知道。那天我刚飞完C…47，刚下来，调度说，下一班你飞C…46，机长等你呢，去吧。我背着伞包走到C…46前，美国机长看我过来，“哈罗”一声，先带着我围着C…46转一圈，看胎压、油泵、受油口、起落架，然后进驾驶舱，再看看仪表，这是高度、速度、油压、混合比、罗盘、襟翼、无线电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