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毛泽东主席离开延安去重庆的那天起，中央警备团的全体指战员每时每刻无不为毛泽东主席的安全担心。战士们每天早晨不约而同来到连部、营部、团部门口，等着看解放日报，争着看毛泽东主席在重庆谈判的消息。
枣园、侯家沟一带的群众，对毛泽东主席的安危同样十分关心，每天都有很多老乡，到中央警备团团部来打听毛泽东主席的消息。一天，两天……成千上万的人一直等到10月10日。
重庆谈判，蒋介石不仅没有对毛泽东怎么着，还眼巴巴地看着毛泽东挖自己的墙脚，却又不能公开反对，因为毛泽东是他请到重庆的，目的又是和平谈判。
中央警备团出色地完成了毛泽东主席全程警卫任务。
毛泽东主席回来后不久，美国五星级上将马歇尔以美国总统杜鲁门特使身份来华“调解国共军事冲突”。为在延安迎接来访的马歇尔，党中央特地指示我军驻南泥湾某团组织一支仪仗队。从全团精选500名年轻、精干、姿态好的战士，编成三个连，组成了我军历史上第一支仪仗队。队领导向大家讲了执行这次任务的重大意义，传达了周恩来副主席的指示：我们以这样的形式欢迎马歇尔，表明了我党要求和平的诚意，表明了我们的强大的力量；同时也警告美国政府，如果他们支持蒋介石打内战，中国人民是决不答应的。因此，这项工作有非常重大的政治意义。讲明了意义的重大，使大家心胸豁然开朗，并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训练中。仪仗队员穿着普通的军衣，许多战士的衣服都打了补丁，直到执行任务那天，才换发了一套崭新的军装。1946年3月4日上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人陪同马歇尔在延安机场停机坪检阅了这支仪仗队。仪仗队三个连队呈横队排列，每连排头是炮班，其次是机枪班。战士们穿着崭新的军装，紧握从日寇手中缴获的武器，昂首挺胸，精神百倍，向马歇尔行了注目礼。受阅后，他们回到原部队，担负起保卫延安的任务。
中央警备团分成两个团（1）
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英勇顽强的斗争，终于打败了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日本侵略者宣告无条件投降，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抗战胜利后，党中央曾计划离开延安，迁移到承德，把承德作为中央所在地。党中央决定：由中央副秘书长李富春同志先行到承德，为党中央迁移承德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同时决定：把中央警备团分为两个团。从中央警备团抽调第二营的第五、第六两个连和团机关的一部分干部共220名，从中央社会部办的培养公安干部的西北公学抽调一个连（这个连100多人均系干部），共400多人，组成先行中央警备团，由中央警备团团长吴烈任团长，西北公校副校长李逸民为团政委，樊学文为供给处主任。同时，配给先行团一部电台（台长、报务员、机要员、摇机员共6人）。同时，延安中央机关和学校有几十名干部，分批去东北，也随先行团一起行动。
接受任务后，中央警备团进行了思想教育，稳定大家情绪。会上，吴烈耐心地对大家说：“大家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到前方去，是革命的需要，留在延安，同样是革命的需要。一个革命战士，要以革命工作为重，要服从组织决定。”同时，吴烈团长还讲了保卫好党中央和延安的重要性，使一些同志改变了不愿意留在延安，要求到前方去的想法。表示留在延安，安心工作，完成好警卫任务，保证党中央的安全。吴烈等人在做好留下同志思想工作的同时，积极做好了出发前的各项准备工作：对干部战士进行了思想动员，明确了任务，讲了行军途中注意事项，准备了行军宿营所需要的武器装备和冬季被服等物品。李富春副秘书长还批给先行团一部分陕甘宁边区的钱和粮票，作为路费。
中央警备团分为两个团后，留在延安的团，由参谋长兼一营营长刘辉山任团长，政治处主任张廷桢任政委，二营教导员张耀祠任政治处主任，团部参谋兼警卫队队长古远兴任副参谋长，军需股长郭海瀛任供给处主任。
1945年10月1日上午，在延安枣园一片茂密树林下，朱总司令、刘少奇、任弼时、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同志和中央社会部李克农副部长接见了先行团成员。朱总司令和刘少奇同志分别讲了话，作了重要指示。他们指出：为了党中央更好地领导全国人民的革命斗争，夺取全国革命的胜利，中央准备搬迁到承德去，抽出你们这些同志先行一步，到承德去给中央做安家准备。要发扬不怕疲劳，连续作战的优良作风，抢时间、争速度，克服困难，尽快到达目的地。
此时，吴烈虽然暂时离开了自己钟爱多年的警卫事业，但这并不意味着吴烈与警卫事业已经无缘了，相反，他的更好机遇还在后头。1949年8月31日，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成立，主要担负警卫中共中央首长与机关、民主党派负责人、其他重要民主人士，以及外国驻华使馆等任务，吴烈当上了司令员，并兼任第一师师长，他又重新回到了党中央的身边，1959年1月，北京卫戍区成立，吴烈又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任卫戍区司令员。吴烈几乎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警卫事业，这在他晚年写的回忆录中都有详细的记载。
1945年10月2日一大早，先行团从延安出发，经清涧、绥德县到碛口东渡黄河。当他们在穿越晋西北行军宿营途中时，接到中央的电报，通知他们毛泽东主席由重庆和蒋介石谈判胜利回到了延安。吴烈团长立即把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告诉了全团指战员。大家听后，欣喜若狂，异常高兴。有的说，毛主席平安回来了，也就放心了。在经过广武、张家口、怀来等地后，吴烈带着先行团终于于11月中旬到达了承德。
到达承德后，有了新的情况，原来蒋介石勾结美帝国主义，利用美国的飞机和军舰正在向东北运送他的反动军队，占领交通要道和城市，抢占抗日战争的胜利果实，东北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内战随时都有可能爆发。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根据这一变化的情况，果断决定：改变原定计划，党中央不迁移承德了。并决定：李富春同志到东北西满中央分局任书记。同时电令先行团就地隶属冀察热辽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分区司令员、政委程子华同志指挥，将电台和工作人员交给了中央分局。
先行团在承德住了一个星期，根据当时形势和工作需要，李逸民调到冀察热辽军区政治部任宣传部长，冀察热辽军区任命吴烈为热东军分区副司令员、军分区常委、地委书记，樊学文任军分区副政委。先行团的干部战士，有的被留在军区工作。后来，由于工作的需要，吴烈又调往东北战场。
随着日本投降、时局形势的变化和中央警备团部分人员的调往东北，引起了部队思想上一时的波动，一些干部、战士希望走出延安，一面可以到别的解放区扩大眼界，一面可随着形势的发展和任务的需要而提升自己的职务，因而不安心于延安的警卫工作。这种思想和人员减少而警卫任务并未减少的情况是矛盾的。针对这一问题在进行“论联合政府”与“论解放区战场”的学习基础上，中央警备团普遍而深入地进行了蒋介石阴谋篡权夺取胜利果实的思想教育工作，及时地克服了上述错误思想。
但是随着毛主席去重庆和蒋介石谈判、“双十协定”的签订、改编军队问题的提出、马歇尔等伪装调解而到延安等等，中央警备团中有些官兵看不到问题的实质，不了解蒋介石反动派以“和谈”为名而拖延时间、准备力量、布置内战的阴谋，产生了以和平方式求得国内和平、民主的幻想，滋长了太平麻痹的思想。甚至有人产生了“军队吃不开了，拿笔杆的以后吃开了”的糊涂观念。
针对这种情况，中央警备团及时地根据蒋介石反动派不让我军接受日伪军的投降、谈判中提出极端狡猾的条件，向我军的某些进攻或拦阻去路等具体事实，揭露了敌人的阴谋，说明蒋介石阴谋夺取人民的胜利果实，毫无谋求国内和平的诚意，这样使部队保持着清醒的头脑，警惕敌人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内战的罪恶阴谋。
此时，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失败和蒋介石反动派的阴谋发动内战，以民族矛盾为主的斗争，转为以阶级矛盾为主的斗争。国内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起来了。针对革命斗争的这一新的发展形势，中央警备团进行了一系列的为提高部队阶级觉悟和阶级观念的教育。一方面，在学习“党章”的基础上，通过改选支部与整顿党支部，贯彻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贯彻群众路线的领导方法，提高了党员的思想觉悟和积极性；另一方面，通过时局形势的教育，揭穿了蒋介石反动派撕毁“双十协定”、发动内战、继续法西斯统治的罪恶阴谋，大大提高了部队对蒋介石反革命集团的反动本质的认识和革命进一步发展的方向。
战前准备
1946年4月8日，在保卫王若飞等首长由重庆返回延安途中，由于飞机失事，中央警备团的警卫战士魏万吉与王若飞等人一同在黑茶山牺牲了。
1946年6月，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公开撕毁停战协议，悍然向人民解放区发动了全面进攻。全面内战爆发。
在向各解放区的进攻中，敌军约有155000人的兵力，用于进攻陕甘宁边区。到11月初的时候，蒋介石、胡宗南积极布置兵力，准备大举进攻，因而时局顿时变得紧张起来了。11月3日，中央警备团召开了全团军人大会，中央社会部李克农副部长在大会上作了动员和指示。李克农在会上说：“现在时局十分紧张，我们必须有打仗的思想准备，毛主席的战略方针不是强求一城一地之得失，而在于集中力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因此我们可能暂时撤离延安，以便消灭敌人，取得最后的胜利。我们中央警备团全体指战员必须加强战争观念，转变九年来在延安相对和平环境中所产生的太平观念，积极进行战斗准备，以便在战时完成保卫毛主席和党中央的重大任务，对不必要的文件都要进行烧毁，迅速疏散重要物资，实行轻装，准备随时行动。”
听说要打仗，许多战士都来劲了，摩拳擦掌。为了准备战斗，中央警备团制订了1946年11月15日至1947年3月15日的“冬季训练计划”，总的要求是“以军事训练为主，以便于以射击为中心掌握四大技术，以警卫业务为中心熟练防御战术，提高指战员在战斗中的警惕性和顽强性，并组织政治、文化教育，开展体育运动，增强部队体质，使全体指战员能够胜利完成战时的新的战斗任务。”在团的统一计划之下，不论干部、战士、炊事员都热情地参加了军事学习，除了射击、投弹、刺杀教练外，进行了驻地警卫——内外卫兵一般守则、会场警戒、巡逻与搜索警戒、行军中各种警戒的教育，进行了地形认识与利用、步哨员动作、侦察员动作、夜间侦察员动作、骑哨员动作、骑兵侦察员、骑兵战斗队形等战术教育和对空射击、防空防毒教育。由于贯彻了群众路线，不断进行思想动员，开展了革命竞赛，发挥了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由于教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