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
“白剑峰，”还没等我站稳，就听他尖着嗓子喝道，“前几天，你偷着跑回城里干啥去啦？”
干啥？这个“黄皮子”看样子对我回家有所怀疑，我不能让他看出虚实。
我一挺胸说道：“谁偷着跑啦？我向营长请假，回去照顾我妈。”我把头扭向一边，“咋的，我妈有病，就不准回去看看呀？”
黄树山尖声道：“你咋连个屁也不放就走了？胆儿成是大了。”
我瞥他一眼说：“当时你没在屋，我只好到营长那儿请假。不信问营长。”
“你小子挺能耐呀！屁大点事儿找营长，这不是隔着锅台上炕吗？”黄树山瞪了我一眼，“怎么，方怡玫家来电报，你妈也跟着有病？你唬谁呢？”
“不信你可以到沈阳调查去呀！”我理直气壮地说。
“你以为母会相信你那套鬼话？不定哪天到沈阳查出来，看你小子咋办？”黄树山那双鼠眼放着贼光，“你回沈阳到方怡玫家去了，是不？”
“是啊，”我知道此事瞒不过去，索性承认。方母病成那个样儿，我看看有什么错？我说，“我回趟家不容易。听说方母病危，顺便看看有啥不对？”
“嗬，你还有理啦？你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上？方怡玫啥家庭你不知道哇？”黄树山拿起一封公函在我眼前晃了晃，“方怡玫她爸拒不交代问题，畏罪自杀。她妈到死都不与丈夫划清界限。这是什么性质，你不知道吗？”
啊，这公函咋又发到这儿了？我的心猛然一颤。正是这公函加速了方母的死亡，现在对其唯一的女儿也不放过，还寄到了青年点。
顿时，困惑、迷茫伴着恐惧像咆哮的洪水冲荡着我的脑海，我只觉耳膜嗡嗡作响。看来，厄运真的要降临了。我不安地瞅着方怡玫。
黄树山突然又转过脸，眼露凶光对方怡玫道：“方怡玫，你胆儿成是肥了，不请假就偷着往家跑。”
“我……妈都病成那个样子，我回家……看看我妈，有什么错？”方怡玫战战兢兢说得断断续续，“可我连我妈最后……一面，都没见着……”
方怡玫啜泣着，眼泪扑簌簌滚了下来。我内心一阵酸楚。我真恨不得揪住黄树山痛打一顿。这“黄皮子”也太没人性了。方怡玫成了无家可归的孤儿，他还这样对待她，简直太不像话了。
我心里愤恨不平，目光里射出一股厌恶，被黄树山发觉了，他瞪着眼睛紧紧盯着我。我俩就这样目光对峙着足足有一分钟。瞪得我眼珠发酸，这才眨了眨眼，将目光转向别处。
“你回去好好反省，写个检查交上来。”黄树山对我说，“看你的表现了。”
我巴不得早点离开，至于检查吗？鬼才写呢。爱咋咋的。我走到门口又转过头冲方怡玫说：“走哇，队长不是让回去吗？还站在这儿干啥？”
方怡玫胆怯地望着黄树山，欲动又止。
“白剑峰，母让你先走，你甭管别人。母还问方怡玫啥态度呢？”黄树山说着伸出舌头，舔了一下薄嘴唇。
“那好，我先到外面等你。”我故意对方怡玫说。实际上怕黄树山趁屋里没人，对方怡玫有什么不轨行为。
我走出屋，悄悄地凑近窗前，见黄树山伸个脖子手比划着，听不清他嘟哝些什么。方怡玫与他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她低个头，默不作声。
看样子，黄树山不敢在小队部太放肆，我站了一会儿，见黄树山始终没靠近她，这才放心地回到宿舍。
灰暗的伙房里烟雾袅袅，辛辣的劣质烟味弥漫整个空间，全连的人都集中到这里。我和方怡玫站在地当间，接受大伙儿的批判。
这回是黄树山亲自主持。他用手正了正军帽，故意挺了挺胸，尖着嗓子喊着：“今天，母们全连在这里召开一个批判会。批判啥呢？对方怡玫和白剑峰擅自回沈的无组织、无纪律的行为进行批判。方怡玫的父亲抗拒无产阶级专政，自绝于人民。可方怡玫呢？不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白剑峰竟偷着跑去看方怡玫的母亲，同方怡玫站在一个立场，串通一气，俩人穿一条裤腿还嫌肥。他们狼狈为奸，竟敢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其结果必然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母们贫下中农、革命的知识青年，决不能心慈手软，要揭露他们的丑恶灵魂，把他们批得比臭狗屎还臭，才能巩固母们的红色政权，你们说，母说的中不中？”
“中。”人群里发出参差不齐的应和声。
我低头听着黄树山这一套开场白，心里很不舒服。他平时满嘴脏话，今天却不时冒出一些时髦的语言，都是从哪儿学来的？就因为我没写检查，才惹怒了他，拉我在这儿陪方怡玫挨批判。
崔红英带头发言。她的语言比起黄树山更具有煽动性。她上纲上线，分析方怡玫的思想根源，分析当前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要全连同志提高警惕，擦亮眼睛，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同“封、资、修”作坚决的斗争。
我低头站在地上，觉得似有无数稻尖麦芒扎得我脸红心慌，恨不能有个地缝立刻钻进去。
紧接着大伙儿你三言他五语地纷纷发言。那犀利刺耳的语言，如狂风暴雨般向我们袭来。有质问，有怒斥。我真不明白，这些人咋把当年红卫兵揪斗走资派的劲头用到我们身上来了。方怡玫做了什么坏事，非得批倒批臭？我不过是看看方母，怎么就变成了与阶级敌人同流合污，成了人民的对立面？我感到委屈，感到冤枉。我想分辩，却不敢张口。
我偷看了一眼方怡玫，她脸色煞白，目光畏怯地盯着地面，额头已渗出汗珠。我发觉她的腿开始打战，身体已经要支持不住了。
第五部分气氛不对（2）
批判会持续了约两个小时才结束。这两个小时对我来说仿佛过了一年，那种心灵的煎熬真是无法言表。人们陆续散去，黄树山仍不甘心，对我俩硬邦邦甩了一句：“你们回去写检查，认识不深刻，大伙儿还要开会帮助你们。”然后，他一甩胳膊走了。
伙房只剩下我们俩，孤零零像被人遗弃的孤儿。方怡玫仍怔怔地站在那儿，我轻轻地推了她一下说：“走吧，会结束了。”
她这才回过神，痛苦地望着我，相对无语。我将方怡玫送回她的宿舍，她一头扎到炕上失声痛哭，身体不停地抽搐。我发觉不对劲儿，用手摸了摸她的额头，热得发烫。“哎呀，你怎么啦？”我急得叫起来。
方怡玫眼睛闭着，嘴里嘟哝着，听不清她到底在说什么。看样子，高烧得很厉害。
我急忙冲出屋，跑向卫生所。可卫生所的门却锁着，不知卫生员到哪儿去了。
情况紧急，我来不及多想，跑到连里的马号，黄树田正在喂马。我气喘吁吁地说，方怡玫正发高烧，求他用马车把方怡玫送到医院。
“咋整的？”黄树田问。
“黄队长开批判会，给斗的呗。”我说。
“他咋能这样？走！”黄树田说着套好马车，随我来到方怡玫的住处。
方怡玫仍神志不清，我将她抱上马车，拽一床被子，给她盖上。
黄树田大鞭子一甩，马车疾驶起来。道路坑坑洼洼，颠得马车左右摇摆。我守在方怡玫身旁，生怕颠簸时碰伤。
终于到了农场卫生院。我和黄树田把方怡玫抬进了简陋的病房，值班医生马上为她输液。
值班医生问我们：“哪个营的？医疗费怎么结算？”
黄树田瓮声瓮气地说：“十营的，你先记上账，过后让会计跟你们一起算。”
医生便不再说什么。反正是公费医疗，由营里跟医院结账。
医生拿着量完的体温计看了看说：“都烧到四十度了，你们怎么才来？要再晚送来，烧出肺炎就麻烦了。”
我听了一惊，疾呼：“大夫，你可要救救她呀。”
医生说：“放心吧，我们会尽力而为的。但是，今晚得有个人留着看护。”
我说：“我留在这儿。”随即对黄树田说：“让你受累了，你回去休息吧。”
“回去啥？这么晚了，俺就在这儿呆一宿吧。”
“明儿早上，黄队长要是出车，找不到你可咋办？”我望着他，怕他为我们受牵连。
“没事儿，黄树山跟俺是叔伯兄弟，他不会说啥的。”黄树田眨着那双雌雄眼瞅着我。平时，我看他的脸，总觉得不舒服，今天却觉得不那么丑陋。
我坐在板凳上，眼睛望着电镀金属架上挂着的输液瓶。一根黄色的胶皮管垂下来，药水在中间的玻璃管中以屋檐冰柱融化时的速度，不慌不忙地掉下一滴又一滴……
胶皮管连着方怡玫的手臂，她的手臂搁在床边上，五指无力地半张着，那么纤弱、苍白。方怡玫闭着眼睛，额头上盖着一块用凉水浸过的毛巾。黄树田坐在一边，默不作声，眼睛一直盯着输液瓶。
这一夜，换了三瓶，我和黄树田谁也没吱声，就这样静静守在病床前，坐了一夜。
清晨，方怡玫苏醒过来，脸上开始有了一些红润。她睁眼看看我，又看看黄树田，说：“我咋在这儿躺着？”
我说：“昨晚你发烧了，多亏黄大哥连夜用车拉到这儿，要不就耽误了。”
“哦，黄大哥，”方怡玫感激地冲着黄树田说，“谢谢您。”
“谢个啥，”黄树田说，“以后用个车啥的，尽管吱声。”
到了下午，方怡玫烧已退，可身体仍很虚弱。医生让她再观察一天，她执意要回去。医生只得开了药，叮嘱着，回去注意休息，按时吃药。
回到青年点，天已经漆黑了。黄树田赶车回了马号。
我送方怡玫回到宿舍帮她烧完炕。待方怡玫铺好褥子，洗漱完毕才离开。
我和方怡玫都没有交检查。表面上我装作满不在乎，可内心还是忐忑不安。这黄树山能就此罢休吗？
几天过去了，黄树山并没找我和方怡玫。他对方怡玫也不像以前那样恶狠狠，态度也和蔼了许多。这令我感到意外，他的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呢？
这天晚上，我悄悄来到方怡玫的住处。方怡玫见到我眼睛一亮。这一亮只是短暂的一瞬，随即又变得捉摸不定。那忧郁、苦涩的目光中夹杂着企盼、惊喜。我一时摸不着头脑，关切地问她最近怎么样。
她瞅着窗外，似乎有人从窗下走过。她披上棉袄，轻声说：“走，咱俩到外边走走。”
有话就在这儿说呗，我们又没干见不得人的勾当，怕啥？我不解地看了她一眼。见她已向门口走去，只得跟她出来。
深秋的夜很凉，我只穿了一件秋衣，感觉有些冷。方怡玫似乎对这种天气早有准备，她披着棉袄，问我：“冷不？要不你披我的棉袄。”
我说：“不冷，习惯了。”
我们信步走到了青年点房后那片荒滩上。天上的月亮像个玉盘，发出洁白清冷的光。月光下，成片的红碱草在冷风中顽强伫立着，那一大片稠密的苇丛，顶着绽开的芦花，在夜风中摇曳，发出窸窣的声响。
来到苇丛边，我停住脚步，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