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简单洗了把脸，甩掉潮湿的水田靴换上布鞋，到小卖部买了一瓶地瓜酒，径直来到黄来宝家。
这是土坯砌成的三间房，低矮昏暗，炕上的破苇席有几处用旧麻袋打着补丁，比青年点条件还差。我头一次进他家时，就感到不解，黄树川好歹是队长，家里咋这样？有人去过黄树山家，三间红砖房，好大一个院落。城里人羡慕的“四大件”（自行车、缝纫机、手表、收音机）一应俱全，烟酒不断。两相对比，黄树川家实在寒酸。而黄树川与黄树山两家几乎没什么来往。
我环视这屋问：“黄队长呢？”
黄来宝说：“你问俺爹呀，刚出去，听说三连有个知青病了，他赶马车送医院去了。他一天到晚长在连里，不到半夜不回家。”
“黄队长可真忙啊！”我感慨着，从心底里钦佩黄树川。
黄来宝递过旱烟，我卷了一支。刚抽一口，就呛得受不了。这烟可真冲，原来是吉林的蛟河烟。我说：“抽这烟得抱电线杆子，不然得呛个跟头。”
黄来宝因与兴城迁来的农民住得近，口音上受其影响，他操着兴城与盘锦混杂的口音说：“这烟冲逗（就）是好，一支顶两支。烟卷抽多了咳嗽，这旱烟抽多少也没事。抽习惯就好了。”
“小白呀，快来吃螃蟹。”黄母驼着背，端来满满一盆冒着热气的螃蟹放到炕桌上。
“来，上炕吃。”黄来宝说着上了炕，我随后脱了鞋也盘腿坐在炕上。
黄喜凤进来了，她从盆里挑出一只大螃蟹递给我：“白大哥，你快吃呀。”
黄喜凤几年的工夫已出落成大姑娘。她圆脸，梳着俩小辫，额前留着刘海儿。脸红扑扑，两眼水汪汪。她对城市的一切都充满了好奇，常向我打听城里的情况。有一次，我向她讲起了城里的高楼大厦，讲热闹繁华的中街、太原街，讲故宫、北陵、东陵……她听得那样专注，仿佛在听神话故事。她的眼神里流露出对大城市的向往。
黄喜凤就坐在我的旁边，默默地嚼着螃蟹。我心想，以后我真的能抽回城挣钱了，一定满足这位农村姑娘的心愿。请她全家到沈阳多住几日，让她看看大城市啥样。
“哎，白剑峰，俺听说，过两天，连里男青年都到东风农场修大堤。”黄来宝瞅着我说，“今早，达子征求俺的意见。你说，俺去不去？”
这两天，我也听说要出工修大堤。尽管我没去过，但郑义平讲过，那活累得你趴下就不想起来。看来黄来宝没干过这活，心里没底。我想了想说：“出工修大堤工分肯定高，又是白吃，可我听说那活也真累，恐怕你吃不消。”
黄来宝眼睛眨了眨，寻思了一会儿，说：“可也是。那明儿个俺告诉达子不去了，就在家里干零活吧。”
我说：“对，你跟我们知青不一样，在家干点轻俏活儿，没事摸鱼抓螃蟹多好哇。”
“嗯哪，可也是。”他瞅着我，嘴唇嚅动了一下，想说又不知如何开口的样子。我诧异地望着他说：“有啥话你就说呗。”他想了想说：“哎，白剑峰，那天俺看见几个兴城老娘们儿议论方怡玫的女儿黄雪芳。”
“她们都说啥？”我放下正要伸到嘴里的螃蟹问道。我知道这些农村妇女凑在一起就爱张家长李家短地嚼舌头。
黄来宝仔细端详着我：“她们说黄雪芳长得像你，黄树田当了王八。”
“这些老娘们儿没事就爱瞎琢磨。”我瞅着他说，“她们有啥根据？”
我忽然想起来，前几天去方怡玫家看雪芳，黄树田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对方怡玫说话也不耐烦。我心里纳闷，这老土咋啦？现在我才明白，原来是这些老娘们儿的话传到了他的耳朵里。
我看着黄来宝，问：“你信吗？”
“谁知道哇？”黄来宝的目光在我脸上扫了两遍，“别说，俺看雪芳的眉毛、眼睛、嘴角像她妈，可鼻子、下巴还真有点儿像你。”
“哥，你别跟她们瞎猜，”黄喜凤眨着眼说，“俺听说谁常跟小孩在一起小孩长得就像谁。白大哥常看小雪芳，那孩子就长得像，这有啥出奇的。”
我不再言语，低头默默嚼着螃蟹，心里却忐忑不安。这黄树田难道真对我产生了怀疑？我顿感心烦意乱，草草地吃了一个大饼子，就走了出来。
翌日，达子告诉我们，明天全营的男青年都到东风农场修辽河大堤，任务相当紧迫。真要出工修堤，我心里倒没了底，难道真像人说的那样累吗？
第二天，全营出动所有的马车、“小蹦蹦”，颠簸好长时间才到达目的地。
当地老农家已经住满修堤的人，我们连只能住到附近的小学校。在一个大教室的地上铺满稻草，我们的行李就铺在上面。尽管铺了厚厚的一层稻草，但仍能感觉到地上的潮气浸满了被褥。
小学校距大堤有二里多地。我们来到修堤工地，那场面真是浩大。
大堤上下，成千上万的人往来穿梭着。堤上堤下，插着的红旗被秋风刮得呼啦啦乱舞。
我飞步蹿上大堤，举目观望，堤面可以并排跑两辆汽车，足足有二层楼高。堤下是辽河，宽阔的河面，涌动着浑浊的河水，这大堤绵绵不绝，望不到尽头，像长龙卧在河边，抵御滚滚而来的河水，护卫着成千上万亩稻田。
站在堤上俯瞰，远望穿梭的人群，密密麻麻，像爬动的蚂蚁，人在大堤面前变得如此渺小。可正是这些渺小如蚂蚁的人群，一锹一担一车地用土堆成这壮阔的大堤，展示着人类无穷的威力。
为了大堤的安全，我们要到二百米外的地方取土。达子、郑义平、老黑他们推着装满土的独轮车，飞跑着向堤上冲去。我和谢元庭将一个麻袋的四个角用麻绳系紧，拴在长长的扁担上，然后担起向大堤走去。
这土方死沉死沉，将扁担压成了弓形。肩膀生疼，也得咬着牙挺着。到了大堤上，放下扁担，我俩抓住绳子用力一抖，那麻袋里的土便落下来，只有一小堆。在宽阔的大堤上，这点儿土是那么微不足道。这大堤至少要加厚一米多，多少人就这样将一堆堆的土，像蚂蚁搬家似的从远处移到堤上。
第六部分收工后（2）
何小海、魏实俩人抬着土上来了。何小海眼皮耷拉着，紧咬着嘴唇，魏实瞪着眼睛，龇牙咧嘴。他俩刚刚倒下土，一辆推土机轰隆隆地开过来。他俩一闪身，推土机从身边碾过，本来好不容易搬上的土，经过几个小时的奋战，堆起来的土已有半尺，经这个铁家伙一压，剩不到二寸。
魏实看傻了眼，嘴里嘟哝着：“人家费半天劲儿整上来的土，让这家伙一压，没了。这得干到啥时才能达到一米多高哇？”
达子推着独轮车上来恰巧听见，冲他说：“这新土不让推土机压实能行吗？那洪水上来不一下子就冲垮了。”
“这……”魏实瞅着达子，欲言又止。
达子手扶车把，向前一拥，地上立刻凸起一大堆新土。我一看，这些土足够我和谢元庭抬三趟，看来还是独轮车效率高啊。
达子抹了一把汗水，对魏实和何小海说：“你们新知青头一次干这活怕吃不消，不行就少装点。”“嗯。”他俩没精打采地应着，拖着扁担朝堤下走。
“看见没，剑峰，”谢元庭对我说，“这新知青就是不行。咱俩抬的比他们多不少呀，也没像他们那样。”
“别说他们，咱们刚来时，干活也不适应。”我说，“这几年锻炼得啥苦都能吃了，你说怪不怪。”
“哎，你累不？”谢元庭瞅着我说，“要不咱俩找个地方歇会儿再干。”
“大家都拼命干，咱们也不能让人看出落后哇。”我说，“鞍山小青年都管咱叫老青年，咱得干出个样子让他们瞧瞧。”
“行了，别说了。”谢元庭不满地瞥了我一眼，“你干得再多能咋样儿？哼，跟你干活就是累。”
“我不知道累呀？”我说，“一会儿，我也推独轮车，你跟别人担去吧。”
“想把我甩了？”他说。
“我没有那个意思。”我放下扁担说，“我想试试独轮车，你看他们推得多带劲儿。”
“你？”谢元庭眨眼瞅着我，“那可不是好玩的，没两下子，准得翻车。”
前面正停着一辆独轮车，我过去让人装上了满满一车土。我双手扶住把，往前刚走几步，身体便随那独轮车不由自主地晃动起来。脚像没根似的被车带得轻飘飘。谢元庭在后面大喊：“剑峰，快停下，要翻车呀。”
“没……”我“事儿”字还没出口，那车向左一歪，再也扶不住了，哗啦一声，连人带车倒在地上。整车土扣在我的身上，我立刻变成了个泥人。
我爬起来抖搂身上的土，重新扶起车。郑义平过来，拿着桶锹装了半车土，说：“你头一次推独轮车，掌握不好，先少推点，以后熟练了再装满车。”
他自己装了满满一车，扶着车把慢慢走着对我说：“你就像我这样，手把住，身子要稳，别着急，推几趟就好了。”
我学着他的样子，推车跟在他后边。车子微微有些晃动，我不停地调整两臂的姿势，掌握着平衡，总算将土推到大堤上。
天黑后，达子才吹哨收工。大家低着头往回走，累得不愿吱声。
教室里没灯，吃完饭，没水洗脚，我们都钻进了被窝。
“这黑灯瞎火的，真他妈的没意思。”杜金彪说着捅了一下身边的胡立仁，“哎，狐狸，你他妈的累拉爬了，咋没个动静？”
“扒拉我干啥？”胡立仁说。
“给哥们儿讲段故事，解解闷。”杜金彪说。
“讲啥呀？哥们儿怪累的。”
“你他妈的光装土，也没推车，累个屁？”
“那摆弄土，还不累呀？”胡立仁说，“都赶上了‘四大累’了。”
“啥叫‘四大累’？”魏实好奇地问。
“看样子，你们新知青是嫩哪，这都不知道？”胡立仁说，“这四大累就是打大坯、和大泥、拉大锯、操大×。”
哈哈哈……杜金彪大笑起来，问：“还有哪四大？”
“四大可多去啦。”胡立仁故意显摆起来，“什么四大绿、四大红呀。”
魏实一听来了精神头，他支起身子问：“四大绿是啥？”
胡立仁说：“青草地、西瓜皮、王八盖子、邮电局。”
“那四大红呢？”魏实又问。
胡立仁说：“寺庙的门、杀猪的盆、大姑娘裤裆、火烧云。”
“那大姑娘裤裆咋是红的呢？”魏实不解地问。
“你这小子是真不懂啊，还是装糊涂？”胡立仁阴阳怪气地说，“你没看见从女厕所掏出的那些手纸是啥色吗？”
“啊。”魏实恍然大悟。
“得了，狐狸，你讲点有意思的。”杜金彪催促道。
“白讲啊？”胡立仁说。
魏实披衣凑过来，从兜里掏出烟，递给了胡立仁，又甩给杜金彪一支。
胡立仁深深地吸了一口烟，缓缓吐出一串串烟圈，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