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冷霜月、尤金珠、尚慕春，还是哪个老知青？”我问。
他眼珠子翻了翻，瞅着我说：“你说是谁？”
我瞥他一眼：“我问你呢，到底是谁？”
“我不像你，个头标准，体形又好，浓眉大眼，白白净净的招人稀罕，还有人给补褥子。咱小眼厚嘴唇，个头还不到一米七，整个一二等残废。谁能看上咱哪？”没想到他竟冒出这套嗑，反倒奚落起我来了。
“行了，我不问了，总有一天我会知道的。”我装作生气的样子，转过身子不再理他。
周庆福也不吱声，又蒙上大被，一定是被半导体里的广播吸引住了。
脱谷已接近尾声，我们不用打夜班。晚上烧完炕，坐在褥子上，打发着寂寞的时光。营里在室外的电线杆上安装了两个高音大喇叭。每个宿舍都透风，那喇叭里的广播声便像无数个飞行的针，顺着各种缝隙挤进屋内，钻入人们耳中。每星期大约播两个晚上，由营里的兼职女播音员播放《盘锦日报》的新闻和各连送去的稿件。刚开始我听着还觉得新鲜，后来感觉总是那些套话，枯燥乏味。南炕的老知青似乎都不怎么听。凑在一起扯闲淡。这天晚上，他们谈论起青年点里的女青年，讨论谁漂亮。
有人说，韦翠花长得还行，脸蛋像红苹果，大眼睛，性格也开朗，只是腰粗了点儿。这时立刻有人反驳说，原先看还可以，磕掉门牙后就不行了，像个豁嘴，说话都漏风。
有人说，郎晓忻长得也不错，别看个不高，眼睛不咋大，可挺会撩人。
于是又有人说，你这什么眼光？没看见她肩窄胸鼓腰细，再瞧她那屁股，简直像个大磨盘。六个人在上面打扑克，还带观众。
立刻引起哄堂大笑。
一个叫老黑的知青说，三连有个鞍山女知青，长得挺好看，那天咱连正开欢迎新知青的会，杜金彪却跟人打架，就是为争这个女的。
老知青胡立仁透着狡猾的眼神，有些诡秘地说：“你们眼光都不行。要说漂亮，还得属三连的方怡玫，瞧她那脸蛋，那腰条，那个头，简直像电影演员，全青年点没一个能比得上。那天晚上被杜金彪硬拽进草垛里，让新知青浇尿给搅黄了的就是她。”我心里咯噔一下，又想起挨揍的那个惊恐之夜。
排长李冬生推了他一把说：“你个大色迷，看上她啦。你没看她父亲是什么？顽固不化的走资派、反革命。别人都躲着她，你还敢说她好，小心批判你。”
“是呀，你小子被她迷上啦。那可是个狐狸精，谁挨上准倒霉，你可别掉进去呀。”大家七嘴八舌，眼神里充满了鄙夷。
“我也没说她好，只是说她的长相。我不明白，怎么反革命、走资派会有这么漂亮的女儿？”胡立仁为自己辩解着。
这些老知青怎么对女青年这样感兴趣？我觉得有些无聊。尤其是提到反革命的子女，一下子联想到自己，心里忐忑不安。还是出去走走，自己清净一会儿吧。想着牙膏已经用完了，便穿上棉衣向营里的小卖部走去。
小卖部与营部在一趟房，位于青年点的北面，有五六十米远。我推开小卖部的门走了进去。这个房间不大，外间有一个铁架子镶玻璃的柜台，面靠墙是一个货架子，上面摆放着少得可怜的日用品和食品。
售货员是位去年下乡的鞍山知青，听连里人说叫兰桂芳。她不到二十岁，圆脸，白白胖胖，一看就知没经过风吹日晒。说话时带着少女纯真的微笑。
我买了一管中华牙膏。
忽然外面风声大作，吹得门窗乱颤发出咔咔的声响。我得赶紧回去。我抓起牙膏急匆匆奔向门口。
我刚推开门，外面一人似被大风推搡进来。我毫无准备，一下子与那人照了个顶头碰，只听咚的一声，两个脑袋撞在一起。我只感觉眼冒金星，头嗡嗡作响。那人“哎呀”叫了一声，我立即听出是女人的声音。我晃了下头，定睛一看，一位个头与我相近的女青年立在我的面前。
她，高挑的个子，尽管穿着厚厚的棉衣，但仍难掩饰匀称的体形。瓜子脸，细弯的眉毛，一双晶亮的大眼睛，瞳孔又黑又亮，长长的睫毛忽闪着。我的脑海里蓦地闪出电影《五朵金花》中的女主角。
显然女青年被我撞疼了。她手捂着额头，眉头微蹙。我感到很尴尬，低头不敢正视。
“呀，是方怡玫，快来。”兰桂芳说道。
啊！这就是被大伙议论的方怡玫。我不禁一怔，忍不住又好奇地偷着瞟了她一眼。
“对不起，我……”我朝方怡玫道歉，却不知怎样表达。
“没关系，你没事儿吧？”方怡玫仔细打量着我，友好地向我笑一笑，露出一口碎玉般的白牙。那一口北京腔，在这个地方显得有些特别。
“没事。”我说。我感觉自己的脸发热。借着这个台阶，还是早点离开吧。
我惊慌失措地跑出小卖部，迎着呼啸的大风一口气奔回了宿舍。
第一部分好奇心（1）
第三章
对苇塘，我充满了好奇心。
达子说过，去苇塘割苇子别看能挣到现钱，那活不是谁都能干的。
我心里合计，再艰苦也比遭人歧视强。可我听说全营只去二十多人，没我们新知青的份儿。韦翠花真能耐，不知怎么说服了黄树川让我也跟去。这次带队的正是他。
黄树川四十多岁，个不高，但结实得像个石礅。黄树川长得特像扮演黄世仁的电影演员陈强，加上干活好较真儿，平时总绷个脸，大伙背后叫他“黄世仁”。
他家原本在离青年点四五里地的黄屯，自从当上青年点的小队长后，就把家搬到青年点房后的那片土房，与十几户当地和兴城迁来的农民做伴。
他有一儿一女。儿子黄来宝，年龄与我相仿，长得黑瘦，像条泥鳅。女儿黄喜凤十五六岁，圆脸大眼睛。
黄树川初中毕业，在青年点的老农队长中文化程度最高。他特喜欢实干的人，曾手把手教我扬场和磨镰刀，就是脾气过直。韦翠花告诉过我，一九六九年冬知青放寒假，本来农场党委已经通过黄村川的入党申请，只等春节后让他填入党志愿书。可他有天深夜看场院，因一场莫名其妙的大火被送进看守所关了一年。眼看即将到手的党票被无情地烧没了。
我与黄树川接触的时间不长，但他的品格却深深地影响过我。
黄树川特意找到我问：“听说你要去苇塘？”
“嗯。”我点点头。
“那儿可苦哇。”
“我不怕。我下乡时已做好了吃苦的准备。”
“这可不同于脱谷，一般人可受不了。”
“别人能干，我就能干。”
“可咱连割苇子的人已定下来了，名额有限，要不就下回吧。”
我急了，连忙说：“黄队长，我就是想去苇塘见识见识。只要让我去，干什么都行，不挣现钱也没关系。”
黄树川瞅着我：“你小子真有股犟劲儿，我就喜欢你这样的。这么着吧，你帮韦翠花做饭，但不算连里名额，只能记工分，不能挣现钱了。”
“行。”我爽快地点点头，“谢谢队长。”就跑回屋做准备去了。
这次去苇塘，黄树川点名让李冬生、郑义平、胡立仁、雷大鹏、韦翠花代表我连参加。李冬生、郑义平是我连最能干的。胡立仁人称“狐狸”，给人的印象十分狡猾，干活好投机取巧。这割苇子是累活，他怎么削尖了脑袋要去呢？我感到纳闷。郑义平性格直爽，对胡立仁说：“狐狸，行啊，全连就去几个，怎么有你？你小子怎么跟队长磨的？这活你能吃得消吗？”
胡立仁眼珠转着：“这你就别管了，咱这是专捡重担挑在肩。”说着吊起嗓子，唱起了样板戏：“明知征途有艰险，越是艰险越向前……”
“行了，别干号啦，硬装什么杨子荣！你那点儿心眼谁看不出来，去苇塘割苇子，不光记工分，还挣现钱，你是奔现钱去的吧？”郑义平好揭他的底。
“你小瞧人是不？”胡立仁眼珠一转，“哎，不管咋说，我怎么也比韦翠花能干吧。韦翠花不就是磕掉了两颗门牙吗？这次上苇塘光做饭不割苇，又拿工分又挣钱，不比我合算哪？”
噢，刚才我还合计，韦翠花一个女青年，怎么让她也到苇塘割苇子？原来连里是照顾韦翠花，才让她跟去做饭。
“小白，上苇塘可不是闹着玩的呀，”郑义平瞅着我，“你可得有足够的心理准备啊。”
我嗯了一声，抬头注视着他。他的脸黑黢黢、灰土土，像是几年没洗过，嘴角上还挂着几个饭粒。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们已坐上了马车。不知走了多久，当太阳快偏西时，马车才在土屋前停了下来。
茫茫的荒野上，孤零零伫立着两个小土屋，成为每年割苇人的暂时住所。周围长着细细的苇子和杂草，听说距大苇塘还有几里远呢。
两个土屋相距不过几米，土屋的外间不大，靠墙处有两个炉台，安着的大铁锅泛着厚厚的黄锈，破锅盖裂出一道大缝，看样子是连做饭带烧炕。里间是南北两铺土炕，破苇席上落了厚厚的尘土。墙角和苇子编的棚顶，到处是蜘蛛网似的灰吊，一看就是好久没人住了。听黄队长说，这土屋原来曾有看苇塘的人住过，听说割苇子的人要来他们早就搬回家了。
我们二连和三连的人住在东头的土屋，一连和四连的住在另一间屋。
韦翠花在外屋收拾大铁锅，锅台边孤零零地立着一口缸，灰土土的缸沿儿狼牙锯齿地露着豁口，缸体的裂纹处用水泥抹得疙瘩溜秋。她瞧缸里空空的，便拎起钢钎，挑着带来的两只水桶到外边去寻水。
我把屋子打扫完毕，老知青才把行李搬进了屋。黄队长进来安排住宿位置。除了韦翠花和我住在南炕炕头，其余二连的人跟他住北炕，让三连的人住南炕。看得出黄队长不想让三连的人说他偏向二连。韦翠花是唯一的女青年，而我年纪最小，照顾我南炕睡，这些人也无话可说。
韦翠花是青春少女，和我们这些大小伙子挤在一个屋子，能方便吗？可两个屋子都挤满了人，不可能单独为她腾出一间。毕竟男女有别，黄队长思索了一会儿，想出一招，在我和韦翠花的褥子中间挂了一条线毯，又在炕沿儿前搭一条她带来的床单。这样，便遮挡了外面的视线，临时为她围成一小块儿封闭的空间。
放好行李，见韦翠花还没回来，我有些着急。问黄队长挑水的地方离这儿多远，队长告诉我，北面二百多米远处有一个大水坑，只能吃那里的泡子水。我心想，这距离不算太远，挑水也该回来了，是不是出了什么岔头？
我不安地走出屋。狂风呼呼刮着，天干巴冷。我向北望去，只见一个身影在那个大水坑上晃动着。我赶紧跑过去。水坑早已封冻，韦翠花正用钢钎砸冰窟窿。她扭动着身躯，双手紧握着钢钎用力地在冰面上砸着，溅起的冰块崩在她的身上和脸上。她忙活得头上冒着热气，脸红扑扑的。
我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