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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金溪蔡上翔撰《王荆公年谱考略》，是一部为王安石辩诬的专著，也可以说是一部旧史学“辨诬”的代表作。其中自然有丰富的材料，也有许多精辟的论证。但其中也有大量十分可笑的“考证”。蔡上翔以同乡之谊，费尽九牛二虎之力，按照封建道德的标准，把王安石打扮成一个“完美无缺的高大形象”，作了不少愚蠢的努力。那是不足为训的。这本书前些年被捧上了天，那是“四人帮”别有用心的把戏，出版者是有责任将真相告诉读者的。《柳如是别传》是否也会有类似的倾向，未读全书，不能确说，这里不过是对“辨诬”问题谈一点看法而已。
明清之际是一个重要的时代。钱、柳则是在这个特定时代中产生的有代表性的历史人物。《柳如是别传》的意义当然不只局限于一本人物传记。作者是很重视这部著作的，他集中了晚年的精力加以研究，而且自述其开始研究的经过说：“然自此遂重读钱集，不仅借以温旧梦，寄遐思，亦欲自检所学之深浅也”。这绝不是泛泛的谦词。明清易代之际的著作，是很不易读的。除了某些作者研究方面广、运用典实丰富之外，尤为困难的是，同时流辈的生平出处、种种关涉，每每不易索解。困难不在古典，而在“今典”。古典不论如何僻奥，总是存在于古书之中的，可以查。今典则往往只存在于同时人的口耳之间，间有记述，也往往十分隐晦，而且多半毁失了。读起来有时简直就和猜谜相差不远。在这方面，陈先生的研究工作是很可贵的。这里需要的不只是素养，更重要的是实事求是的态度和艰苦的钻研精神。“缘起”中有一两个小例子，说明他的治学方法和成果是会使读者信服的。起决定作用的往往并非天才，而是实干。当然，对考证的是否繁琐，无论什么时候是都会有不同意见的。我以为，只要以实事求是的精神力求解决实际的课题，应该都是允许的。虽然对具体课题的现实意义，会有不同理解。但这也应该允许不同的看法并存。
我非常希望这部五十万言的著作能早日出版。我相信，将有大量使我“瞠目结舌，不知所云”的疑难处所，因之获得解答，对这一时代和一些具体人物获得更全面、深入的理解，使我得以修正、补充过去认识的偏颇、错误。
1978年7月21日
《黄裳卷》 第三部分关于张宗子（1）
关于张宗子
张宗子著作以《梦忆》流布最广，文集至光绪中始墨板，传世亦稀。十余年前先后得《史阙》、《琅嬛文集》二种，皆张氏手稿。前者出于越东山中，后者则丁氏八千卷楼旧物。叹为双美。
宗子平生著述甚夥，其曾于生前墨板者，只天启中刻《古今义烈传》八卷一种。他书不传。甲乙之际，国破家亡。遗稿藏于家，子孙无力刊刻，亦不敢刻也。康熙季年始刊《西湖梦寻》五卷于粤东，是为家刊最早之本。（宗子他种著述，略见《琅嬛文集》跋，今略。）又有汉阳朱氏乾隆中抄《评东坡和陶诗》一册，后附宗子补和二十四首（见会稽周氏《旧书回想记》）。又《快园道古》一种，则见于《梦寻》原刻《凡例》。年来浏览所及，仅乃得此。今《琅嬛文集》卷一存自撰诸书序文，尚十余种（《自为墓志铭》所著录自撰诸书，尚有《张氏家谱》、《明易》、《大易用》、《说铃》、《昌谷解》、《傒囊十集》、《一卷冰雪文》等），恐皆无从踪迹矣。
光绪丁丑刻《琅嬛文集》，为湘潭黎培敬刻，所据则会稽王惠藏本。王氏跋云：“余束发时，读书于山阴余浣公侍御家。检其藏书，有《琅嬛文集》一帙。蚊脚细草，蟫蠹褵衤丽，盖张陶庵后裔世传而尚未付雕者也。余见而攫之，五十年来，藏之敝簏。”跋作于道光戊戌，知其得书于余氏大观楼，当在乾隆末。而郑刻《史阙》跋文亦言所据原底为蚊脚细草之本，意此皆当日清钞底本，余所藏二种则草稿也。独怪大观楼本，何以无诗？宗子曾有《琅嬛诗集序》，意必已另编，只纳《古乐府》一种入《文集》中耳。
宗子撰著最显者为《梦忆》、《梦寻》二种，皆作于甲申以后，以遗民而追忆前朝盛事。时家已陵替，窘辱之余，缅怀少年贵盛往迹，文字悲凉，可方《武林旧事》，《东京梦华》，然其晚年生涯，人多不知。此诗稿所存此类资料甚富，尤以记清初江南变乱情状为有史料价值。集中有甲申以前诗，而大半为国变后所制。最晚之作为庚戌十月诗。庚戌为康熙九年，宗子年七十四矣。（《绍兴府志·宗子传》云宗子卒年九十三）
皓首学术随笔卷关于张宗子宗子《自为墓志铭》，自论平生，极痛切率真，文字亦佳。我国文人之能为《忏悔录》如法兰西之卢骚者，乃更无第二人。其略云：“蜀人张岱，陶庵其号也。少张岱稿本《琅嬛文集》
为纨袴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劳碌半生，皆成梦幻。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断炊。回首二十年前，真如隔世。……学书不成，学剑不成，学节义不成，学文章不成，学仙学佛、学农学圃俱不成。任世人呼之为败子、为废物、为顽民、为钝秀才、为瞌睡汉、为死老魅也已矣。……甲申以后，悠悠忽忽，既不能觅死，又不能聊生。白发婆娑，犹视息人世……”因自为墓铭，其忏悔心情，与遗民心事，俱跃然纸上。《琅嬛》一集，大抵皆可为此两事做注脚。此集幸而未刻，亦幸而深藏密锁几三百年，遂得逸出禁网。岂非不幸中之大幸。宗子自叙其诗，言少喜徐文长、袁中郎、钟伯敬、谭友夏之作，亦尝学之，然终当自具面目。今观此集，则诚非徐、袁、钟、谭之诗也。其诗之所抒写，大略为如下数事。记乱后生活，记撰朱明国史，记诸方美物。贯串其中者，遗民之心事也。甲申以前作多不佳，然亦有数端可采。五律有《阮圆海祖堂留宿》二首，有句云：“无生释子话，孰杀郑人歌。”（原注：“时圆海被谤山居，故为解嘲。”）是可见当日清流议论初非一律，盖不仅夏氏《幸存录》于圆海有恕词也。又七言古诗之《寓山士女游春曲》、《闵汶水茶》、《曲中妓王月生》、《祁奕远鲜云小伶歌》、《柳麻子说书》等，皆可为《梦忆》注脚。五律有《咏方物》三十六题，皆以老饕而作诸物董狐者。
宗子为山阴祁氏姻娅。宗子仲叔联芳，字尔葆，号二酉生。祁彪佳于日记中称为“母姨”。乙酉彪佳自沉死。子理孙、班孙谋兴复故国，终以破家。祁、张皆山阴大族。祁氏家败以此；张氏之陵替，其故事不得甚详。然国变兵燹固覆败之一主因也。集中多有避兵之作。最早在丙戌，乙酉后一年也。其《避兵越王峥留谢远明上人》五古云：
避兵走层峦，苍茫履荆棘。住趾越王峥，意欲少歇息。谁知方外人，乃有孙宾硕。僧房幽且深，藏我同复壁。焦饣卞及酸齏，遂与数晨夕。一子又一奴，竟夺三僧食。萧然昼掩门，十日九不出。寺僧百余人，谋面俱不识。一住过三春，两月生明日。山窗静且闲，因得专著述。再订石匮书，留此龙门笔。上人日不来，携灯话促膝。与之商古今，侃侃具绳尺。开士有心人，偶尔隐缁笠。一日缘山行，乃为人物色。姓氏落人间，不复能隐匿。剥啄叩僧寮，来往如络绎。仓卒去庐山，康乐逃莲席。不及别远公，时时在胸臆。戎索政自苛，搜罗遍荒僻。恐以累檀那，凤起不留革。何日得升平，扶筇到山泽。再过虎谿头，笑言常哑哑。
宗子诗以五古最富，亦最佳。语言冲淡，意则深挚。读此，可知于密迩越城山中，尚有百余僧众聚居之大寺，乃得闲窗著史。然避居亦大不易。宗子偶山行，遂为逻者所见，搜索日至，遂不能不更避居他所。临行慌促，竟不及与远公一别，留诗以谢，其词甚苦。当日网罗之密，遗民之不遑宁处，即方外丛林亦非净土也。
《黄裳卷》 第三部分关于张宗子（2）
其后更有《和贫士》诗七首，小序云：“丙戌九月九日，避兵西白山中，风雨凄然，午炊不继。乃和靖节贫士诗七首，以寄剡中诸弟子。”其句有云：“清飙当晚至，岂不寒与饥。悄然思故苑，禾黍忽生悲。”“腹饥徒煮字，樽空耻自斟。岂无长安米，苟得非所钦。丹厓与白石，彼或谅吾心。”“天柱既已折，杞人复何忧。行吟在泽畔，吾将见吾俦。幸不惭死友，此心何所求。”此诸诗大抵作于离萧寺别居之后，即酸齏焦饭亦不可更得，诗境乃益凄苦，禾黍之思亦益炽。死友者，祁虎子辈也。其后更有《和〈述酒〉》诗、《和〈挽歌辞〉》诗，遗民悲愤，洋溢行间。《和〈述酒〉》云：“空山堆落叶，夜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