奈，但这是假象，因为，这些“烦恼”和无奈离真正的“人生”，实在太远，离沉重而纷乱的现实生活，实在太远。池莉的写作，属于温吞吞、轻飘飘的那种：既不大喜，也不大悲；既不大怨，也不大怒；既没有深刻的思想和凌厉的锋芒，也没有成熟的技巧和圆练的语言。她献给时代和大众的，是温柔的话语抚摸，是逃避“今天”的幻想，这种关于未来的幻想，虚妄而渺茫，具有白日梦的性质，就像《烦恼人生》结尾所写的那样：“印家厚熄灭了烟头，溜进被子。在睡着的前一刻他脑子里闪现出早晨在渡船上说出的一个字：‘梦’，接着他看见自己在空中对躺着的自己说：‘你现在所 经历的这一切都是梦，你在做一个很长的梦，醒来之后其实一切都不是这样的’。他非常相 信自己的话，于是他就安心入睡了。”（《中国当代作家选集丛书·池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第48页，第349页，第323—324页，第359页，第305页，第297页）这种自欺式的自慰，幼稚而虚假，与其说是人物的心理活动，不如说是出自作者的不敢面对现实的想象。坦率地说，在我看来，池莉的小说，既是一种残缺的价值图景，一种病态的趣味现象，也是一种消极的社会心理现象。同许多被市场绑架、被体制挟持的作家一样，池莉的写作，也是一种异化性的写作，一种“社会订货”性质的写作。她缺乏被利维斯在《伟大的传统》中当作“任何真正才智的首要条件”的“一颗深沉严肃之心”（FR利维斯：《伟大的传统》，袁伟译，三联书店，2002年，第22页，第49页，第103页，第150页，第206页），缺乏从容不迫的写作姿态和决心自食的深刻体验，缺乏永不停歇地超越自我的强烈冲动，因此，她的创作始终滞留在封闭而单调、粗糙而浅薄的状态里。
《看麦娘》是她的一部半生不熟的中篇新作，典型而集中地表现了池莉小说创作上的问题和病象。问题尽管是很多很明显，但这并不影响它刚一出笼，就被几家选刊性杂志在重要位置转载，就被阐释为由“新写实”向“心写实”的飞升，就获得了商业意义大于文学意义的第四届“大家·红河文学大奖”。
那么，它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作品呢？
一 粗
池莉小说的语言，既没有宗璞的渊雅圆熟，也没有王安忆的清通严整，也没有张洁的飘逸流丽。她的语言，可以用一个字来概括，那就是粗，是粗糙的“粗”，是粗砺的“粗”，总是一副生硬滞涩、拖泥带水的样子，实在缺乏成熟的风格和丰饶的韵味。让我们依然老老实实地用实证分析的方法，来考察池莉这篇小说中的语言病象。
一是用词不当。用词不当，是因为用心不够，是因为缺乏成熟的语感，是因为缺乏对同义词进行辨析的耐心，是因为对词语的内涵理解得不对，把握得不准。
父亲戴着他上过桐油的大斗笠，手持放大镜，（酷似）在地里寻宝。（池莉：《看麦娘》，《大家》2001年第6期；引文据《中华文学选刊》2002年第1期，以下引文凡出自此文者，只在引文后注明页码）
“酷似”的意思是指甲与乙在神态、相貌、气质等方面非常相似，具有直接肯定的性质，不能用来引导一个比喻句。
我也真的是有一点生气了。因为于世杰与我彻底的（南辕北辙）而生气。……我们一生做了多少事情？可有多少事情会（顺藤结瓜）呢？（第17页）
“南辕北辙”一般是用来描述或形容所愿与所为、目的与行为的分离或对立，因此，池莉的用法，是讲不通的；“顺藤结瓜”，显然是套着“顺藤摸瓜”的模式生造出来的一个词，让人费解不知所云。
（这难度）早在我还没有出门之前（就开始了），于世杰就是这（难度当中的一分子）。（第18页）
“难度……开始了？”“难度当中的一分子”？这句话怎么看，怎么别扭。
我从来不隐瞒自己，全都是人们在（混淆）我。（第24页）
“混淆”的是什么意思？是“误解”之义吗？一般来讲，“混淆”之后是两种意思相反或相对的词，如“混淆敌我”，“混淆是非”等。
外地人在北京，开销大，还得（防范）一些（意外）开支。（第28页）
“防范”、“意外”二词，皆非恰当用语，还可用心推敲。
二是由于语序混乱、搭配不当造成的罗嗦累赘及表义不明现象。
在深夜的枕头旁边，脑门窝在丈夫温暖的颌下（？），夜色模糊了眼睛，细细的慢慢的说话，倘佯（徜徉）在自己的记忆里，我是很愿意这么说话的。（第16页）
这句话东拉西扯，不仅显得疙里疙瘩，而且给人一种空洞无物的印象。
人们从他们的角度和认识来看待我，我有什么办法？（第24页）
“从……认识”是很少见到的搭配，既不妥当，又显多余。
现在这个世界，如果（单就强弱大小），单就（生命）的表象，人类谁能够救谁呢？（第31页）
由于这个复句的前半部分属于语义不完整的表述，致使后半句的反问落到了空处，从而给人一种圆凿方枘、驴唇不对马嘴的感觉。这是一个残缺不全的复句，也是一个性质不明的复句。
上官瑞芳用她全部的青春和生命反对我的平庸，我却还是那么地理解她和心疼她。（第29页）
这句话在逻辑上、情理上是不通的。这两句话之间并不存在一种具有否定意味的转折关系。
上官瑞芳和容容，是我伤口深处的伤口，是她们，保持了我对于疼痛的敏感和对于自己平庸的发现，因此，我无法不（动员）呵护她们，呵护她们就是呵护我自己。（第29页）
这段充满感情色彩但颠三倒四的文字，同样存在严重的语法问题（“保持了……发现”的搭配是不当的。）
房间里出奇地安静，没有任何蛛丝马迹表现容容的踪影。在任何风景旅游区出卖的浮浅简陋的少数民族风情，已经残败、褪色和开裂，失去了任何装饰意义，生殖器图腾孤伶伶地戳在哪儿，像只风干的大茄子。这是一个作废的工作室，一个被放弃的临时卧室。（第27页）
这段文字中加点的字，要么搭配不当，要么措词不准确，要么显得多余，总之，都有问题。两个“任何”都给人一种武断而笼统的印象；用“浮浅简陋”形容“少数民族风情”，则给人一种“浮浅简陋”的感觉，“表现”了池莉的有待提高的语言能力。
楼道里又响起了巨婴般的哭声。（第27页）
“巨婴般的”是什么样的？实在想象不出来。
三是错别字和常识错误。
男的灵活得赛过了万象（向）轮，女的还是从前的有轨电车——一条道走到黑。（第13页）
电视开着，不相干的人在屏幕上晃动，不相干的（地）说话，也就成了一片嗡嗡的嘈杂声。（第14页）
于世杰叹了一口气，……因为她被迫招供不该（想？）招供的密（秘）密。（第17页）
家里恰好没有其他（它）鸡蛋了。（第20页）
她小口小口地喝，模样很老道（到）。（第22页）
使得他晕晕糊糊（乎乎），无法拒绝。（第24页）
就因为米缸的大米神密（秘）地减少，我们醉心的事业很快就被我母亲发现了。（第24页）
我被上官瑞祥那经过专业训练的歌喉所震憾（撼），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第25页）
郝运为了说服我在北京攫（掘）地三尺地寻找容容，他把我带到了北京与通县之间的一个生活小区。（第25页）
在池莉的这篇小说中，同错别字相映成趣的，是那些常识性错误。
于世杰酷爱小车，收藏名车牌照，购买靓车杂志，可是我们没有经济能力购买私车。（第14页）
“牌照”是汽车合法运行的证件，是不允许收藏的，再说，全国各地的汽车牌照都大体相同，似乎并不具备太大的收藏价值。于世杰收藏的或许是各种小车的车标？
乔万红掰起手指历数容容的事迹：策划崔建在工人体育馆的音乐会；北京万人出动，到大西北去绿化荒山；请马拉多纳来中国踢球；鼓捣歌星李娜出家当尼姑；筹划千集跟踪电视剧《一个北漂少女的三年》，等等。（第21页）
不管池莉是出于怎样的目的写下这段文字，她的目的都注定是达不到的，因为，这些违背常情的虚言狂语，实在太离谱了。
如果说上官瑞芳是被男人害苦了的话，那么容容可要害苦男人了。原来这世界上的一切，却原来还是阴晴圆缺啊！（第28页）
用“阴晴圆缺”来评价“这世界上的一切”，给人一种不伦不类，牵强附会，缺乏常识的感觉。“原来”本就没来由，再加上一句“却原来”，更显擀干不通。
二 乱
池莉在写这篇小说的时候，显然有驾虚行危、另辟蹊径的勇气，但是遗憾，效果不好。无论叙述、结构，还是人物、主题，都给人一种杂乱无章的印象。这篇小说的主干情节，是叙述“我”上北京寻找朋友上官瑞芳的在演艺界混得很风光的女儿容容。但是作者似乎并没有耐心叙事、写人。她的叙述缺乏中心感和力量感，缺乏自觉性和目标感，而是天上地下，有一搭没一搭的；一会儿是对无关宏旨的知识卖弄，一会儿又插入可有可无的回忆或联想，一会儿是琐屑、苍白的议论和抒情。这就稀释了小说的美感浓度，影响了叙事的严整和内在张力，败坏了读者的胃口。
从结构和叙述策略上看，池莉硬是要把一个短篇小说的素材，拉成一个中篇小说，于是，她只有通过改变结构和叙述方式，来把一个简单的情节变成繁复而杂乱的话语拼凑。换言之，她就不得不在小说中掺入大量的情节因素，用议论等修辞手段来填充事象之间的巨大空隙。例如，关于“六月二十一号”这个日子，她就花了一千多字来议论，由父亲到死，到上官瑞芳“一丝不挂”地喂怀里的孩子吃大便，到儿子参加考试时表忽然停了，到“义和团弄得很凶”，到维多利亚女王去世，到美国死了两个总统，絮絮叨叨，强聒不舍，不厌其烦。那么，池莉写这些东西要传达什么样的意思给读者呢？那就是“数学是一个魔幻奇妙的东西”，还有，它可以成为“我这样一个没有宗教信仰的女人的糊涂信仰，以便靠什么来寄托自己的哀思、怨尤以及内疚悔恨之类的杂乱思绪”（第11页）。“我”的“杂乱思绪”也许有了“寄托”，但是苦了读者：他们从这种“糊涂信仰”中找不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
导致池莉这篇小说混乱、芜杂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作者根本就没有剪裁、提炼的内在自觉。她写得太随意了，似乎任何素材性的意象或情节，一旦进入她的想象，就被直录了下来。她对“乳沟”的两次描写似乎并没有多大的必要性（第13页、第18页）；关于男人的多次贬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