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口村社教工作队里，有一位从武警总队来的姓陈的干部，是个老公安，年纪不大，已经有十年党龄。他有丰富的公安经验，人也非常随和。季羡林与他相处得很好，几乎无话不谈。但是，有一件小事引起了季羡林的注意。这位陈同志收到无论什么信，看完之后，总是用火烧掉。这同季羡林的习惯恰恰相反。季羡林有一个好坏难说的习惯：他不但保留了所有的信件，而且连一张小小的收条，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东西，都要精心保留起来。看了陈的行径，季羡林大惑不解。特别是一张铅印的贺年卡，本是官样文章，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但是陈同志却连这样一张贺年卡也不放过，而且不是撕掉，一定用火烧掉。季羡林看到这情景，实在沉不住气了，便与陈进行了如下一段对话：
“你为什么要烧掉呢？”
“不留痕迹。”
“撕掉丢在茅坑里不就行了吗？”
“不行！仍然可能留下痕迹。”
“你过分小心了。”
“不是，干我们这一行的深知其中的利害。一个人说不定什么时候会碰到点子上，一碰上，你就吃不了兜着走。”
季羡林大吃一惊，真是闻所未闻。他自己心里估量了一下：“我也会碰到点子上的。我身上毛病不少，小辫子也有的是。有人来抓，并不困难。但是，我自信，我从不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也没有加入任何反动组织，‘反革命’这顶帽子无论如何也是扣不到我头上来的。”心里乐滋滋的，没有再想下去。
岂知陈同志的话真是经验之谈，是从无数血的教训中提炼出来的真理。过了没多久，季羡林就“碰到点子上了”，并且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主要罪证就是他精心保留下来的那些“微不足道”的纸片。这是后话。
…
山雨欲来（2）
…
5月来临，外面的风声越来越紧。工作队接二连三地传达中央发出的文件。大家都分明感到形势有些不妙，像是暴风雨来临前的气氛，但是外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谁也闹不清楚。季羡林在南口村仍然我行我素，在和煦的阳光中，在春光如海的氛围里，懵然如井底之蛙，“做梦也没想到‘文革’这场暴风雨会同自己的命运联系起来”，仍然悠哉游哉地过着日子。
…
“文革”烈火从北大点燃（1）
…
现在回首往事才知道，1966年上半年实际上是“文化大革命”的准备和酝酿时期。在表面平静的中国大地上，一个又一个政治事件像炸弹一样投向毫无思想准备的人们当中。
自从1965年11月，由江青一伙策划，姚文元写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发表后，就给文化大革命定下了调子，全国的政治空气立刻紧张起来。
3月中旬和4月中旬，中共中央在杭州两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是为“文化大革命”做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会上宣布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四人为反党分子。
4月18日，《解放军报》发表高炬《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的文章，宣布：“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高潮已经到来”，号召全国人民向“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开火。
5月1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因为是5月16日通过的，所以又叫《五一六通知》。《通知》重点批判了彭真等五人小组的“二月提纲”，说它是“反对把社会主义革命进行到底，反对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文化革命路线，打击无产阶级左派，包庇资产阶级右派，为资本主义复辟做舆论准备”，“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通知》说：“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隶属于政治局常委之下。”《通知》中最重要的话是：“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识破，有些还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成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五一六通知》一发表，文化大革命的性质、目的、打击的对象就十分清楚了，全国形势立刻严峻起来。
可是，这场文化大革命究竟该从哪里开刀？由谁来打响第一枪？
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人们经过缜密考虑，最终选择在北大发难。
前文中曾经提到，1964年夏季到1966年初，北大的“社教”运动曾经有过一次反复。“社教”运动开始时，工作队无端地全盘否定了北大党委的工作，指责以陆平为首的北大党委执行了一条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路线，并且把党的许多负责人定为“走资派”，发动积极分子对他们进行批斗。在批斗陆平等人的过程中，哲学系党总支书记聂元梓是带头人，表现甚为积极。哲学系的一批青年教师受极“左”思潮影响，也积极参加了对党委的批判。
后来，北大党委的上级机关北京市委为了保护北大党委，派市委大学工作部副部长宋硕参加社教工作队领导班子，派大学部办公室主任彭珮云到北大兼任北大党委副书记，帮助北大党委与张盘石为首的工作队抗衡，但未能奏效。
1965年1月，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亲自出马，批评了北大的“社教”运动。接着，北京市委又帮助北大党委推翻了工作队的结论。3月，中共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也批评了北大的“社教”运动。不久，中央书记处决定撤销张盘石的北大社教工作队队长职务，全面改组工作队领导班子。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许立群接任队长，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任运动领导小组副组长，北大党委书记陆平，副书记彭珮云、戈华均参加工作队领导小组。张盘石受到批评后，离开了北大。北京市委又召开北大干部和积极分子会议，统一认识，并对追随原工作队的社教积极分子进行了批评。
社教积极分子受到批评后，口服心不服，仍然认为北大党委执行了一条修正主义的路线。特别是聂元梓等人，对北京市委处理北大“社教”运动的做法心怀不满，抵触情绪很大，对市委的批评耿耿于怀。他们一直在等待着为北大“社教”运动翻案的机会。
这就是当时北大内部潜伏着的矛盾和危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人们对这一情况了如指掌。
当时北京市委正是文化大革命发动者们要攻击的第一座堡垒，被称为“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姚文元的两篇文章都是冲着北京市委去的。北京市委的领导人彭真、邓拓、宋硕、彭珮云等，又都曾卷入过北大的“社教”运动。如果文化大革命从北大下手，利用北大“社教”运动中对北京市委心怀不满的积极分子来打响第一枪，岂不是一箭双雕的绝好主意吗？
经过精心策划以后，5月14日，康生主持的中共中央理论小组派出以曹轶欧（康生的妻子）为首的调查组进驻北大。调查组的任务，名义上是调查北大的学术批判情况，实际上是整北京市委的材料和寻找合适的人来打响文化大革命的第一枪。
同日，北大党委书记陆平传达了宋硕在市委大学工作部召开的紧急会议上的指示精神：“要求学校党组织加强领导”，“群众起来了要引导到正确的道路上去”
5月中旬，曹轶欧在驻地友谊宾馆与聂元梓、杨克明（哲学系教师）等人见面，谈有关文化大革命问题。聂、杨等人，在国际饭店会议上受到批评以后，虽有翻案之心，但自知胳膊拧不过大腿，也有一些心灰意冷。可是，当他们读到《五一六通知》以后，感到精神为之一振。他们感到《五一六通知》里讲的话，正是他们当年想讲而未能讲出的话，只不过《通知》讲得更清楚，更透彻罢了。顿时，他们意识到，重新评价北大“社教”运动的时机来到了。曹轶欧还两次约北大党委常委、法律系主任陈守一谈话，鼓动陈站出来揭发北大党委、北京市委的问题，曹说：“如果你同意揭发，还会有人和你一同出面揭发的。”但是，两次都遭到陈的拒绝。最后，曹只好表示“算了”，但又叮嘱陈：“这事不能对任何人谈起，必须严格保密。”①
…
“文革”烈火从北大点燃（2）
…
（以下有关北大“文化大革命”中的情况、资料、数据、日期等，凡参考《北京大学纪事》的，不再一一注释。从他处引用的，另加注。）
──────
①《北京大学纪事》。北京大学出版社，l998年版。
5月23日晚，聂元梓、杨克明约集哲学系赵正义、宋一秀、高云鹏等人商量起草向北大党委发难的大字报，决定从北京市委大学工作部副部长宋硕5月14日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讲话开刀。大字报由宋一秀起草第一稿，杨克明加工修改，聂元梓最后加工定稿，并第一个签了名。
5月25日下午两点，由聂元梓、宋一秀、夏剑豸、杨克明、赵正义、高云鹏、李醒尘七人签名的大字报：《宋硕、陆平、彭珮云在文化大革命中究竟干些什么？》在大饭厅东墙上贴出。
大字报一贴出，便引起了全校师生的激烈争论。学校内部马上分为两派：一派是反对大字报的；一派是支持大字报的。两派互相争论，互不相让，形成对立。
晚8点，校党委召开党员干部会，陆平讲话：欢迎对党委工作提出批评，同时指出，写大字报贴到外面不符合中央“内外有别”的指示。校党委第一副书记戈华、常委崔雄昆拒绝出席大会，说明北大常委内部对大字报的态度也有两派。
晚12点，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国务院外办副主任张彦来到北大，在办公楼礼堂召开党员干部会议，传达国务院有关文件，批评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不应该贴到外面。还传达了周恩来的指示：“大字报可以贴，但北大是涉外单位，要内外有别。”并强调要遵守党纪国法。
当天，曹轶欧派张恩慈将聂元梓等人写的大字报底稿取走，送给康生。康生背着在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人，将这份大字报直接送给当时在杭州的毛泽东。康生要曹轶欧告诉聂元梓，让她“顶住”。
5月27日、28日两天，北大校内贴出大字报共五百多张，批“三家村”的一百多张，批聂元梓的四百多张。
正当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在北大遭到反击快要顶不住的时候，康生向远在杭州的毛泽东报告了聂元梓大字报贴出后的情况。毛泽东在6月1日中午见到大字报的内容，马上打电话给康生、陈伯达，要求在广播电台播出这张大字报。
6月1日晚8点，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根据毛泽东指示，全文播发了聂元梓等七人签名的大字报。毛泽东称赞它是“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的大字报”。大字报播出后，北大震惊，全国震惊。
“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此拉开了序幕。
当晚，中共中央华北局、中共北京新市委负责人吴德、苏谦益、池必卿、黄志刚等率领以张承先为组长的华北局派驻北京大学工作组三十二人进校。凌晨零点30分，工作组在办公楼礼堂召开全校党团员干部会。张承先表示：坚决支持北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