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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日子里，季羡林变得神经兮兮，迷离恍惚，茶饭不思，坐卧不安，惶惶不可终日。环顾眼前，自己现在已是待罪之人，阶下囚徒，人人得而辱之。不仅公社派的人，个个对自己怒目而视，必欲置自己于死地而后快，就连原来一派的井冈山的人，态度也与公社派的人毫无二致。当公社派把季羡林“打倒”后，井冈山的人也争先恐后，落井下石。他们也派红卫兵到他家里去，把他押去审讯。季羡林恍如大梦初醒，彻底悟透了人生，然而晚矣。
季羡林完全不能理解，自己二十多年来担任东语系主任，所有的教员，都是直接或间接由自己聘请的。他自己虽然有不少缺点，惟独在对待教员上，从不敢摆架子，作威作福，总是诚恳待人，鼓励后学。平时教员们对他都十分尊敬，大家相处，亲如一家。可是，等到文化大革命一分派，怎么一下子就视自己若仇敌，怒目相向呢？
最让他难以忍受的是他的两个“及门弟子”。其中之一就是前面提到的那个贫农出身又是烈属的人，学得不怎么样，但是季羡林当年为了贯彻所谓的“阶级路线”，硬是把他留下当了自己的助教。另一个也是资质低劣，一直到毕业也没有进入梵文之门的人。他也是出身非常好的。为了“不让一个阶级兄弟掉队”，季羡林在课堂上给他们吃偏饭，多向他们提问。“可怜天下老师心！”到了此时，就是这两个在“山上”的人，把他揪去审问，口出恶言，还在其次。他们竟动手动脚，拧他的耳朵。天下竟有这样不仁不义以怨报德的人！季羡林毫无办法，只能叹道：“自己酿的苦酒自己喝，奈之何哉！”
总之，季羡林此时感到，“自己完全陷入一条深沟之内，左右无路，后退不能，向前又是刀山火海”，他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了。
一年多来，他看够了斗争走资派的场面：语录盈耳，口号震天；拳打脚踢，耳光相间；谩骂凌辱，曲背弯腰；批斗完了，一声“滚蛋！”踢下斗台，汗流满面。到了此时，被批斗者往往是躺在地上，站不起来。季羡林作为逍遥派时，看到这样的场面，胆战心惊，但毕竟还是个旁观者。而今自己已成瓮中之鳖，笼中之兽，任人宰割，那些惊心动魄的场面就要降临到自己头上了！何况自己还有别人都没有的一篮子半焚的信件、一把菜刀和蒋介石、宋美龄的照片。季羡林知道，自己的前途要比他看到的被批斗的走资派更无希望。
环顾眼前，众人怒目相向；瞻望未来，漆黑一片。季羡林完全绝望了，他已经山穷水尽，无路可走了。何去何从，季羡林必须作出抉择。
“抉择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是忍受一切；一是离开这一切，离开这个世界。第一条我是绝对办不到的；看来只有走第二条道路一途了。”他在《牛棚杂忆》中写道。
前面说过，季羡林一生中曾多次碰到过“生存，还是死亡”的问题。不过，那些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生死抉择，只不过是套用其意罢了。这一次，季羡林可真正成了莎翁剧中的哈姆雷特。“生存，还是死亡？”他必须二者取其一。
他选择了死亡！
这是一个万分难做的决定。常言道“蝼蚁尚且贪生”，何况人乎？倘有万一的生机，一个人是决不会做出这样决定的。况且，当时还有一条不成文的法令：谁要是走这一条路，不管什么原因，都叫作“自绝于人民”。是党员的，以叛党论处，开除党籍；不是党员的，按对抗革命论处，定为“现行反革命”。凡“自绝于人民”者，都要累及亲友，株连九族。有许多人在当时之所以忍辱负重，苟且偷生，并不是他们怕死，而是怕因为自己的死祸及后人。季羡林既已下定决心，也顾不了这么许多了。他继续写道：
一个人被逼得走投无路，手中还剩下惟一的一点权力，就是取掉自己的性命。如果这是“自绝于人民”的话，我就自绝于人民一下吧。一个人到了死都不怕的地步，还怕什么呢？我眼睛一闭，让世人去说三道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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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可杀，不可辱（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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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可杀，不可辱。”这是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尊奉的人生信条。从屈原投汩罗江到老舍自沉太平湖，都是这样做的。这是他们在面对侮辱时惟一能保全自己人格尊严的一种选择。据《北京大学纪事》公布的材料：“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1971年底，我校有30人自杀身亡。”自杀在当时已经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变得习以为常。每当听说某某自杀的消息，闻者往往并不吃惊，也不去追问自杀的原因，只会发出一声感叹：“哦，又死了一个！”似乎是预料之中的事一样。
季羡林一旦做出了“自绝于人民”的决定，心情反倒平静下来了，而且异常地平静，异常地清醒。他想了很多，很细致，很具体，很周全。
他首先想到的是，文化大革命以来，北大自杀的教授和干部。第一个就是前文中提到过的历史系教授汪海А！拔母铩笨济患柑欤头裁咭┳陨绷恕Ｋ凰谰捅欢ㄎ胺锤锩肿印薄！按虻狗锤锩肿油艉＇！”的大标语，赫然贴在大饭厅的东墙上，当时曾引起了全校极大的震惊。季羡林与汪海欠浅Ｊ煜さ摹Ｍ粼诮夥徘跋γ白派奈Ｏ占尤肓说叵碌常夥藕笠恢被彻ぷ鳎酥窝Ф己芎茫欢幌伦泳统闪恕胺锤锩肿印薄＜鞠哿质翟诓荒芾斫猓鞘滞樗�
季羡林想到的第二个人是中文系总支书记程贤策。季羡林与程也是非常熟悉的。程在解放前是学生运动的领导人，后来担任过北大学生会主席。年纪虽然不大，也算是个老革命了，然而他也自杀了。季羡林看见过他颈悬木牌在校园里劳动。季羡林想，大概他对这种侮辱实在忍受不了，于是自己带着一瓶白酒和一瓶敌敌畏，离家到了西山一个树林子里，喝下白酒和敌敌畏，结束了自己的一生。季羡林一想到他喝了毒药以后，胃里像火烧一般，痛得满地打滚的情况，浑身就汗毛直竖，不寒而栗。
他还想到了一些别人的自杀方式，比如跳楼，摔得粉身碎骨而死；卧轨，身首异处而死，一想到死后的惨状，就使他心惊肉跳。他想到每个自杀的人在自杀前都会有极其剧烈的思想斗争，这都是血淋淋的思想斗争。他无法再想下去了。
他的思绪又转到了古代。他想到了屈原的投水而死。项羽在四面楚歌声中自刎而死。对这种死法，他很担心，太痛苦，太原始了。
他又想到国外。德国法西斯头子希特勒，自知作恶多端，最后自杀身死。据说他是服氰化钾而死。德国化学工业名震寰宇，他们把化学技术应用到自杀上，非其他国家的人所能望其项背，也是无法学到的。日本人则以剖腹自杀闻名于世，这是日本人的专利，想来是十分痛苦的，而且需要别人帮忙，一般人也难以做到。
经过反复的比较和思量，他想，服安眠药应该是最稳妥、最少痛苦的一种死法，也是世界上颇为流行的自杀方式，而他由于几十年神经衰弱失眠，对安眠药颇有研究，且积存不少。最后，他决定采用这种方式告别人间。
季羡林在决定了自杀的方式以后，便开始考虑时间和地点问题。时间问题很容易解决，立即实行，越快越好，此时他没有丝毫的犹豫。至于地点问题，则颇费了一番周折。最方便当然是死家里，但他又顾虑重重。他写道：
我们家里只有一大间和一小间房子。如果在家里实施我的计划，夜里服下安眠药，早晨一起床，两个老太太看见我直挺挺地躺在床上，她们即使不被吓死，也必然被吓昏。这是多么可怕的情景呀！我一生替别人考虑过多，此时更是不能不尔。把我的尸体抬出去以后，死过人而且是死过亲人的房间，他们敢住下去吗？不敢，又待如何？值此世态炎凉，人情薄如纸的时代，谁肯谁又敢向这两位孤苦无告的老太婆伸出援助之手呢？我现在已成为双料的“反革命分子”；新北大公社已经给我戴上了这样一顶帽子，如今又“自绝于人民”，是在反革命之上又加反革命了。总之，在家不行。
——《牛棚杂忆》
那就在外面吧。他首先想到了西山。西山山深林密，风光秀丽，“倘我能来到此处，猎猎松涛，琮琮泉声，头枕松针，仰视碧空，自己亲手消灭掉一生最可宝贵的生命，多么惬意，又是多么诗意呀！简真是我一生中最后的一首最美妙的诗。”但是他想，那地方太远，路上倘被红卫兵截获，那就要吃不了兜着走。于是他否定了这个想法。他又想到颐和园。过去有不少名人到这里来寻短见，最著名的是王国维。可是季羡林不想学王老先生投水自尽。他又想，到颐和园山后找一个洞穴，吞下安眠药，把花花世界丢在身后，自己一走了之。但是他又怕惊吓了游兴正浓的仕女君子。这个主意也不妥。最后，他忽然想到一个绝佳的地方。
我想来想去，想到了后面只有一条马路之隔的圆明园。这里有极大的苇坑。时值初冬，芦花正旺。我倘能走到芦苇深处，只需往地上一躺，把安眠药一服，自己的目的立即达到。何等干净，何等利索！想到这里，我对自己非常满意。我高兴得简直想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我认为，这简直是我的天才的火花的最后而又最光辉的一次闪烁。
——《牛棚杂忆》
想到这里，季羡林心情异常的平静，平静得连自己都感到害怕。但是决心已下，决不回头。于是，他继续考虑这五十多年的一生最后几个钟头必须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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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可杀，不可辱（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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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点对不起陪我担惊受怕的我那年迈的婶母，对不起风风雨雨，坎坎坷坷，伴我度过了四十年的老伴，对不起我那些儿女孙辈，对不起那恐怕数目不多的对我仍怀有深情厚谊的亲戚和朋友。我对不起的人恐怕还有很多，我只能说一句：“到那边再会了。”我把仅有的几张存款单，平平淡淡地递给婶母和老伴，强抑制住自己，没有让眼泪滴在存款单上。我无言地说：“可怜的老人！今后你们就靠这一点钱生活下去吧！不是我狠心，也不是我自私，茫茫宇宙，就只给我剩下这一条独木桥了，我有什么办法呢？”
——《牛棚杂忆》
两位老人大概明白季羡林的意思，知道他已经走投无路，自己也无力救他。她们显得很平静，感情并不激动，也没有流眼泪。季羡林没有考虑立什么遗嘱，因为那毫无用处。他环顾四周，伴他一身的那些珍贵的书籍，他现在也管不了啦。这生离死别的一幕，竟然这样平静，平静得让季羡林感到心惊肉跳。
季羡林把平日积攒下来的安眠药搜集在一起，既有丸的，也有水的，找来一个布袋子，把它们统统装在里面。他准备走出门去，在楼后爬过墙头，再过一条小河和一条马路，前面就是圆明园了。
一切准备就绪，只等他迈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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忍辱偷生（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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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季羡林准备上路的时候，突然响起了激烈的敲门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