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又是一个“突破”式的明言至理，影响了《红楼梦》。
那么，《红楼梦》和《长生殿》又有什么异同呢？
《红楼梦》是受了《长生殿》的感召，这无疑问；但它更是“接过”了所有的“情”——从《易经》的“圣人之情见乎辞”直到宋玉、曹子建、王实甫、冯梦龙等所有的“情”字而加以再扩充再提升，最后写出了“大旨谈情”四个大字。
这个“大旨”是以前未曾有的，超越了洪公。这方是中华文化的一个真内核——因为它比仁义道德的儒教更为高尚广大。
儒教不敢多谈“情”，把人的真情装裹在伦常、社会的人际关系的“服饰”箱框里，而曹雪芹则把这“情”从那箱框里“释放”出来，并且赋以更新、更高、更大的精神文化涵义和容量，比那更真、更善、更美。
《红楼梦》的“情”，已不再仅仅是“人际关系”了。
真善美，这种口号式的理想标准早已盛行于世，但在乾隆时代，尚无此种提法。那么，说曹雪芹彼时就倡导“真善美”，这话“通”吗？又有何为证？
先说“证”，有了证自然“通”就不必再辩了。
《红楼》一书，开卷到第五回，提出了“真”的问题，在此以前就先提出善与美的标准。三者俱见于书内，不是向外搜求比附。
第五回写“太虚幻境”的对联，开口即道出“假做真时真亦假”的妙理与感慨之言。他说人世常常是真假不分，以假混真，而人们偏偏甘愿崇假而弃真——于是真不如假，真的反而当成假的。脂砚一条批语云：
一日卖了三千假，三年卖不出一个真。
可见其感慨之深且重也！
所以，宝玉这个被误解的人，事实本乎真，憎恶假东西。流行说法，说他“反封建”，其实他对伦常礼法并未“反”过，他处处重礼，只是厌恨世俗假礼假应酬，其中并无真情，全是“演戏”——有的还不如戏之含“真”。
他祭晴雯特笔提出“达诚申信”之大义，何尝反对“封建道德”？他说，如是真情悼念，只供上一杯水，一片真诚感召，那受祭者是会来享的。
——哎呀，这不是“迷信”吗！
呜呼！人们怎么理解贾宝玉（或写出了他的那位曹雪芹）的心意？
他是说，世俗之讲道德，说仁义，多无实谛，只是变质弄成了一派假外表！他之崇真恶假，证据已明。
再讲善与美。
也是开卷不久，就提出了“不过几个异样女子，或小才，或微善……”这是有意的谦词。善虽微，已是性情之本；才虽小，又即美好的材质。
什么样的善才是至善？曰以情待人，即以真情体贴他人的甘苦辛酸，悲愁喜怒，这才是最大的善心——不是仅仅救济贫寒、舍衣施米的慈善行为。因为，那种救济举措，也有真有假，有搏名，有取利。
贾宝玉为千红一哭，为万艳同悲，这方是出自深衷的真美。一念似微，功德至大。
至于美，那倒不必烦言而自明。这部伟大悲剧性小说，本身就是一部悲壮而哀艳之大美。书写一百零八位女儿，脂粉英雄，闺阃豪杰，美好的心田，才华的表现，精能的才干，高洁的品格……一一具备。她们“命定”在薄命一司之中，流逝于沁芳之闸，即悲即美，亦美亦壮。
能达斯境，真、善、美三者合而一体者，是谓中华文化之精华，民族审美之命脉，何其伟丽崇弘而难以数语尽也！
末后，附说一义：贾宝玉的至真至诚的“情”，由人及物，一视同仁。他的“平等”“博爱”观与西方的也并不相同。他视鱼儿燕子与己为同类，可以交感，体其悲音，谅其情愫。他说凡物皆有情、有理，与人无异。这就是“天人合一”的本真，这就是中华文化的“化及草木，赖及万方”的精神境界。
中华文化是个至大至高的题目，岂是小文如本篇所能尽万一；只因是为了讲说《红楼梦》名为小说而实具吾华夏文化的精义在内，故为之简言浅讲，略申大概。倘能有助于理解，则幸甚矣。
第一部分第二层 《红楼》本旨（1）
曹雪芹自云：“大旨谈情。”
鲁迅题曰：“清代人情小说。”
鲁迅先生之题品，是正解“大旨谈情”一语的原创名言。
本书又解鲁迅之名言而作如是宣说——
“人情”者何？人是以感情而相互交际的“万物之灵”。故人之情，贵在有情，情即“通灵”的灵性，所谓“灵心慧性”，是为人的精神方面的精华表现。
有情，则我与人、物与我，皆为一体，相互体贴，慰藉。此“情”博大，乃雪芹所重所惜，而他将今日所谓之男女“爱情”名之曰“儿女私情”，以示分别。
是故，鲁迅才是20世纪之初最懂得《红楼梦》的大师。
情在《红楼》，是最博大的真情。情到至极处，痴心一片，百折不回，忘我为人，不知自私为何“物”，不知名利有何益——如一“不慧”“无智”之人，是谓之“情痴”。
书中主人公，以此为他人生品格。
故宝玉为“千红一哭（窟）”，与“万艳同悲（杯）”。
诗曰：
大旨谈情费考量，大师指点有专章。
“人情”莫作“言情”解，万艳千红总可伤。
解得情痴是圣贤，为他痛悼为他怜。
人间何处无芳草，开辟鸿濛第一篇。
巨大的象征
什么是象征？据现时通行版《辞海》，其定义是这么写的：
用具体事物表示某种抽象概念或思想感情。
文艺创作的一种表现手法。指通过某一特定的具体形象来暗示另一事物或某种较为普遍的意义，利用象征物与被象征的内容在特定经验条件下的类似或联系，使后者得到强烈的表现。
我自己非常害怕读这种“科学的抽象思维”和“理论术语”，觉得又啰嗦又胡涂。为了此刻的方便，我斗胆自创一个简单好懂的解说：“象征者，取象于物，以表喻人或事（境）之特征也。”
象征包含着譬喻的因素，但譬喻并不总能构成象征。比方《红楼梦》里说李纨是个“佛爷”，是说她一问三不知，与世无争，“超然物外”……这只是个比喻，“佛爷”还不能为她的“象征”。等到群芳夜宴，祝寿怡红，李纨伸手一掣，掣得的是一枝老梅（花名酒筹），正面镌着这梅枝，反面刻着“竹篱茅舍自甘心”一句古诗——这，才是她的象征。两者的分际，倒确是微妙的。
在《红楼梦》第六十三回（“七九”之数），写此一大关目，与第二十七回“饯花”盛会是遥相呼应，其妙绝伦！每个抽得的签，都是以名花来象征抽签者：湘云是海棠，探春是红杏，黛玉是芙蓉，宝钗是牡丹，袭人是桃花……最后麝月是酴醿！这真好看煞人。这才地地道道是象征手法。其实在中国小说中，人物的别称、绰号，都是今之所谓象征，并不新鲜。
这些，读者能悟，原不待多讲。研究者论析雪芹艺术的，若举象征，总不离这一佳例。这是不差的。但是，《红楼》一书中，另有一个总括的、特大的象征，论者却忽视了，这也可以戏比一句俗话：“小路上拣芝麻，大道上洒香油。”只顾细小的，丢了巨大的。
若问：此一总的大的象征端的何指？便谨对曰：就是大观园之命脉，曲折流贯全园，映带了各处轩馆台榭的那条溪水的名字——沁芳！
“沁芳”二字怎么来的？值得从“根本”上细说几句。
原来，整部《石头记》，到第十八回（“二九”之数）为一大关目：元妃省亲。古本第十七、十八两回相连不分，是一个“长回”，前半就是专写建园、园成、贾政首次入园“验收”工程，并即命宝玉撰题匾对，是为有名的“试才题对额”的故事。在此场面中，宝玉的“偏才”初次得以展显。宝玉当日所提对联匾额虽然不少，但有一个高潮顶点，即是为了给那个入园以后第一个主景——压水而建的一座桥亭题以佳名。这段故事写来最为引人入胜，也最耐人寻味。试看——
那是贾政初见园景，满心高兴，上得桥亭，坐于栏板，向围随的众清客等说道：“诸公以何题此？”
须知，只这一句，就是为了引出这通部书的一个主题、眼目。
众人所对答的，是引据宋贤欧阳修的名篇《醉翁亭记》，提出名之为“翼然亭”。贾政不赞同，指出此乃水亭，命名焉可离水而徒作外表形容（旧套滥词）？自己倒也顺着原引的欧记，想出了一个“泻”字，又有一清客足成了“泻玉”二字的新名来了！
诸君，你怎样领略《红楼梦》的笔致之妙？亟须“抓”住这一关键段落，细细玩味——这“泻玉”，比方才那“翼然”（只形容建筑的“飞檐”）真是不知要高明多少倍！而这佳名，纵使说不上锦心绣口，但出自素乏才思、不擅词章的“政老”之启示，那意味之长，斤两之重，就是断非等闲之比了！
可是，在贾政展才，众人附和的情势之下，独独宝玉却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意见。
宝玉说：第一，欧公当日用了一句“泻于两峰之间”的“泻”字很妥当；今在此套用则欠佳。第二，此园乃省亲别墅，题咏宜合“应制”的文格，如用了“泻”字，那太粗陋不雅了。
他总括一句说：“求再拟较此蕴藉含蓄者。”
务请注意：宝玉并没说反对“泻玉”的构思——即内涵意义，只是评论了它措词的文化层次不对，造成了意境上的很大缺陷。
到此，贾政方说：诸公听此议论若何？既说都不行，那听听你之所拟吧。
这样，文心笔致，层层推进，这才“逼”到了主题，让宝玉的命名从容地（实是惊人地）展示于我们面前。
宝玉说：与其有用“泻玉”的，何如换成“沁芳”二字，岂不新雅？！
那位严父，从不肯假以颜色的，听了此言，也再难抑制内心的惊喜赞赏——但外表则只能是“拈须点头不语”！很多今时读者对此并不“敏感”，视为常语，无甚奇处；而当年那些清客却都窥透政老的“不语”即是大赞的“最高表现”，于是“都忙迎合，赞宝玉才情不凡”。
你看，“沁芳”二字，是这样“推出”的呢。
第一部分第二层 《红楼》本旨（2）
请你体会中华汉字文学的精微神妙：为什么“泻玉”就粗陋？又为什么“沁芳”就新雅？二者对比的差异中心，究竟何在？答上来，才许你算个“《红楼》爱好者”。
泻与沁，水之事也。玉与芳，美者之代名也。措词虽有粗雅之分，实指倒并无二致。
贾政又命拟联。宝玉站在亭上，四顾一望，机上心来，出口成章，道是：
绕堤柳借三篙翠，隔岸花分一脉香。
贾政听了，复又“点头微笑”，众人又是“称赞不已”。
这些妙文，真不异于是雪芹的自评自鉴。
粗心人读那对联，以为不过是“花”“柳”对仗罢了，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