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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主动提出支援十九路军的也是俞济时。据一九三二年二月一日《蒋委员中正复第八十八师俞济时师长勖勉调沪增援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录自总统府机要档案），俞济时自杭州呈陷电大意是：“沪案严重。十九路军应战颇获胜利，唯恐不能持久。可否将本师调沪增援。乞示。”蒋介石复电说：“中本日随政府同人已到豫，贵师行动，一听何部长命令，如运沪作战，务希奋勇自强，以保荣誉。中正。东。”由这个电文，可以看出，想“调沪增援”十九路军一事，乃出自俞济时的主动。俞济时主动提出电文的时间是一二八事变后的第四天，那时八十八师的任务是“驻防苏浙拱卫京畿”，离上海最近，“调沪增援”，自然较快。再据俞济时《八十虚度追忆》肆《陆军第八十八师——“一·二八”淞沪抗日战役概述》：
第六部分：金陵梦魇蒋介石与“一·二八” 3
一月二十八日，日军遂以陆战队约六千余人在舰炮支援下向淞沪进攻。此时第十九路军之第十九军（军长蔡廷锴）以其驻淞沪之第七十八师首先应战，驻京之第六十一师及驻苏常一带之第六十师，随亦陆续增援沪上，大战遂启。其时余统率之第八十八师正驻防杭州，中央于一月三十日电令本师限于二月五日前向苏州集结；并令限驻南京之第八十七师宋希濂旅于二月十日前向南翔以南地区集结，第八十七师师部及孙元良旅、另军校教导总队亦限期向上海市郊区集结；中央并委派张治中为第五军军长兼第八十七师师长，统辖第八十七师、第八十八师参加淞沪会战，并均归第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统一指挥。
在俞济时去电蒋介石后第六天，张治中也有了反应。据二月六日《何应钦部长自南京呈蒋委员中正请以张治中充任第八十七师师长并给以军长名义电》（《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录自总统府机要档案），何应钦报告蒋介石说：“张文白兄以国难当头，愿率领军旅效命疆场，查八十七师师长正在遴员，可否即以文白充任，并加给以军长名义，使其指挥八十七、八十八两师。乞示遵。”蒋介石批复：“八十七师师长以张文白继任，中甚赞成，请即委如何。中正。齐印。”由这个电文，可以看出，“愿率领军旅效命疆场”增援十九路军一事，乃出自张治中的主动。（参阅《张治中回忆录》第二章第四节）既由俞济时和张治中的主动请缨，可见蒋介石最后同意派第五军去上海，是出于被动的。而且除了第五军外，蒋介石没有再派任何部队抵上海支援。所谓大家声援十九路军，却是口惠而实不至的“空嚷嚷”、“干打雷、不下雨”而已，因为蒋不下命令，谁的部队都开不上前线去。援军不至，真的关键不在别处，就在蒋介石那儿！即使派出的第五军，也是疑云重重。
首先，第五军正式接替十九路军的部分防线，为时已相当晚。据《张治中回忆录》，他是二月十六日上午九时从南京和平门登车出发的，中午“到达南翔，即奉蒋光鼐总指挥的命令。……在十七日黄昏，我由南翔进驻到行镇”。二月十七日已是“一·二八”后二十天，在“军贵神速”的原则下，真未免有点“迟迟其行”。其中原因，也许连局中人张治中自己都不完全清楚。明眼人的看法是：蒋介石原以为十九路军对日本抵抗不了那么久，既然抵抗之久，出人意料之外，他就不得不派自己嫡系部队去“接漏油”、去争功，同时也“制止十九路军”。《李宗仁回忆录》第四十八章《福州人民政府与广州“六一运动”》说：
先是，“一·二八”淞沪之役，十九路军一举成名。蒋光鼐、蔡廷锴一干人物顿时变成民族英雄，为全国人士所一致钦仰。但是中央此时却抱退让的态度。淞沪战时，蒋先生曾令张治中率第五军俞济时等部参加作战，表面上是协同抗日，事实上则用来监视十九路军，防其扩大战争范围。这事使蒋、蔡等将领极感气愤。
原来“文章”就在这里！并且，照俞济时《“一·二八”淞沪抗日战役经纬回忆》附录中所听到的，第五军的接防，正表示了十九路军的不被信任，“其用意在遮断十九路军撤回南京”云云。蒋介石由于立场被动、不想打仗、又不想失功，只好一面派出第五军，一面陷十九路军于孤军作战的情况。据丘国珍《十九路军兴亡史》，当时已盛传“中枢分为两派：一派是主战派，一派是反战派。主战派是西南各实力派所支持的中枢大员们，他们想趁战局之扩大而夺取中央政权；反战派是中央大员们，他们妒嫉十九路军的声名过大，恐怕功高震主！所以听任十九路军孤军奋斗，诸事掣肘，不调援军”。蒋介石本人做贼心虚，当然听到这些人言藉藉，所以他在给第五军的指示中，多次加意重描。如“希与十九路军蒋蔡两同志，共同一致团结奋斗，对于蒋总指挥命令，尤当切实服从，万不可稍有隔膜”（二月十六日电），如“此次第五军加入战线，固为敌人之所畏忌，且亦必为反动派之所诬蔑，苟能始终以十九路军名义抗战，更足以表现我国民革命战斗力之强，生死且与共之，况于荣辱乎何有？望以此意切实晓谕第五军各将士，务与我十九路军团结奋斗，任何牺牲，均所不惜”。（二月十八日电）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式的加意重描，反倒是极为可疑的。何况蒋介石的许多文字指示，都是表面的留给历史好看的，骨子里常常是另外一套，这另外一套，是“不立文字”的。这一特色，很可注意。
事实上，蒋介石“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气量，使他对十九路军不可能“爱护特甚”（俞济时语）的。照陈公博《苦笑录》第十二章《一·二八之役与政府迁洛》的回忆，蒋介石对十九路军曾有“许多埋怨”：
说句实在话，上海的一二八之役，两方都不是很认真，布满上海的谣言，说蒋先生实在不愿战，只是十九路军已启衅，才不得已予以援助，而援助也是不力。
蒋先生之不愿战，我也是原谅他的，当时根本上一些准备也没有。我还记得一次我和汪蒋两先生在浦镇的车站山上的工程师住宅内谈话时，蒋先生还说了许多埋怨十九路军的话。我解释着十九路军不得不战，而且上海的战争，我认为是政治之战，而非军事之战，末后我更说：
“倘若上海不打，恐怕要酿成内战。”
“内战，我是不怕的。”蒋先生很坚决地维持自己的意见。
汪先生恐怕我又直言犯忌，把别的话岔开，我记着汪先生告诫我的前言，便默然不语。
第六部分：金陵梦魇蒋介石与“一·二八” 4
正因为蒋介石并不真的要支援十九路军，所以一旦陈公博他们北上游说张学良出兵的时候，蒋介石就下了“毒药”。陈公博回忆：
这场上海战争打了一个月零三日，十九路军为着日军在浏河登岸，感受侧面的威胁，由闸北退到南翔，中间我和李任潮先生北上请救兵，企图张汉卿动员，以牵制日本之师，想造成一个南北全面战争之局。
张汉卿受了沈阳不抵抗之名，大约这次总要吐吐气吧！谁知我们到了北平，看看环境，已像一盘冷水浇到脊骨，一身全都冷了。我和任潮到北平，当时就有人告诉我，张汉卿绝不会动兵的，而且更有人秘密告诉我，说蒋先生先一日已派人来，说任潮和我并不是代表他的意思。
我们和张汉卿混了几日，可以说毫无结果，汉卿倒以上宾之礼待我们，照例约了十几个重要人员陪我们食饭，临走时亲自到车站送行，说到出兵一节，使你像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我没有方法，找着李石曾先生，因为有人说汉卿还听李先生的话，或者李先生可以帮我们一臂之忙，而石曾先生呢！谈了许多哲学，说了许多抽象的名词，依然不着边际，更不要希望他能够向汉卿说话。
这一场旅程算是空走了，且到洛阳开第二次中央执监全体会议吧。这次旅行重新经过保定、石家庄、郑州，以至洛阳的故宫，开了五天的全体会议，我便往山西，重与阎百川先生把晤，此行一些成绩都没有，只替十九路军在阎先生那里捐了十万个手榴弹。
蒋介石先一日派人告诉张学良，说陈公博、李济深没有代表性，这不是存心拆台吗？如此看来，他恨十九路军还来不及呢！又何来“爱护特甚”啊？
岂止恨十九路军，照中国青年军人社的《反蒋运动史》，蒋介石甚至是“痛恨十九路军”呢！书中第十四章说：
自一月底，上海十九路军抗日战争起后，因此次战争，原为蒋汪所欲避免者，故战前即有逼十九路军让防之举（接防宪兵团早已开到接防了一部分），而十九路军竟于行将离防之前，不让日人进占闸北，出而抗战，于是大拂蒋汪之怒。故战事起后，蒋汪第一怕得罪日人（因早怀畏日降日意志，蒋在奉化演讲时，曾发表有名之三日亡国论，引致日本进攻上海）；第二恨十九路军不听命令（因战争前蒋曾下令，日若进攻，不得抵抗）；第三妒十九路军得全国人民之同情与拥护（国内外人民纷纷汇款捐物，自动援助）；第四羞自己相形见绌（因人民士兵均恨蒋之不敢不肯抗日）。于是由畏日而更恨十九路军；由自惭而更妒十九路军，积恨成仇，恼羞变怒，乃第一步故意不援十九路军（少数蒋系军队乃激于民族观念与爱国心而自动往参战者）；第二步假意表示援助而实际坐视不救（因人民愤蒋不援，纷纷提出责难，乃假意表示谓已调兵，交通不便，难于到达）；第三步竟派税警团上级军官王赓勾结日本，报告军情，使日本调兵从浏河上岸而压退十九路军！
这里提到的“三日亡国论”，是出自蒋介石一九三二年一月十一日在奉化武岭学校纪念周的一次演讲。演讲题目是《东北问题与对日方针》，其中提到他为什么在九一八事变后不对日本宣战或绝交。他说：
以中国国防力薄弱之故，暴日乃得于二十四小时内侵占之范围及于辽吉两省，若再予绝交宣战之口实，则以我国海陆空军备之不能咄嗟充实，必致沿海各地及长江流域，在三日内悉为敌人所蹂躏，全国政治、军事、交通、金融之脉络悉断，虽欲不屈服而不可得。总理孙先生所谓：“中国若与日本绝交，日本在十天以内便可以亡中国”，此乃事实如此，并非我总理故为危辞耸听也。（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三日上海《时事新报》）
对蒋介石非常没面子的是，就在他做这一宣布后十七天，十九路军就用挺身抗日，推翻了蒋介石这种失败主义的妄言！由于十九路军的抵抗而非不抵抗，不但证明了日本人三日内亡不了中国，并且反证了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下令不抵抗的根本错误。可见十九路军的胜利，正好反衬出蒋介石的失策与失败。——十九路军如此罪该万死，安能不被“痛恨”乎？
十九路军就在这种被“痛恨”下，最后陷于“各路援军开赴不至”、“陷于孤立无援之境”（语见一九三二年二月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