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传教士的努力亦只能事倍功半，甚至无济于事。当然，日本的侵略以及发动全面战争，连有限的成绩也付诸东流了。
蒋介石于一九三四年的二月里，亲自在南昌发动闻名一时的“新生活运动”。在南昌发动，并非偶然，显然要把它作为精神剿共，以配合军事剿共。表面上要唤起民众，改变人民的精神面貌，借此提倡纪律、品德、秩序、整洁等等，实际上蒋介石想借此统一全国意志，服从他的领导，完成“消灭共匪”的使命。关于此一运动的思想渊源，言人人殊，已故美国汉学家赖特女士（Mary Wright）见到蒋介石欣赏曾国藩、胡林翼，便与同治中兴相比拟（见氏著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不免失之于偏。其实蒋之思想绝无深度可言，而蒋确是“新生活运动”的始作俑者，他的思想渊源必然是一个大杂烩，其中包括他在日本留学时所感受到的一点武士道意识，在戴季陶、 陈立夫灌输的一点儒家权威主义，在德国顾问影响下的一点普鲁士军国思想与法西斯主义，以及在妻子宋美龄叮咛下的一点基督教伦理。此一大杂烩思想渊源是浮浅的，不可能成为一种思想体系，也难以补救三民主义之不足。
然而蒋介石以元首之尊，登高一呼于上，蓝衣社以及其他各种法西斯文化组织推波助澜于下，必然是万众响应。一九三四年搞得十分热闹，一九三五年就有点泄气，一九三六年连蒋氏本人都感到失望，正合《左传》上所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结果是一败涂地。除了思想上的薄弱外，领导大搞新生活运动的蒋介石、宋美龄夫妇根本把问题看走了眼，无视乞丐、盗匪、贪污、腐化等经济成因，以为完全可以伦理道德来纠正，因而一再教导人们礼义廉耻，不要随地吐痰、随地丢垃圾，养成整洁的习惯等等，但是诚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说：“全民复兴运动不可能建筑于牙刷、老鼠夹、苍蝇拍之上。”（见Thomson，While China Faced West，P．158）宋美龄的说法也很妙，她说中国有的是大米，有人挨饿因不知劳动神圣（见The Chinese Recorder；66：61～62），真可说是不知民间疾苦矣，与晋惠帝所谓何不食肉糜，有异曲同工之妙。正由于不切实际、流于浮浅，难有实效，然而蒋氏夫妇亲自领导，政府不能不大力推行，乃强挟整个社会以行，缺乏民众的自发性，推广的范围固然有限，持久力更成问题。
一九三六年，蒋介石于失望之余，连其本人也失去兴趣，把“新生活运动”交给宋美龄来负责，宋美龄虽请美国传教士帮忙注入“新生命”，仍然无济于事，终于无疾而终。
第六部分：金陵梦魇星星之火逐渐燎原 1
蒋介石于一九二七年四月突以暴力清党反共，中共猝不及防，几被赶尽杀绝，生还者也难觅安全的栖身之所。不意共产党里出了一个毛泽东，不按牌理出牌，而大搞农民革命，于同年八月一日组成红军，先在井冈山发展革命根据地。这无疑是一点星星之火，需要时间才能逐渐燎原。蒋介石却于无意中为星火提供了燎原所需的时间。所以当一九二九年春，蒋桂战争大起，毛泽东高兴地填了一阕《清平乐》：
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毛词说得很明白，国民党军阀开战，使他能够乘机“直下龙岩上杭”，大搞“分田分地”的农村革命。等到蒋介石打完中原大战，国民党四大集团军同室操戈完毕，“匪势已经猖獗”，已非一点点星星之火了。红军已活跃于湖南、湖北、江西、福建、安徽五个省份。
蒋于一九三O年年底，确定“豫鄂皖三省连界‘剿匪’计划大纲”，并命令他的亲信江西省主席鲁涤平，限期收复吉安，以及肃清赣江上下游。然后于十二月二日致电南昌鲁涤平、汉口何成濬、长沙何键，要他们严督“剿匪”计划，务于一个半月内 收复失地。同月五日又以国府主席名义发表《告误入共产“匪党”民众书》，发动宣传战。然后由南京启程于九日抵达南昌，召开“剿匪”军事会议，成立陆海空军总司令行营，计划围攻朱德与毛泽东在赣南的根据地。此一军事行动，史称第一次围剿。
此次围剿兵分三路，主力由江西省主席鲁涤平率第九路军（下辖五个师和一个独立旅），负责“围歼”，即包围红军根据地后聚歼之。朱绍良率第六路军《下辖四个师和一个独立旅），于鲁军之东协剿。蒋光鼐率十九路军（下辖三师一旅），自粤入赣。十九路军尚未集中完毕，蒋介石已指定于十二月十六日开始攻击。鲁军的张辉瓒师自右方由吉水、永丰前进，于二十日抵达东固，但红军已撤走，又适逢大雾，竟把约略同时抵达的鲁军公秉藩师误为敌军，而激战四小时。公秉藩一怒之下自由行动，张辉瓒亦不与联络，径自向龙岗方向进发，犹如盲人骑瞎马，行行复行行，离开龙岗不到六里，即遭伏兵阻击，结果全军覆灭，张辉瓒也被活捉。鲁涤平获知败讯，电令所属谭道源师向第六路军靠拢，进据源头，却于十二月三十一日与红军遭遇，损失过半。第三天到了东韶，已是疲惫之师，在火网交射下全线溃败，谭道源北遁宜黄，逃到抚州，已是一九三一年的元月五日，立刻给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报：
职师江（三日）晨在东韶遇朱、毛、彭、黄全部号称八军之众，孤军重围，作殊死战，自辰至酉，黄团长敬及营长X等相继阵亡，初级官兵死伤尤重，战斗之烈，从来未有。职随从员兵或俘或伤，势穷力竭，几难幸免。除将突围官兵移驻抚州整理外，所有损失数目容详查续报。
左路朱绍良军的毛炳文师听到败讯，不愿再孤军深入，径自撤兵。但是蒋介石却要“趁匪共得意出动之时”，电令朱绍良、蒋光鼐两路军，向红军“巢穴龙岗进剿，切勿因此撤退，以张匪氛”。（蒋介石元月三日致鲁涤平等电）然而士气既挫，已无法挽回，只好暂时罢兵。蒋原意趁中原大胜余威，一个半月足够荡平山野草寇，哪知张辉瓒兵败被俘，片甲不还，总共被俘不下一万余人，缴枪六千支，机枪数十挺，子弹百万发，红军并借此展开战略进攻，扩张地盘，苏区更加扩大了。毛泽东又高兴地填了一阕《渔家傲》：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岗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倒霉的师长张辉瓒入了毛泽东的诗词，可谓不朽，但死得确实很惨。他替蒋介石卖命，到江西剿匪，发现任何人家有去当红军的，满门抄斩，并焚其屋，在东固烧杀尤烈，以至于民愤极大，在公审时被处死刑。头颅被割下，钉在张氏宗祠的一块大匾上，旁插小白旗，上书“张辉瓒首级，送给鲁涤平”，放入赣江，顺流北漂吉安，张辉瓒号石侯，蒋介石得讯后，有“呜呼石侯，魂兮归来”的惊叹！鲁涤平更是胆战心惊，失去了斗志，被蒋训斥：“何胆小乃尔，使为共党闻之，岂不为之所窃笑乎？”（见蒋介石复鲁涤平电）遂把鲁调往浙江，由何应钦来接替南昌行营主任遗缺，部署第二次围剿。
第六部分：金陵梦魇星星之火逐渐燎原 2
这一次的兵力增加了一倍，除了原来的第六路与第十九路军外，加上王金钰指挥的第五路军与孙连仲指挥的第二十六路军，以及行营直辖的五个师和三个航空队。王金钰与孙连仲都是降将，属于蒋介石的杂牌部队，蒋以官位与奖金来鼓励他们赴赣作战。蒋即已领教到游击战的厉害，不敢再掉以轻心，除了军事外，注意到党政的配合来封锁苏区，寻求老百姓的合作，加强地方团队武装，以及从事清乡以破坏红色工农组织等等。进攻命令则于一九三一年四月一日发出。王金钰的第五路军即进犯东固，但进入苏区后，人烟全无，隐藏的游击队则鸣枪示威，此出彼伏，伺机偷袭，捕捉掉队的士兵，令敌人有点神出鬼没之惧。五月十六日，王金钰所属公秉藩师在东固遭到伏击，死伤枕藉。公师长仓皇逃至吉安，分别向在南昌的何应钦和南京的蒋介石报告噩耗。蒋一面命公秉藩入京面谈，一面严令王金钰等立即向东固反攻猛进勿延，“切勿以公师而稍受影响，免中赤匪之狡计。此次我军围剿之实力甚厚，即使一部失利，被匪冲破一点，是正可使我主力各部袭击匪军之侧背，以为一鼓剿灭之机。”（蒋介石一九三一年五月十七日电令）但是战场上的发展并未遵从蒋的命令，王金钰兼领的四十七师亦告失利，败退水南，与郭华宗师的一个团合并。但郭师听说公秉藩师全军覆灭，心理上已有了压力，无心恋战，再退白沙时遭红军追击，损失惨重。至于在藤田布防的王军郝梦龄师，知道红军各个击破的战略后，不但未听从蒋命，“有进无退”，反而远撤至永丰。王金钰的第五路军就此败下阵来。 孙连仲指挥的第二十六路军，于四月一日分别自宜黄、乐 安，浩浩荡荡南下，当接到蒋介石增援东固的命令时，即派所属高树勋师，取道中村，直奔藤田，然而由于郝梦龄师未战先撤，于五月二十三日被红军包围于一狭长的山谷之中，损失两个团，高树勋率残部退回，孙连仲无意再冒进，将整个军撤至宜黄。孙一面请中村败绩之罪，另一面则谎报回师之原因，说是得知红军将逼近南昌的情报，为了顾全大局而回师云。南昌行营主任何应钦信以为真，居然予以嘉勉。
朱绍良的第六路军率三个师，自南丰出发，于五月十日进占广昌，然而侦知另两路友军被击退后，仅留一个师守广昌，其余撤回南丰。留下的胡祖玉师于五月二十七日遭到攻击，胡师长伤重毙命。红军乘胜追击，切断南丰与建宁之间朱军的联系。并击溃朱军刘和鼎师的一个团于福建建宁。五月三十日，整个朱军溃退。于是朱、孙、王三路军皆败，驻守在兴国的第十九路军，实际上是按兵未动。
蒋介石以七倍的兵力围剿朱毛三万红军，竟大败亏输，被毛泽东各个击破，再度暴露蒋介石在军事上的低能，“棋差一着，输个满盘”，以及凸显毛泽东的军事天才。正是灭自己威风，大涨他人气概。蒋介石于六月二十一日在南昌召开军事会议时，竟痛骂部将无能，甚至当场痛哭流涕。毛泽东为“反第二次大围剿”，又填了一阕《渔家傲》，颇多写实：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蒋介石原想一举歼灭红军，结果反而助长了朱毛的军威，大大提高毛在共产党中的声望，红军的实力更是大幅增加。虽有上千成百的伤亡，却有上千成万的俘虏，不计其数的枪炮弹药，还获得在苏区极为难得的药品与电报设备等等。蒋介石岂能甘心，乃迫不及待筹划第三次围剿，并决定“御驾亲征”，早于六月七日致电朱绍良与孙连仲谓，十日后到江西督师，“自当能与诸兄同存亡”，且谓“一听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