阵，经此大错，宜生彻悟，尚复加以衔勒，犹冀能有补裨，似又未可遽令废弃。……予以特赦，并责令戴罪图功，努力自赎……”一月四日，特赦获准：
张学良所处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此令，主席林森、司法院院长居正。
张学良虽被特赦，但是，蒋介石的宽大是很可怕的，因为“加以衔勒”、“严加管束”，最后淹没了“需才孔亟”、“戴罪图功”，张学良还是“遽令废弃”了。最不甘心的也许是硬不让他带兵去抗日。
近半个世纪来，蒋介石“拿着培养一个团部队的经费”，看住张学良，只是说着要起用他，但是他一直失掉自由，从浙江溪口关到安徽黄山，从安徽黄山关到江西萍乡，从江西萍乡关到湖南郴州、沅陵，从湖南郴州、沅陵关到贵州修文，从贵州修文关到台湾新竹、北投，在蒋政权迁到台湾来以前，谁也见不到他，连东北耆宿兼国民党同路人莫德惠，也不过在十二年中，一共只见到他三次。
蒋介石不讲信义，令宋子文、宋美龄这两个调解人颜面无光。宋美龄是妻子，无可奈何，只是说了一句“我们对不起汉卿”的良心话。宋子文是小舅子，他对“他（张学良）送蒋先生回到南京后，结果中央却拿他当‘犯人’看待这一点，似乎表露过十分的不满”（见高山流《张学良幽居生活实录》），而“宋子文觉无以对朋友，一怒而走上海，直至抗战未担任政府正式工作”（见李金洲《西安事变亲历记》），显然也不无内疚与抗议的双重意味。事变之后，国民党和共产党又和好了。在蒋介石的声望如日中天里，在国共第二次合作的声浪里，在“停止一切内战”的实行里，在“开放言论”、“集中人才”、“赦免政治犯”谈话里（蒋介石一九三七年二月二十四日谈话），在“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的释放里，在西安事变八条件无异大部分的同意里……中国在走向自由，张学良在失掉自由。——“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
第七部分：被迫抗战如何领导抗战 1
蒋介石于西安事变发生时，越墙逃走，折腰受伤，回来后在沪杭溪口等地治病养伤，同时处理善后，有不少小动作，如审判张学良、自请辞职以及筹划解决东北军等等，但是大方向已无可改变，内战绝不可能再打下去了，在全国高涨的抗日情绪下，不可能不抵抗了。如果日本再次向华挑衅，战争也就不可避免了。在这种情况下，国共再度合作更是客观趋势，非任何主观意愿可以左右的了。
中共方面的毛泽东，于十二月二十八日，针对他认为“内容含含糊糊、曲曲折折”的《对张杨的训词》，发表《关于蒋介石声明的声明》，以蒋氏自己“言必信、行必果”的诺言相责、以信义相责，宣称“全国人民将不容许蒋氏再有任何游移和打折扣的余地”。如果蒋氏放弃过去错误的政策，“立即走上联合各党各派一致抗日的战线”，“则共产党自当给他以赞助”。（见《毛泽东选集》第一册，页二二八）一周之后，中共又发表通电，要求蒋介石履行诺言。一九三七年的一月里，国民党终于撤销“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内战正式停止。同年二月十五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在会上，一方面通过了“关于根除赤祸之决议案”，另一方面也通过了联合各党各派的议案，但不许发表。（见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会后，蒋介石向新闻记者发表谈话，“一面主张开放言论，一面禁止宣传共产主义；一面主张集中人才，一面诋毁共产党和其他抗日党派；一面主张释放政治犯，一面强迫被捕的共产党员自首。”（转引自杨树标《蒋介石传》，页三一六）充分表示出在外力压迫下政策转变中的矛盾现象。这种矛盾多少反映蒋介石心有未甘，在不能继续剿共的情况下，仍想以谈判方式来收编中共的党与军。
国民党三中全会后，周恩来曾赴杭州与蒋介石会谈，时为三月下旬。许多具体问题没有结论，显因蒋想借统一而融化之，而周则要在统一中保持自主，然而在原则上已达到国共合作的共识。中共遂于一九三七年四月十五日发表《告全党同志书》，说明“今后发展阶段的任务是巩固国内和平，争取民主权利，实现对日抗战”。
一九三七年五月，蒋介石伤疮销假后，与汪精卫一道到庐山，召集学者名流座谈。陈布雷记道：
是年夏间，庐山有蒋、汪二公召集之学术界名流谈话，且举行教育人员训练，山中冠盖如云，行政院各部会亦多移至山上办公，甚为热闹。（《陈布雷回忆录》，页一二）
周恩来亦于六月四日上庐山，与蒋介石、宋子文等谈判。蒋提出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其本人为具有最后决定权的主席），监督国共合作；红军由南京政府发表三个师的番号，朱德、毛泽东出洋；以及坚持国民党派员担任陕甘宁边区正职长官等。蒋想吃掉中共的意图仍十分明显，周恩来哪肯接受，遂于六月中旬返回延安。中共中央于六月二十五日还是做了一些让步，原则上同意组织蒋提出的那个“同盟会”，然必须确定共同纲领，为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并且保持中共在党组织上、政治上以及思想上的独立性。边区正职长官可由国民党派，但必须从张继、宋子文、于右任三人中任选一人。至于红军改编，必须由朱德为指挥官。蒋介石仍不肯接受，协议未成。但是七月七日卢沟桥事变爆发，中日大战迫在眉睫，一致对外，已无讨价还价的余地了。……总之，诚如内地学者所说：“蒋介石虽然被迫与共产党进行两党合作的谈判，但他是想在合作的名义下，把共产党联合在自己的统治之下，联合在国民党当中逐渐溶化掉。”（见严如平、郑则民《蒋介石传稿》，页二九四）
说到七七事变，许多学者喋喋不休争辩谁在卢沟桥上放了第一枪。请问强盗在你家里横行，你不肯屈服而打起来，谁先开打又有什么意义呢？其实，事变在卢沟桥发生并非偶然，卢沟桥与丰台为北平对外交通的两个门户。日军已于前一年的九月十八日，强占丰台车站，如果再控制卢沟桥和宛平城，即可对北平形成合围之势，以巩固其所谓“华北特殊化”之目的。日军演习与士兵失踪都是为了借故生事，后来那名失踪的士兵在妓院中被寻获。（参阅刘凤翰《抗日战争史论集》，页一O一至一一三）然而日军仍要进入宛平搜查，显然醉翁之意不在酒，而在于侵占宛平，宛平守军起而抵抗，是谓七七事变。
北平市长秦德纯于七月八日，发电报给仍在庐山的蒋介石，报告事变情况。据陈布雷说，蒋于九日以后“始悉其梗概”，蒋“仍不愿和平破裂，命宋哲元氏就地抵抗，抱定不屈服不扩大之方针”。（见《陈布雷回忆录》，页一二一）日本政府也表示不愿扩大，但不扩大是以中国屈服为前提，不屈服就不可能不扩大。在蒋而言，如果再像九一八那样不抵抗，无异政治自杀。同时毛泽东、朱德以下红军将士致电蒋介石，请缨抗日救国。蒋遂于七月十六日在庐山又邀集全国军政要人，举行谈话会。八月中共派周恩来等参加，提出国共合作宣言，主张发动全民抗战，共赴国难。中共又做了些让步，但仍坚持国民党只能派人参与指挥红军。蒋介石若即若离，直到八月中旬才在红军改编问题上让步，愿意与中共共同抗日。
第七部分：被迫抗战如何领导抗战 2
蒋介石虽仍“希望由和平的方法，求得卢事的解决”，但心知肚明日本军阀气焰正炽，不可能“觉悟”，则战争势不可免。他于七月十七日对卢事讲话，实已为全民抗战做了心理准备。（参阅蒋七月十九日日记，载《蒋总统秘录》第二册，页二十四）七月二十日，蒋自庐山返京，国民党内包括广西李、白的反蒋派系，纷纷拥蒋抗日，更使蒋无从退却，停战谈判破裂，日本侵略军于七月二十八日深夜向平津大举进犯，二十九军顽强抵抗，副军长佟麟阁、师长赵登禹先后阵亡，不到二三天，平津就相继陷落。蒋介石于二十九日在日记上写道：
历代古都，竟沦犬豕矣，悲痛何如！然此为预料所及，故昨日已预备失陷后之处理，此不足惊异也。（《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第四卷，页一一四O）
中日两国军力固然强弱悬殊，但是如此不禁打，实在令人惊异。蒋于事前一再电告宋哲元，若日寇得寸进尺，“中央决心运用全力抗战”，要宋“刻刻严防、步步留神”守住北平，但仍冀望于明知不可能的和平解决，贻误战机，以至于仓促应战，中央更不及全力支援二十九军，导致迅速溃败，连失名城！他于七月二十九日记者招待会上，自认平津失败问题，“愿由余一身负之”，并表明抗战的决心。抗战一词，也是蒋介石首先坚持用的，以表示中国在日本侵略下，不得已起而应战！
真正的全面应战，则是一九三七年八月十三日的淞沪之战。翌日，国府外交部即发表抗战自卫声明。八月十九日，蒋终于同意中共有关红军改编的主张，以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指挥，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八月二十一日，正式公布《中苏互不侵犯条约》。九月二十二日，中央社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翌日，蒋介石发表谈话，表示接纳中共，国共第二次合作正式建立。可见，严格而论，“八一三”才是蒋介石决心全民抗战的开始，他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使陆海空军最高统帅权。军委会既成为最高统率部，编制大为扩充，设秘书厅以及六个部，分掌军令、军政、经济、政略、宣传、组训事宜。在举国一致对抗外国侵略的情况下，蒋介石终于成为统一中国之最高领导人。
这位最高领导人如何领导中国抗战呢？国民党国防部史政局于一九六六年“恭印”了一本《领袖军事上的丰功伟业》，序中说：“揆诸领袖革命奋斗之经过，凡世人以为万无可胜之理者，领袖无不优为之。”其中最印证此理的，是说蒋介石“决定持久消耗战略”以为“抗战胜利的基础”的几段话。全文如下：
抗战开始以后，领袖认定中国当时的军备，绝不容许拿硬拼力战的方法，去抵抗挟有现代化陆海空军的敌人。为了要粉碎敌人“速战速决”的企图，和避免敌人不断攻击的毁灭，乃决定利用中国众多的人力和广大的土地，采取持久消耗的最高战略：一方面不断的消耗敌人；一方面扩散战场，分化敌人的优势，同时积极的培养战力，捕捉反攻机会的到来。
在这一最高战略运用下的战争指导，第一期要“以空间换时间”，来增强战力，第二期则坚持敌后游击，来争取“积小胜为大胜”，自始至终的领有着战场，避免敌人的各个击破，保持着主力，等待着有利机会的反攻。这是抗日战略指导上最大的成功，也就是领袖战争决策上最高的创意。
在这最高战略运用之先，曾经遭遇着极大的危局，那就是开战后的次月，在民国二十六年（一九三七）的八月初旬，平津失守以后，日寇一面以精锐的部队沿平汉路南下；一面以海军陆战队从上海进犯。假如这个时候，平汉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