睡眠，而一旦这样，就别想再睡着了。我们把每天的生活都安排得没有空闲，其结果是我们没有得到真正的休息。在今天，有这样一种说法：银行家只能抱着银行睡觉才能成功。可见，在股东们获利之时，正是银行家倒霉之日。
在我们对西方人日常生活中所熟悉的事实作了一番描述之后，如果一个西方人去了解中国人，那么他肯定会看到或感到有某种强烈的反差。对死去的中国人进行解剖研究并非寻常之事，当然也曾做过，但是，我们从来没听说过“黑头发人”的神经组织与高加索白种人的有什么根本不同。中国人的神经组织与西方人的相比，正像几何学家所说。是“相似的”；但是，他们的神经紧张程度却显然与我们所熟悉的大相径庭。
对一个中国人来说，在一个位置上无论待多久似乎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差异。他可以像一台自动机整天地写个不停。如果他是一个手艺人，他可以从早到晚地站在一个地方干活，编织、打金箔或干其他什么事，而且是天天如此，没有任何变化，显然也根本没想过需要有任何变化。同样，中国的学生也是长时间地被限制在某个地方，既没有休息也没有变动；若这在西方，肯定会逼得小学生们发疯。我们的孩子几乎一生下来就好动，相反，中国人的婴儿抱在怀里却像泥菩萨那样静静地躺着。稍长大一点，西方人的孩子会与猴子一起做各种滑稽动作，而中国人的孩子却往往是长时间一动不动地坐着，站着或蹲着。
在中国人看来，活动活动筋骨对于身体来说是多余的，他们不理解为什么外国人都爱外出散步。至于冒着生命危险，像“猎犬追野兔”游戏那样你追我跑地打垒球，更是难以理解了。广州的一位教师看到一名外国女子在打网球，就问仆人：“她这样跑来跑去要付给她多少钱？”如果告诉说：“没钱”，他根本不会相信。在中国人看来，一桩事完全有能力雇苦力去做，为什么还要自己去做？他对此根本不理解；若是有人说这样做有什么好处，他更是听不懂了。
就睡觉而言，中国人与西方人也有不同。一般说来，他不论什么地方都可以睡。搞得我们根本无法人睡的干扰，对他却不起作用。用砖当枕头，用草梗、泥土或藤做的床，躺在上面就可呼呼大睡，其他什么都不管。他睡觉时，不需要房里暗一些，也不需要别人安静。“半夜啼哭的婴儿”喜欢哭就哭吧，根本不会吵醒他。有些地区，在夏天午后的两小时里，所有的人都本能似地（像越冬的熊）躺下睡觉，很有规律，也不管是在什么地方。在这个季节的午后两小时里，整个世界就像半夜后两点一样寂静。不论是干活的人，还是其他什么人，睡觉的地方并不重要。横卧在三轮车上，脑袋像一只蜘蛛向下垂着，张大着嘴，苍蝇在嘴里飞进飞出；若以这样的睡觉本事为标准，经过考试招募一支军队，那么，在中国要招数以百万计——不，数以千万计——这样的人，是轻而易举的。
此外，我们肯定能看到的是，中国人对呼吸空气似乎不讲究，没有什么地方可以算是空气流通的，除非是一阵台风掀掉屋顶，或是一场饥荒迫使房屋的主人拆掉房子变卖木料。我们常常听说中国人住得过分拥挤，但是，中国人觉得这很正常，似乎不会有任何的不方便，即使有一点不方便，那也是不足挂齿。如果他们像盎格鲁一撤克逊人那样神经易于激动，那么，他们就会像我们通常所想像的那样是很不幸的。
中国人不会神经过于紧张还表现在他们很能忍受身体的疼痛。对中国医院的手术情况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中国的病人常常是面对疼痛而不退缩，有些疼痛还可能令我们外国的壮汉所望而却步。这一话题可以很容易扩展为一篇论文。但我们必须把它搁在一边，而去听一听乔治·艾略特在一封信中所说的：“最高的感召与选择是不用麻醉药，眼睁睁地去忍受疼痛。”她说这句话肯定是由于她所不感兴趣的神学套话激怒了她。如果她是对的，那么毫无疑问大多数中国人使他们的感召与选择成为可信。
布朗宁夫人曾说过：“不抱同感去看，只会造成曲解。”无疑，这只是对像这位著名女诗人一类具有敏感大脑的人而言，西方人不喜欢被别人看，尤其是他正在做一件难做的事时更是这样。但是，中国人也许愿意在别人的观看下做好他们的工作。在外国人不常去的那些地方，我们的到来，会引出一大群中国人，他们用好奇的目光盯着我们，使我们一下子就产生了厌烦。其实，他们只是不带任何情感地看，并不是要伤害我们，但我们还是经常抱怨，若不把他们驱散，我们就会“发疯”。而对中国人来说，西方人这种本能的感觉完全不可理解。他并不在乎有多少人在看他，什么时候看，看多久；若是有人对别人的观看表示强烈的反感，那么他会自然地怀疑那个人肯定有毛病。
西方人不仅睡觉时需要安静，生病时更要安静。如果他平时从未有过这样的要求，那么他现在病了，可以要求不受噪声的干扰；朋友、护士、医生都会相互配合确保这一对治好病最为重要的条件。如果病人得的病已是无可救药，那么病人更是处于一种最安宁的环境之中。中国人的习惯与外国人的最大区别就在于如何对待病人。某人得病的消息一传开，来自四面八方的干扰都强加于病人身上；而且病情越重，干扰就越多。此时，谁也没想到需要安静；而且说来奇怪，也没人要求安静。那么多前来探视病人的客人需要热热闹闹地迎送、招待，有些人担心病人不久就会死去而痛哭不止，尤其是和尚、尼姑以及其他驱鬼的巫师大闹一场。对大多数西方人来说，看到这种场面，还不如死了更好。那位著名的法国夫人对前来探视者说：“她正在死去，请原谅不要打扰。”西方人对此没有不抱同感的。而在中国，决不会有这种原谅，即使有，也不会被接受。
在这个令人心烦意乱的世界里，无论什么地方的人都会感到担忧和焦虑。中国人不仅像其他民族一样受到这些邪恶的影响，而且要更深重得多。在许多地区，他们的社会生活条件使得有相当比例的人总是挣扎在死亡线上。只要雨水稍微减少，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挨饿；只要雨水稍微增加，洪水就会冲毁他们的家园。中国百姓很难幸免于官司的纠缠；一旦吃了官司，即使是完全清白，也难逃倾家荡产的厄运。这些灾难不仅说说而已，而且可以感到正在不断地俏然降临。对我们来说，最恐怖的莫过于等待一场不可防止并会带来可怕后果的灾难。中国人在面对这种灾难时，也许是因为它的不可避免而“眼睁睁地去忍受”，这正是这个民族最显著的特性之一。那些亲眼目睹灾荒年月成百上万百姓默默地死于饥饿的人，能够理解其中的含义。要全面了解中国人，就必须去看，但无论看到什么程度，西方人都难以真正理解，就像中国人很难真正理解盎格鲁——撒克逊人继承并发展了的个人自由和社会自由的理念。
无论我们从哪个方面去看中国人，我们都会发现，中国人是而且肯定一直是一个谜。我们将不断地去理解他们，直至我们终于相信，他们与我们相比是“缺乏紧张”有。这一含义复杂的说法会对这个民族未来与我们民族的关系产生怎样的影响——这一影响很可能随着岁月的推移而增强——我们不想冒昧地作出猜测，但我们至少相信适者生存这一普遍规律。在20世纪的生存斗争中，最适应者是“神经过于紧张的”欧洲人，还是不知疲倦、不急不躁的中国人呢？
第十二章 轻视外族
第一次到广州旅行的欧洲人很难想到，中国的这一商业中心与欧洲已有360年的频繁交往。在这期间，西方国家与中国人打交道，几乎没有什么能够令我们有理由感到骄傲的举动。外国人无论抱着何种目的来到中国，中国人通常对待他们的态度就像古希腊人对待其他非希腊人一样，而把他们看做是“野蛮人”来对待。即使在中国的官方文件中，也一直习惯于用“野蛮人”而不用“外国人”来指称外国人。只是到了1860年，由于某条约的特别条款规定，才开始不允许使用“野蛮人”这个词来指称外国人。
与中国人对待西方外来民族的这种态度有关，中国人的邻国长期以来就一直是一些最差的国家，因而他们被奉承惯了。尽管这些奉承无非是花言巧语、不怀好意。当他们发现，他们所接触到的外国人可以在哄骗和威胁之下，按照中国人的意愿行事，他们确信自己具有无法形容的优势地位，并且一直是按照这种看法处事，这种状况直到北京被占领才被迫发生改变。从那以后，尽管只过去了三十多年，但中国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可以说，中国人现在已经终于意识到了外国文明和外国人的全部价值。然而，不必对中国人作更广泛、更密切的了解，任何一个无偏见的观察者都会相信，目前中国人对外国人的态度，心里想的、官方的和非官方的并不都是尊敬，即使中国人实际上并不轻视我们，但他们好像是带着恩赐的态度对待我们，且往往是无心的。这就是我们目前所要面对的现象。
中国人对外国人最感到奇怪的是他们的服装，我们并不认为自己的服装有什么值得骄傲的。的确，东方人的所有各种服装在我们看来都是那么的臃肿，摆来摆去，限制了“人的自由”，但这是因为我们要求动作灵便，而完全不同于任何东方人。当我们考察东方人的服装式样是否适合于东方人时，我们不得不承认，这种服装完全适合于东方人。但是，东方人，特别是中国人，在看我们的服装时，找不到任何值得赞赏的地方，更多的是批评和嘲笑。东方人的服装要求宽松，穿在身上可以掩盖住身体的线条。有体面的中国人是不敢穿着短上衣到公共场所去的，而在中国的外国租界，经常可以看到许多外国人穿着紧身短上衣。外国人的短上衣，双排纽扣的礼服大衣，尤其是既难看又没样子的燕尾服，这些对中国人来说，都是莫名其妙；特别是有些上衣外套穿起来无法全部遮住胸脯，还露出一些内衣，更是不可理解，他们还看到外国人衣服的尾部钉着两粒纽扣，觉得那个地方没有什么可扣的，也不能起到装饰作用。
如果说外国人的男装在普通的中国人看来是荒唐可笑的，那么女装就更是这样，不管怎样说，它都有背于中国人的道德观念，更谈不上体面了。西方文明是伴随着男女之间的自由交往而产生的，只要我们看一下中国人对男女之间自由交往的限制，就会自然地感觉到，只依据传统标准的中国人完全有可能误解和曲解他们所看到的一切。
外国人听不懂中国话是中国人产生优越感的主要原因之一。比如，一个外同人，即使他能够流利地说现代欧洲所有各国的语言，但只要他听不懂一个不知字的中国苦力所说的话，那么这个苦力就会瞧不起他。的确，苦力若是这样，只能进一步表明他自己的无知，但他那毫无道理的优越感却是真的。，如果这位外国人硬要在这种环境中待下去，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