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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认为，妻子是卑贱的。孔子没有说过丈夫应该对妻子如何，或妻子应该怎样对待丈夫。儒教只是要求男人应该依从父母，同时也强迫妻子这样做。妻子与父母产生矛盾时，因为妻子次要、卑贱，她就应该让步、屈服。中国家长制的社会结构存在着严重的弊病。它压抑人的某些天性，但又将另一些天性训化至极端；它使整个社会成了老年人的社会，青年一代则倍受压抑，处在从属地位。钢铁般的压力禁锢了人的思想，阻碍了社会的发展利有益的变革。
孝道中传种接代的宗旨是一系列弊病的根源。它要求，无论有没有养活孩子的条件，都必须生养。它导致了早婚与人口泛滥，使人们倍受贫困的煎熬。它也是一夫多妻制和纳妾制的根源，它永远是一个祸根。祖先崇拜真正是中华民族宗教信仰的集中体现。如果正确地理解的话，它是一个民族被迫套上的最沉重的苦轭。正如那茨博士在上面的那篇论文中指出的：令人恼火的是，数亿中国人都受无数死人的支配，“活着的一代受过去无数代人的控制。”对于令人窒息的保守主义来说，祖先崇拜是最好的形式与保证。如果保守主义不受到道德上的打击，在本世纪的最后十五年，中国如何能够使自己完全适应新的形势呢？如果中国人继续把过去的死人当做真正的神灵，他们如何能够向前迈出切实的一步呢？
我们认为，中国人的孝顺完全是由恐惧和自私造成的，这二者是左右人灵魂的最有力的因素。鬼魂因为具有制造灾难的力量，故而受到崇拜。孔子有一句富有智慧的格言：“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矣。”忽略了供品，鬼魂就会发怒，接着就要报复。崇拜它们就是一种较保险的方式，这似乎就是各种崇拜死人观念的核心。活人之间，推理也同样简单。儿子孝顺老子，也要求自己的儿子尽孝，这就是养孩子的目的。“种树遮荫，养儿防老。”无论是老子，还是儿子，都很清楚这一点。“没有尿床的孩子，就没人坟前烧纸。”每一代都要偿还上一代的养育债，也要求下一代最大限度地偿还自己。因此，孝顺的品行就年复一年、代复一代地传了下来。
对于中国人过分夸张的孝顺，有一种忧郁的观点认为，中国人既没有把崇拜对象具体化为上帝，也没有能够认识到上帝的存在。祖先崇拜是孝顺最完美的，最终的表现形式，它纯粹是由泛神论、不可知论和无神论构成的。它把死人变成神，神也不过是死人而已。他们只对父母表示爱、感恩和畏惧，他们不知道天上的父，就是知道了，也毫无兴趣。中国人要么接受基督教，要么放弃祖先崇拜，二者不能共存。在这二者生死斗争中，适者生存。
第二十章 仁爱之心
“仁”向来被中国人列为“五常”之首。“仁”字在汉字中由“人”和“二”两部分组成，可能是想表明，仁产生于两个人的相互交往。对文字本身的意义，我们没必要深究，因为它并不能代表生活——聪明的观察家应该了解的是现实生活。不过，尽管有一些本该了解真相的人常常作出浅薄的论断，认为中国人不具备仁慈的品质，这绝不是事实。孟子曰：“恻隐之心，人皆有之。”儒教教人温良，佛教劝人慈悲，这不能不对中国人产生显著的影响。更何况，中国人有强烈注重实际的天性。他们一旦要“行善”时，肯定会找到大量行善的机会，并做出各种“善事”来。
中国人引以为荣的慈善行为有设立保育堂，建立麻疯病院、老人收容院和免费学校等。因为中国缺乏实用的户口统计，现在可能还不知道这类机构究竟有多少。戴维。希尔牧师曾调查过中国中部的一些地方，发现杭州城有三十家慈善机构，每年的开支大约为八千英镑。但是，冒昧地说，这些慈善机构仍然相对不足，因为中国人口众多，尤其是大闹市区人口密集，他们需要大量慈善机构。
中国发大水或闹饥荒时，各地普遍设立施粥棚，也为穷人捐赠衣物。这些事也不全由政府来做，民众自己也互相帮助，共度难关。这类耗资巨大的事例并不罕见。灾荒年头，逃荒的灾民潮水般地涌进城市，相当必要时，他们被允许在车棚里、空房子里住下来。因为假如这些成群结队的灾民遭到拒绝，他们就会采取行动，实行报复。这时，让步是最明智的做法。
另外，各省在外地设立的同乡会也属于慈善机构。它主要照顾离乡在外，穷困潦倒的人，或者客死他乡、遗体无法运回家乡的人。这是一种保险性质的日常性事务机构，中国人大概也这样认为。
在一些劝人行“善”的书中。有的人对自己做过的恶事直言不讳，引以为耻，也宣扬自己做过的善事，并引以为荣，善恶的结果会在判官的生死簿上显示出来，并决定着他们的来世。这种简单的报应观念清楚地反映了中国人注重实际的天性，就像我们已经讨论过的，他们总是执着地为来世考虑。在他们眼里，来世不过是现世的伸展与延续。大部分中国人乐于行善的目的是期望获得回报。有时，公开善行背后利己的动机，会带来不可思议的后果。1889年4月，杭州的官吏为帮助因黄河泛滥而受灾的难民，试图通过对城中茶馆卖出的每杯茶水抽税来筹集资金。但古都的民众对这一做法的态度就像1773年波士顿市民对茶税的态度一样。官吏贴出告示：“行此无上善举，必得善报。”他们想以此来赢得民众的支持。可是，民众与茶馆联合起来，进行抵制，终于使这一计划彻底破产。满城居民如此团结一致，共同抵制强制人获得的“善报”，对我们来说，确实罕见。
为穷人提供棺材；把暴露野外的人骨头收集起来并重新埋葬；烧掉捡到的字纸，以免它们遭亵渎；买活鱼、活鸟，把它们放回大自然；还有些地方，为需要者赠送神秘的膏药，免费种痘，低价出售或赠送劝世良言，这些都成了中国人行善的主要内容。因此，也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一样，真正对人怀有善良意愿的行为就退居其次了。而这些陈旧的做法又几乎如出一辙，千篇一律，做的人也极少动感情，动头脑。站在岸边，看渔人撒网、捡鱼，撤网、捡鱼，当然比帮助站在家门口的乞丐容易多了。
况且，对注重实际的中国人来说，有一点是十分重要的，那就是鱼一人水，鸟一出笼，它们就自谋生路去吧，他们应做的已经做完了。鸟儿或鱼儿们不能指望放回它们的人会为它们提供更好的生活条件。对人来说，他们只是在积德，在做自己的事，至于鱼或鸟以后的命运，他们可管不了。
在中国，“善门难开”，关上更难。没有谁能预料到愿望良好的行为在将来会有什么样的结果，也没人知道因此而招来承担更多责任的危险。明智的做法就是对自己的行为时刻谨慎。一个住在中国内地的传教士，曾应当地一些绅士的请求，帮助一个双目失明的乞丐，为他治眼，其实，不过是小小的白内障而已。后来，乞丐的眼痊愈了，他重获光明。然而，那些绅士知道之后，却说传教士砸了乞丐的饭碗，因为，他现在不能再讨饭了。因此，传教士应该养活他，雇他看门。有时，一个很少与其他人交往的慈善的老太太，款待其他的老太婆——她们看起来似乎应该得到周济，但是她却会成为这些人残酷榨取的牺牲品。我们曾听说过这类事情，虽然只有一例，但估计并不罕见。我们不能不承认，中国人很少有发自内心的仁慈，哪怕是那么一丁点儿也没有。
瘟疫、饥荒爆发或黄河大决口时，地方政府或中央政府迟早总会派人到灾区，试图帮助灾民。不过，他们从不采取长久性的、大规模的防范措施，仅仅是采取一些权宜之计，似乎这种事只会发生一次。对灾民的帮助也经常在关键时刻偏偏中止了。比如说，人们经过长期痛苦的煎熬，好不容易挺到了早春，这是个最容易发病的季节，可是政府只给一点儿救济就把他们打发了，要他们赶快回家，老实干活。理由不用说，谁都知道：政府的钱用完了，田里还正需要人干活。麦收前，只要他们有吃的，就足够了。政府也很清楚，如果不给一点救济，天气转暖，瘟疫就可能爆发，人们大批地死去要比小灾难更令人注意，更易引起麻烦。
“腊八舍粥”也一样，是典型中国式的慈善活动，它也只注重活动的表面形式。腊月初八这天，平时没机会行善的人，早已准备好要慷慨施舍。按照风俗，他们一整天会向所有来讨粥的人施舍，不过，这些粥都是最便宜、最难让人下咽的。这就是所谓的“行善”，人们以此来积德。如果某一年碰巧丰收，可能就没有人来讨粥了，因为即使穷光蛋在家里也可以吃到同样或更好的饭食。即便如此，仍不足以使施粥者停止舍粥，或换上更好的食物。一天过去了，没有一个人来讨粥，它们最终被倒进了猪槽。而行善的富人们也带着悠悠的满足感回屋睡觉去了。今年的义务他己尽了，良心也得到了满足，他是个仁慈的人。但假如遇到了坏年头，米价暴涨，他们就没心思行善积德了，因为他们“行不起善”。
前面，我们说过对乞丐的施舍，在中国，成群的乞丐随处可见。他们所得到的施舍有点保险的性质。众所周知，城里的乞丐常常组成强大的帮派，他们远比与自己争斗的任何帮派都更强大，因为他们一无所失，也无所畏惧，这可是无与伦比的优势。如果一个小店主拒绝了一个乞丐的乞讨——他会像日内瓦仲裁那样镌而不舍，就会有成群的乞丐前来骚扰。就连一个精神麻木的中国人也会感到这是个沉重的负担，乞丐们要等到自己不断升级加码的要求完全满足之后，才让店主继续做生意。店主和乞丐对拒绝的结果都很清楚，因而使得这类善行就像涓涓细流，绵延不绝。
对经常可以看到的，川流不息的难民，人们也同样对待。通过这些，你将认识，这不仅仅是使难民受惠，更重要的是行善者以为自己因此可以获得福报，中国人施惠的每一个对象，都可被看成“小情人”，行善者的一切行为目的只是使自己在现在或未来生活得更好些。
对于中国人这种扭曲的慈善行为，应该再加上重要的一点，即无论何种事情，好事也罢，恶事也罢，都不能逃脱日益萎缩衰退的中国政体的压榨，而且这种压榨和政府的其他计划一样组织严密。想知道一个中国人把赈济款据为己有的全部细节，简直比登天还难。不过，在一些紧急关头，如大饥荒中，可以充分肯定，即使民众的深重苦难也不能阻止元耻的官吏侵吞手中的赈济款。此时，人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民众的苦难及赈济款上，如果外界既不知道款子的筹集情况，也不知道其使用情况，结果就可想而知了。
当中国人开始更多地了解西方文明的时候，他们所了解的只是西方人强迫他们接受的西方文明中最坏的成分。在他们看来，基督教世界遍布非基督教世界无法比拟的慈善机构，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