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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平天国起义闹得最凶的那段日子，到处都很紧张。一张生面孔，一旦有嫌疑，就会被抓起来，遭到严厉的盘查。若不能交待清楚，使抓他的人满意，马上就会遭殃。在离盘查点几百码远的地方，文告上写着将近二十年前发生的两件惨事。当时，官吏们发现，他们自己几乎无力执法，就发布了一个半官方的告示，让百姓捕捉所有的可疑人物。一次，村民们发现，一个人骑着马向村子里走来，不像是本省的。盘问中，那人怎么也说不清自己的来历，接着又发现他的包裹中塞满了珠宝，这显然是偷来的，村民们就把他捆起来，挖坑活埋了。这时，又看见一个人惊恐地从田野中跑过，有人猜测他可能是同伙，索性连他也一起埋了。有时，陌生人还被迫自己挖坑。在无法无天的时代，所有的人都会变得胆大妄为。一些老人回忆说，那时候，像这类事数不胜数。1877年，爆发了一场不可思议的剪辫运动，当时，大半个帝国都被白色恐怖所笼罩，许多有嫌疑的人都被活埋了。当然，特殊情况下，任何民族都会产生这样的恐怖时期，我们也不能太苛求中国人。
中国人缺乏同情，最突出的表现是残酷。他们一般认为中国的穆斯林比他们自己更残酷。尽管可能真的如此，但了解中国人的人，肯定都认为，对别人的痛苦漠然置之，世界上几乎没有任何文明国家能与中国相比。就拿孩子来说，在家里，他们几乎无拘无束；一旦开始上学，这个充满温情的天国就消失了。《三字经》是帝国最常用的启蒙教材，这本书中有句话，叫做：“教不严，师之情。”老师的性情与学生的天资都会影响老师对学生的态度。不过一般来说，都非常严厉。我们曾见过一个刚被老师惩罚过的学生，那情形就像在街头打了一架，头破血流。老师让他掌握写应试文章的秘诀，他没做到。老师发火，学生挨骂，更是常事。另外，不幸受罚的孩子还会遭母亲的毒打，一位平时拿孩子出气的母亲，遇到特别刺激时，更会残酷地对待自己的孩子。
中国人缺乏同情还表现在他们的刑法制度中，根据帝国的法典，很难判断哪些刑罚合法，哪些刑罚不合法，因为有一些不符合法令条文的做法会得到社会习俗的认可与支持，最能说明这一点的是打板子的数目，它们常常高出法律规定数目十倍，有的多达百倍。这里，我们没机会公正地评价中国人对囚犯惨无人道的严刑拷打。在像《中央王国》或者《胡克游记》这类有关于中国的优秀著作中，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胡克游记》的作者提到，他曾亲眼看见一批囚犯手被钉在囚车上，押往衙门，因为解差忘了带脚镣。囚犯没有钱来打通关节，平时就会受到蓄意的残酷折磨，中国人虽有“心肠”，却肯定没有“慈悲”，还有比这更有力的证据吗？几年前，上海的报纸报道了一个案子。两个老囚犯向一个新囚犯索取“孝敬费”，结果地方官员判他们重打两、三千大板，又用铁锤敲碎他们的脚踝骨。中国有谚语云：死不进地狱，活不进衙门。我们大概不会对此感到奇怪吧？＊
既然上文中，那些出人意料的结论是从表面上可靠的
＊韩因章（HANYINZHANG）先生，一位在美国学习法律的中国留学生，他曾在一家重要的宗教杂志上发表过一篇论文，论述中国法治。前面在讨论中国人“不紧不慢”时已经引用过这篇文章。该文认为中国人并不把自己的刑罚当成残酷的。可我们对此不敢苟同，不能忘了，他们是中国人，他们的法律、习俗也是中国人的。他们在个人权利方面不进行彻底改革，他们的刑罚也许永不会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善。在道德力量有条件充分发挥作用之前，一定不能放弃物质力量。例证得出的。下面我们将引用1888年2月7日北京《邸报》译文中的一段：
“据云南总督报告，该省的一些农村，流行一种可怕的陋习：抓到偷粮食的人，要活活烧死。同时，还强迫他的亲人书面表示同意这种做法，并要亲自点火，以免日后归罪于他人。有时，只不过折断庄稼的一个枝茎。有的出于怨恨，仅凭莫须有的罪名，就把别人置于死地，乍一听，这种残酷的做法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它也曾助长了云南的叛乱。政府一直努力铲除这一陋习，至今仍未成功。”
福州附近的一个地区，还有强迫寡妇自杀殉夫的恶习。几年前，当地的中国报纸曾作过详细的描述。乡人先是逼迫寡妇自缢，然后焚烧尸体，并建造一座牌坊，以彰其节。政府不断努力阻止这一残酷的做法，除了个别地方一时奏效外，基本上徒劳无功。
中国需要的东西很多，政治家认为需要海军、陆军和兵工厂，友邦人士认为显然需要货币、铁路和科学指导，但若进一步分析帝国的境况，难道她最深切的需要不是多一些人类的同情心吗？她需要对孩子同情，尽管人类从前没发现它，可十八世纪以来，它已成为人类最宝贵的财富。她需要对妻子和母亲同情，这种同情十八世纪以来已经获得长足发展，并深入人心。她需要把人当做人来同情，懂得仁慈之情有如天国的甘霖，既降临于祝福者，也降临于被祝福者——只有它才使人类最接近于上帝，塞内加称这种神圣的情感为“智力的缺陷”，但基督教培育的仁慈之花，要一直等到开满全世界才会停止。
第二十二章 社会风波
在人口异常稠密的中国，一个大家庭拥挤地住在一起，难免会发生口角。你问邻居：“你家有多少人？”他会回答：“十好几口吧。”你问：“所有的东西都是公有吗？”最普通的回答是：“是的。”十五或二十口人的大家庭，大概有三、四代，全靠一个商号或一块土地生活，收入都归家庭公有，所有家庭成员的消费也由公共财产满足。兄弟们为大家庭奋力劳作，而作为家庭重要成员的妯娌们，却很难团结在一起。她们年长的欺压年幼的，年幼的嫉恨年长的。每一个都竭力想使自己的丈夫觉得，他在大家庭里是最吃亏的。
家庭不和睦总是由年轻一代引起的。哪个社会能承受得起这种生活条件的压力呢？西方秩序良好的家庭也不足完全没有这种矛盾，更何况复杂严密的中国家庭呢？人与人之间存在着大量的分歧，就像人们的动机与兴趣一样。金钱、食物、衣服、孩子，以及他们往日的口角、鸡零狗碎的小事，都可能导致纠缠不清的争吵。
汉语中有个极不可思议的词，通常表示发火的意思。英语中委婉地译为“愤怒的物质”，这个词就是“气”。在中国的哲学与现实生活中，它是最重要的概念之一。一个人愤怒了，气就产生了。中国人认为，“愤怒的物质”和人体系统之间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强烈的愤怒会导致各种疾病与不适，如失明、心脏功能衰退等等。中国大夫问病人的第一个问题通常是：“什么事又惹你生气了？”在中国，富有经验的西方医生也乐于相信，气的确会导致中国人所说的那些疾病，下面的例子非常能说明问题：山东中部山区里的一个人，他有个老婆和几个孩子，其中两个还很小，1889年10月，他的老婆死了。这使他感到非常生气，他自己解释说，这并非因为他特别依附老婆，而是因为不知道如何照管孩子。一气之下，他抓起一把剃头刀，在自己的肚子上狠戳了三个大口子。他的朋友用棉线把伤口缝了起来。六大后，他再次生气，又把口子撕开了。不过，他那可怕的伤口居然愈合了。六个月之后，他已能够步行几百里到一家外国医院去接受治疗。伤口大部分已经长好，只剩下一个小瘘管，然而肠子的功能已经紊乱。前面我们说过，中国人富有生命力，这也是个典型的例证。
中国人喜欢大声喊叫地命令或批评别人，这一习惯已经根深蒂固，似乎难以彻底改变。对中国人来说，用正常的语调规劝别人，不时停下来，听一听对方的回答，从心理上几乎不可能接受，他不能不喊叫，不能不插嘴，毫不客气，如同一条兴奋的狗，非叫不可。
在东方，中国人的辱骂艺术已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境界。争吵一开始，骂人的话就像污水一样喷涌而出，在这方面，英语望尘莫及，其刻毒与持久，令人不由想起伦敦毕令奇街的卖鱼妇。哪怕最细微的摩擦，都会引来滔滔不绝的辱骂，就像两根电线一碰，马上就会产生电火花。无论何时何地，无论男人女人，无论哪一社会阶层，情况都一样。人们普遍抱怨女人骂人比男人更恶毒，更持久。俗语说：女人不裹脚，舌头利如刀。父母常在孩子呀呀学语时，教他们用土话骂人，并把自己被孩子骂当成最大的乐趣。骂人己成为中国人的第二天性，广泛地存在于社会各阶层中。文人及各级政府官员，甚至最高层官员被激怒时，都会像他们自己手下的苦力一样随意骂人。普通百姓在街上相遇，甚至以骂人的活来打招呼，这可以表明他们之间关系的亲密。
西方人的咒骂，声音不高，但能令对方痛人肺腑。中国人的咒骂若声音不高就毫无意义。英语中的诅咒是带翅的飞弹，中国人的诅咒是肮脏的皮球。他们骂人的话大部分被视为一种咒语。一个人发现自家田里的谷穗被人掐了，就会在村子里高声喊骂那未知的贼——尽管经常有怀疑对象。人们认为，这样做有两种作用：第一，可以告诉众人，他已恼怒了。骂人能让他发泄一下。第二，骂人还可以防止再次被偷。偷东西的人在暗处，（理论上）听着对他的可怕的诅咒，虽然一般不会被发觉，可他毕竟不能保证。被偷的人可能很清楚是谁干的，但他更乐意在大庭广众之中谩骂，作为对偷东西人的正式警告：他已被发觉或被怀疑，以后最好不要再做。假如被偷的人过于被激怒，这显然就是在声明：他要报复。这就是中国的骂街论。不过，他们坦率承认，这样做不仅不能防止被偷，而且也不能防止再次被偷。因为在众多的人当中，小偷不一定知道自己被骂了。
女人比男人喜欢骂人，她们经常爬到平房顶上，扯着嗓子叫骂，一连几个小时，有时直到嗓子嘶哑，方才罢休。在一个有社会地位的家庭中，倘能制止，是不会出现这种行为的。但是中国与其他地方一样，妇女一旦被激怒，是最难约束的。一般情况下，骂街很少有人注意，或者没人理睬。有时会在巷口遇到一个男人，或在屋顶上发现一个女人，已骂得面红耳赤，周围却一个人影也没有。如果天气较热，他（她）拼命叫骂一阵之后，会挥着扇子休息一下，再继续叫骂。
中国人吵架吵到一定程度，不动手就不能收场。在欧洲南部旅行的英国人发现，他们打架时将拳头从肩膀处击出的习惯，令拉丁民族十分惊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