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格考试，文章精练，并没有表现出暮年的痕迹“。但更令人吃惊的是安徽省，那里有35位考生超过80岁，18位超过90岁！还有哪一个国家会有这种奇观呢？
如果说中国的知识分于是始终勤奋的一族，那么农民的勤奋则并不亚于他们。农民的劳作如家务一样，没完没了。所有北方各省，除了冬至前后有一段相当短时间的空闲外，一年到头就根本没有闲的时候，要做的事很多。无疑，其他各国的农民也多少有点类似，但是，中国农民的勤劳是其他民族所难以比拟的。
农民是这样，雇农更是这样，雇农们长期过着极度贫困的日子，在无尽的折磨中度过一生。正如农民细心照料他的每一棵白菜，仔细清除各种害虫，雇农也同样要照料好他的工作，以便能填饱肚子，养家活口。那些需要出远门的人，往往是半夜起身赶路；他们说这是习惯，无论何时，在路上都可看见手拿叉子，肩背筐子的农民在拾粪。当没有其他事可做时，这是一桩不变的、永远做不完的事。
经常可以看到有些人为了养家活口寻找两份不同的工作以互相衔接。天津的船夫在河水封冻没事干时，就拉冰撬，搞搬运，赚点小钱。同样，一些地区的农民在农闲时，都是在编制帽子，这种帽子还是大宗出口产品。中国妇女往往是不停地手纳鞋底，几乎看不到她们闲着；即使是在村口聊天也是如此；除此之外，她们或许还搓棉花，以备纺纱。总之，她们从不偷懒。
商人及其雇员完全可称得上是一个不知疲倦地工作的阶层，商店职员的生活，即使是在西方，也不是清闲的，但中国店员要更加忙碌，他们的工作永远没个头。他们几乎没有节假日，任务繁重，只是在精神麻木时才可稍停片刻。
中国的店铺开市很早，收市很晚。簿记制度采用一种复式簿记法，非常细致，使得账房为了记录收支和平衡账目而常常忙到深夜。店员们在无事可做时，就坐下来挑捡收进来的铜钱，看看有没有值钱的铜板。
令人吃惊的是，在中国，工作最艰苦的阶层是最让人羡慕、每一有志者都设法跻身于其中的官僚阶层。中国的各级官员必须埋头于各种公务，必须对每桩事的成功负责到底，而这类公务之繁杂，同样令人吃惊。以下摘自北京外国使馆的一位翻译对中国重要政治人物的采访报告：“我曾经询问过一位中国内阁大臣，他一直抱怨日常事务的繁忙使他过于疲惫和劳累。他说，他每天凌晨两点钟从家里出发，因为3点至6点他要在宫里值班。作为内阁大臣，6点至9点他要在朝中议事。他是兵部大臣，9点至11点要在兵部。他又是刑部的要员，每天12点至下午2点要在刑部办公室里。他还是外务部的资深部长，每天下午2点至5、6点要在外务部，这些就是他每天的工作安排。此外，他在工作的空隙还经常为其他各部门工作。他很少在傍晚7、8点之前到家。”我们的工会为实行每日8小时工作制而奋斗，当看到上面这每日的工作安排时，又会有什么滋味呢？据说，那位官员在那次谈话后6个月因劳累过度，心力交瘁，去世了。这并不奇怪，在中国，那些仍能为政府效劳的官员身上此类事的再度发生并不是不可能的。
前面我们已经说过，所谓勤劳的外延是指勤劳者的人数以及勤劳所持续的时间。正如我们所看到的，中国人的勤劳在外延方面是很广大的。中国人的一天开始于天刚蒙蒙亮之时，往往是半夜后不久，中国的皇帝每日上朝时，欧洲各国的宫廷还沉睡在睡梦之神的怀抱里。这对西方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而对中国人来说则是最自然的事。天子的所作所为不同程度地受到各地臣民的效仿。广州的铜匠、福州的锡匠、宁波的木匠、上海的磨坊工以及北方各省的纺织工和磨面工都是睡得晚、起得早。天还没亮，旅行者就会在集市上遇到卖菜的村民，他们早已从数里路以外的家里赶来，站在黑暗之中等待着天亮。西方人吃早饭的时候，中国人的早市已经结束。夏季清晨5点半后，沿着上海的主要街道漫步，没有比这里更能感受到东西方的强烈反差了。在黄浦江边建起高楼并在里面做生意的欧洲人还根本没有动静时，而亚洲人却已是经过了很长时间进入了高潮。几小时后，当西方人开始轻松自在地与中国人抢占市场时，当地人已经干完了半天的活。
约翰。戴维斯先生曾相当正确地评论中国人的“热爱劳动”，他说，这标志着中国政府在使人民满足于自己的环境方面是成功的。这种热爱劳动的品质是中国人最显著的特性之一，必须受到长期的高度重视。
关于中国人勤劳的内涵，仍需说几句。中国人是亚洲人，他们工作也像其他亚洲人一样。试图把我们的模式强加于这个生机勃勃的民族，那只能是徒劳的。在我们看来，他们显然缺乏我们所高度尊崇的诚心。盎格鲁撒克逊人用不着基督教《圣经》的指点便能知道尽力做好自己应当做的事是非常的重要，但是，成熟的宗教和哲学虽然可以对中国人产生影响，却不能使他们改变步伐。他们受益于几千年以来所积累的经验，正像荷马之神，他们从来就是不慌不忙。
人们不禁要问，当有朝一日白种人与黄种人进入空前激烈的竞争之时，谁将败下阵来？
勤劳致富，这是所罗门的经济学格言。假如这一格言是正确的，那么中国人当然能够成为地球上最兴旺的民族。如果他们能有一种全面的美德以克服所谓“恒久关德”的明显缺乏，那么这个民族的兴旺，更是无可置疑的了。当中国人的道德意识中，真诚的品质重新恢复其应有的地位时，那么中国人将会（在不久的将来）获得因他们的无比勤劳所带来的全部报偿。
第四章 讲究礼貌
看待中国人和东方人的礼貌一般可以从两个完全不同的角度——一是赞赏，另一是批评。我们喜欢提醒自己，盎格鲁。撤克逊人有许多美德，而其中最主要的是内刚，外柔则不主要。因此，当我们来到东方，发现有那么多的亚洲人在调解人际关系方面具有比我们高得多的技巧，内心不由得充满羡慕。这是不会做某事的人对于能轻松做这桩事的人的一种羡慕。即使是对中国人具有过分偏见的批评家，他也不得不承认中国人已经把礼貌升华到一个完美的高度，这是西方人所不知道的、且未曾体验是想不到甚至几乎不可想像的高度。
这使我们想起，中国的典籍上记载有礼仪准则300条，行为准则3000条。一个民族背负着如此繁多的礼节，要延续下去似乎是不可想像的。但是，我们很快就发现，中国人已经设法把恪守礼节熔铸成一种内在的本能，而非外在的需要，就像他们对待教育一样。这个民族的精英，曾为人们的日常交往制定出繁文缛节，而在西方，这一切只适用于宫廷和外交往来，当然，中国人的日常生活并不是完全被这些繁文缛节所束缚，而是这些规矩就像节日的盛装，该搬出来时就得搬出来；至于在什么场合需要这样做，中国人全凭一种准确的本能去辨认。在这样的场合，如果一个中国人不知道该如何去做，那么他就会像西方一个受过教育的人偶尔忘了9乘以9是多少一样，令人感到滑稽可笑。
西方人对中国人的礼貌之所以不会欣赏，是因为我们心中有一种观念，这就是“礼貌是某种善意的真诚表达”。在西方，把个人的幸福（在理论上）看做是全体人的幸福，被认为是一种文明的看法，但中国人的礼貌则是完全与之相反。像所有的技艺表演一样，对人表示礼貌并不完全是整个内心的需要，而只是整个复杂心态的某一部分的需要。礼貌用语的制定和使用，目的只在于维护既定的尊卑关系。这在西方人看来，即便不令人发疯，也会令人不知所措；而在中国人看来，这对于保障社会秩序是至关重要的，而且也是调解人际关系的润滑剂。有前就有后，有后也有前；该前的前，该后的后，各得其所，万事亨通。就像下棋一样，先走的必须说：“鄙王先走一子”，然后，对手说：“鄙王也走一子”。后来，对手事先告知说：“鄙王的士要吃尊王的卒，走到鄙王卑贱的象位”。这就是在下棋。一局棋的输赢与说几句客套话毫无关系，但是，正如下棋人不能事先说出下一步棋，否则就会使自己显得荒唐可笑一样，中国人对于对手的每一步棋若不能给予有理有节的回应，也会成为人们的笑柄，因为对中国人来说，客套即是下棋，不懂这些客套就等于无知。
同时，中国人讲究礼貌的严格程度，是有城乡差别的。一个乡下人，虽然他知道必须有礼貌，但他并不知道像城里人那样的礼貌有哪些具体要求。
但同时必须承认，即使中国有难得一见的不懂礼貌的人，他们也要比最有教养的外国人强得多：与他们相比，外国人只是怀中的婴儿。一般说来，除非外国人曾有过长期的生活体验，又担心自己有所失礼而被误认为没有教养，否则，他就不可能有中国人那样的礼貌之举。外国人并不懂那么多的“规矩”，即使学会了那些漂亮的礼貌用语，也表现出那样的麻木和无知。正是由于外国人在仿效中国人的最起码的礼貌方面表现出明显的无能和自愧不如，所以中国的知识界总是带着一种毫不掩饰的（理所当然的）轻蔑目光看待这些“野蛮人”。
礼貌可以比做一个气垫。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但它却能够很好地减缓颠簸。同时，还可公正地说，中国人向外国人所表示的礼貌（完全与向自己的同胞所表示的那样）更多的是为了显示自己懂得如何待人，其次才是考虑到客人是否舒服。你本不想生火烧水沏茶，他偏偏要为你生火沏茶；结果让你被烟熏得流泪，呛得喉咙像是在吞苦药；而主人仍然自信自己知道该如何待客，至于客人不乐意，那完全是客人自己的事。再比如，你在乡下租了一问较差的房子，房子的主人认为把房间打扫一下（象征性地）布置一下是他的职责；你已经来到了房间，他仍然还在打扫；飞扬的灰尘弄得你睁不开眼，你恳求他别做了，但他仍然继续做。也许，这就是《礼记》上所教诲的，应该为客人打扫房间，不管客人是否乐意。请客吃饭也有这样的礼节，这是令初来乍到者生畏（而有所涉足者常见）的礼节。在请客吃饭时，热情的主人特地为你盛上一大堆他以为你喜欢吃的东西，而不管事实上你是否喜欢吃，是否吃得下。若是你一点也不想吃，主人似乎会说，那就是你的不是了，而主人则肯定他自己并没有失礼；也没有人会说他失礼。如果外国人不懂这种游戏规则，那是自己的事，与主人无关。
正是按照这个原则，一位中国新娘照例去拜会一位外国夫人时，她背朝夫人，向着完全相反的方向行礼，结果使女主人感到奇怪和生气。事后经过询问才知道，新娘朝北行礼是因为那是皇上所在的方向，她并没有在意女主人是在房子的南边。如果这位外国夫人不清楚自己应当站在房子的什么位置，那么这位新娘也就不必在意女主人会怎么想；至少她表明自己知道应当朝什么方向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