种佛教中的宁静，直至天堂⑦。
277书中所描述的吸食者对鸦片的主要依赖，与我们在宗教层面描述的中国当时的思想状况有着惊人的相似，它们是：（1） 对于玄妙之物存有无尽的好奇；（2） 对和平的向往，以及（3） “人格中存在的秘密仪式中的光明因素”⑧。当“鸦片”这个词唤起中国的时候，它并不是一个简简单单持久的历史回忆。同时，也很少会仅仅如我们现在时代中，是“佛教神秘主义”（禅宗）的复兴中与之相伴生的大量吸食毒品的行为⑨。在精神清醒的时代过去后，通往精神的道路已被关闭，大量群众惟有借身体的透支以寻找天堂。这便是当时发生于中国大地的所有实情。
在这种通过吸食毒品或东亚迷信以寻找快乐体验的描述之外，还存在着一片不同的天地也同样引人注目，那便是时间观念的改变。伴随着超越与对天堂的观望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⑩，是时间观念的瓦解。在这一点上，中国与其他文明同样如此。但与空间不同，时间的纬度直接关系人的生存经验，不存在被征服的可能。时间，或者停止，或者飞逝如“千年一日”。鸦片的吸食者有着与此非常相似的体验，最初，是一种入迷的兴奋，继而则有无尽的创痛。德·昆西对这种状态有经典的描述：
这种漫步将我带到非常遥远的地方；对于一个鸦片吸食者而言，感受时间的流动是极有快感的……哦，那迷人的美妙的鸦片！它对于富有者、贫穷者都是平等的，因为它的创痛无法复原，而它的所带来的剧痛在于，它总是“引诱着你自己的灵魂造反”，这种膏润的香油，伟大雄辩的鸦片！它的美妙的修辞，会偷走你愤怒的目标，为怜悯进行辩护，使恶贯满盈的罪犯在一夜美梦之后回到自己的童年，使沾满鲜血的双手被清洗的干干净净。……
对空间的感觉，和时间尽头的感觉，同时有力地向你冲击过来……整个空间处于膨胀之中……而甚至时间的爆炸感要比空间的这种膨胀感更为令我惊讶。有时，我会感觉一晚上的时间我好像已经经历了七十年、一百年，有时，感觉所触及之处，甚至超越了人类的极限。
第六部分：曙光（1800年以后）第一节 沉睡与来自天父的讯息（3）
这种与时间的断裂，强烈地影响了处于19世纪的中国。尽管不能将一个国家与个体的体验浪漫地直接对应，然而把感到时间已经在绝望中停止运行的“鸦片吸收者”，与同样滑向痛苦、处于时间的死亡状态，交织于现在、未来与过去之中的中国并列一起比较，也并不为太过。那些“鸦片吸食者”与中国，仿佛都已处于想像的天国之中——这种类比早已出现于中国作家笔下。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著名的作家鲁迅（1881…1936年）谈及他在中国古代文学的研究时，就反讽地说那是“我的吸鸦片的特殊方法”。
最后，其典型状况是，19世纪，那些鸦片吸食者与整个单调乏味的中国都有一种被排斥感，以及对宇宙最内在动因的清楚性有种叙世般信仰，尽管经过了一次次尝试，最终却也仍然没有足够的力量，将这种看似无穷无尽的知识导向实际功用：
那些瘾君子……甚至对他们的亲属和朋友都感觉不到任何爱意……仿佛他已经与那些亲友切断了一切联系，仿佛他来自另一个星球。他感觉自己是一个局外人，一个过路者，而他也正从这种离群与孤独中得到享受。但是，当这黑色的一面将他与世界隔绝之时，他或许还怀抱着对整个世界的关怀。尽管世界将他遗弃，他仍将以为自己无所不能，掌握着整个世界的秘密；惟有他自己是洞察的、敏锐的、聪敏的，超越一切庸众的俗见。他已然洞察了隐藏于表象世界下的一切本质关联，在他的脑海中已经构建了宏大的形而上系统，当它们得以展示之时，将给世界带来震惊与启示，他已经计划出了具有伟大成就与力量的帝国。……他的这些宏伟计划的架构……对他而言，是他雄心壮志的坚强基石。
278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恰恰是处于它最虚弱、孤立的阶段，也就是19世纪的晚期以及20世纪的开始，中国产生了最奇异的乌托邦构想：它想要拯救的不仅仅是他们的帝国，甚至还包括整个世界。同时，还颇为肯定甚至自大的认为，它（中国）具有“真正的”、“精神上的”文明和智慧，尽管它已经在政治和智识上遭受了巨大的耻辱。与此同时，“知”、“行”关系这一问题，尽管使人痛苦，但仍经常被激起。这类问题试图探求真实的“体”，这一中国所掌握、也仅仅为中国所掌握的人类文化，如何能够战胜与之不同的、为西方人所掌握并且体现在他们技术上技巧的“用”。但是随着关于此问题进行的哲学争论的持续，思想与行动之间的鸿沟显得愈加巨大，正如鸦片吸食者在吸食中引出的幻觉。它成了一个绝望的深渊，甚至使最有勇气的思想者最终绝望。由此，不仅仅由于发生于1939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或者，更准确的说，数次鸦片战争，因为它并没有一次主要的单独战役，而是一系列持续到1860年的冲突）的强迫，更是由于不可避免的长达一个世纪的争论与决断，使中国进入了长久、痛苦、迷茫的睡梦。在整个19世纪，西方彻底失去了本来可以向中国施以援手的机会，帮助中国解决当时面临的困难；相反，它们却趁中国之危落井下石。事实上，它们仿佛从来不曾意识到这样的机会曾经存在。这种帮助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逐渐出现，而帮助的力量则来自共产主义。他们的帮助，尽管并非完全没有利己之心，但却当然地很快得到传播。而随后来自西方的干涉，实际上已经错过时机，而其产生的背景，也已经发生了极大的不同。从那个时候起，中国这种对于整个西方（包括俄国）的不信任，自当时一直存在，直至今日。
洪秀全与基督教
279导致中国与西方的关系逐渐加深，直至某种程度的混乱的，并非仅仅是学者和政府官员。历经十五年（1850…1864年）之久的太平天国运动更是加深了这种更为直接的联系。不仅仅是这个原因，这场起义所牵扯的人数（将近两千万人死于这场起义，人数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两倍），也足以使得这场起义成为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早在1853年，马克思以及其他一些人就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这场起义与奇怪的疾病、不正常的气候以及鸦片的吸食有着间接的联系。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太平天国赢得了它的第一场主要的军事胜利，并且进入西方视野。在《纽约日报》论坛（1853年6月14日）的社论中，主编写道：“这个帝国（对传统中国的称谓）已经习惯于被视为整个中国的父亲，各级官员的任务就是支撑严格的父权式的礼教秩序。但是这种父权机制，作为维系整个庞大政权机器的惟一道德纽带，已经逐渐地（在后半个世纪中）被那些官员的腐败所破坏。这些官员通过对鸦片走私的纵容获取了极大的私利。而产生这种腐败的南方诸省，恰恰主要就是太平天国的主要活动地区。几乎不用太细致的观察就能发现，学究气的满族官员和整个的官僚系统，惟有在有鸦片的地方，才最热衷于使用自己的权力压榨属下百性。这仿佛也是在告诉我们，历史在唤起人们天然具有的愚蠢时，往往须先麻醉其所有国民。”
第六部分：曙光（1800年以后）第一节 沉睡与来自天父的讯息（4）
诚然，太平天国的意识形态既非鸦片，也不仅仅是基督教。他们为自己设定的名称具有很长的历史渊源，源自他们所宣称的“太平”的时代。这说明，他们实际上延续了一种政治与宗教的传统。这种传统长期潜流于中国尤其是宋代的历史之中，吸收了所有思想潮流，并且几乎无法与正统的儒学和平共处。它们最初的形态，颇有“秘密社团”的特征，在之后的一系列事件中，逐渐凸现了佛教与道教的色彩。但由于太平天国的思想基础并非以往这些宗教，而是基督教，它建立起了东西方之间的联系。而且，这种联系有着极为广泛的群众基础。
280尽管那些太平军将其自己视为本土化的基督教徒、中国的一个基督教分支，但他们所鼓吹的却非纯粹的基督教教义。基督教与中国本土宗教的融合，确实很难被视为一种完全绝对的征服（这会使许多传教士不悦地想到“改信基督教”（conversion）一词）。最初，太平天国在西方受到了热情的欢迎，但随后他们即被视为恶魔般的强盗。他们对基督教的理解，可以说仅仅与17世纪那些与耶稣会士对话并受到赞誉的儒家学者不相上下，尽管当时的那些儒家学者只有很少的接触基督教的机会，而太平天国接触基督教时世界已经完全不同。太平天国对基督教的信仰，并不是一种启示性的、具有极大美学和未被授权的人道主义，而是一种真诚的信仰。他们真诚地相信，上帝的天国能在地上实现。这种信仰无疑在多方面都是幼稚的，尤其是在它负载了越来越多的迷信之后。但同时，在社会层面上，这种信仰又极能吸引人心。太平天国认为他们已经发现了阿基米德所说的支点，他们便坚定不移地想要撬起整个地球。也正是这种由基督教教诲面向现实社会的毫不妥协的诉求——非常具有中国特色面向现实世界的东方传统——一种盲目狂热的信仰超越了其应有的限度，使中国与欧洲一样受到了震撼。太平军也因此陷入了被原来相互敌视的两种力量共同夹击的可悲命运，它成了双方共同的敌人。作为基督徒与民族主义者（反对满清的统治），他们最终被西方与中国的军队联手绞杀。许许多多本可以实现的治国方略沦为乌托邦构想，并非因为这些方略之中只具有乌托邦构想却并不具备实现的可能，而是因为，他们根本没有足够的时间将这些方略付诸实施。从某种角度说，太平的理念在今天依然存在。而回溯历史，那些让他们奋起起义的原因之简单，仍会使我们感到惊讶。
1836年，洪秀全，一个23岁的学生前往广州这个港口城市，参加当年举行的会试。他来自一个客家家庭，早在公元5世纪客家人便从北方迁徙到南方。几个世纪以来，客家人顽强地坚守他们的传统，从而保持着使他们迥异于生活在他们周围的南方人的许多习俗。他们拒绝族内的女性缠足，坚持使用他们自己的语言进行交流。洪秀全在这次考试中又失利了，但在归家的途中，他偶然地听到了基督教福音传道者在教堂的布道，并且拿了展放在那里的有关基督教教义的小册子。第二年，也就是1837年，洪秀全又一次参加了会试，但这次他又落榜了。这次的失利使他绝望到了极点，因为他那贫困的家庭已经为了他的考学而倾尽全力。在羞愧和绝望中，他的神经被彻底击垮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他处于无意识的状态，用现代医学的观点来看，他当时的状态近似于一种渐发性神经错乱的初期状态。在这段时间内，他看到的许多幻象使他坚信，他自己是中国和整个世界的救世主。这种信仰，足以使他在随后的十三年有系统地组织起一场群众运动。从1850年太平天国运动爆发，到186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