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北京而论，当时就有好几所这样的洋学堂，各有男女两所学校，每所都由一家教会开办。西城有英国圣公会办的崇德和笃志，东城有美以美会办的汇文和慕贞，公理会办的育英和贝满。我进的是长老会在北城办的崇实——另外还有座女校叫崇慈。
崇实有半工半读的办法，设有地毯房、羊奶厂和印刷间。
我对地毯这个行业，一直没什么感情——或者说，我讨厌当时地毯房那个世界。它似乎是挨打与打人的循环。一个学徒进来之后，先绕线。就是把五颜六色的毛线缠成团团。这是两个徒弟合干的活儿，照例是新徒弟用双手撑线，资格略深的师兄缠团，这样，就形成徒弟打徒弟的局面。毛线纺得粗，时常出现疙瘩。每当师兄缠得不顺手，他抬起腿就踢。一年后，上板织杂毛了，就是完全没图案，用大活的下脚料——各色剪短的毛线——来织。这不算出师，因此，有时还得干徒弟的活儿（扫地、擦玻璃），继续挨打。织地毯的手里离不开那三把家伙，都是带钢刃的利器。所以织过地毯的，身上总会有点伤疤，一旦出了师，就取得折磨新手的资格了。真好像为了捞回以前挨的打一样，又回过头来打手下的徒弟，就这样循环不已。
在已织上凸活——土耳其式的地毯时，我改了行，到羊奶厂去干活儿了。我喜欢赶着羊群出安定门去放，也不讨厌天不亮就蹲下来一把把地挤那热呼呼的奶。我对那些瑞士羊是很有感情的，最近还从老友陈绂兄处讨到了一张我在羊圈照的相。然而送羊奶也不是好干的活儿。天刚蒙蒙亮，就得把十六瓶奶装进袋里，让那八磅重量压在我的前胸和后背，从北新桥一直走到哈德门。吃奶的人都住在那一带阔人区：不是苏州胡同，就是盔甲厂。压肩膀我不怕，我怕家家的洋狗。我得把新奶放下再取走空瓶。狗一见我，总认为是偷了它家的东西。于是就汪汪地追在后边吠。为了不让它扑到我身上，我一路上猫腰，装作捡砖头要打它的样子。我每天都捏着一把汗，有一回后襟还给咬了个口子。
就在我领到第一个月工资的那天，妈妈含着我用自己劳动挣来的钱买的一点果汁，就与世长辞了。我哭天喊地，她想睁开眼皮再看我一眼，但她连那点气力也没有了。
这样，我就孤孤单单地生活下来。
第二部分：我是妈的命根子母亲的记忆
母亲生了七个孩子，只养活了我一个。一年，农村闹瘟疫，一个月里，她死了三个孩子。爷爷对母亲说：
“心里想不开，人就会疯了。你出去和人们斗斗纸牌吧！”
后来，母亲就养成了春冬两闲和妇女们斗牌的习惯；并且常对家里人说：
“这是你爷爷吩咐下来的，你们不要管我。”
春秋两季，母亲为地里的庄稼，像疯了似的劳动。她每天一听见鸡叫就到地里去，帮着收割、打场。每天很晚才回到家里来。她的身上都是土，头发上是柴草。蓝布衣裤汗湿得泛起一层白碱，她总是撩起褂子的大襟，抹去脸上的汗水。她的口号是：“争秋夺麦！”“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一家人谁也别想偷懒。
我生下来，就没有奶吃。母亲把馍馍晾干了，再粉碎煮成糊喂我。我多病，每逢病了，夜间，母亲总是放一碗清水在窗台上，祷告过往的神灵。母亲对人说：“我这个孩子，是不会孝顺的，因为他是我烧香还愿，从庙里求来的。”
家境小康以后，母亲对于村中的孤苦饥寒，尽力周济，对于过往的人，凡有求于她，无不热心相帮。有两个远村的尼姑，每年麦秋收成后，总到我们家化缘。母亲除给她们很多粮食外，还常留她们食宿。我记得有一个年轻的尼姑，长得眉清目秀。冬天住在我家，她怀揣一个蝈蝈葫芦，夜里叫得很好听，我很想要。第二天清早，母亲告诉她，小尼姑就把蝈蝈送给我了。
抗日战争时，村庄附近，敌人安上了炮楼。一年春天，我从远处回来，不敢到家里去，绕到村边的场院小屋里。母亲听说了，高兴得不知给孩子什么好。家里有一棵月季，父亲养了一春天，刚开了一朵大花，她折下就给我送去了。父亲很心痛，母亲笑着说：“我说为什么这朵花，早也不开，晚也不开，今天忽然开了呢，因为我的儿子回来，它要先给我报个信儿！”
1956年，我在天津，得了大病，要到外地去疗养。那时母亲已经八十多岁，当我走出屋来，她站在廊子里，对我说：
“别人病了往家里走，你怎么病了往外走呢！”
这是我同母亲的永诀。我在外养病期间，母亲去世了，享年八十四岁。
第二部分：我是妈的命根子母亲的书
母亲在忙完一天的煮饭，洗衣，喂猪、鸡、鸭之后，就会喊着我说：“小春呀，去把妈的书拿来。”
我就会问：“哪本书呀？”
“那本橡皮纸的。”
我就知道妈妈今儿晚上心里高兴，要在书房里陪伴我，就着一盏菜油灯光，给爸爸绣拖鞋面了。
橡皮纸的书上没有一个字，实在是一本“无字天书”。里面夹的是红红绿绿彩色缤纷的丝线，白纸剪的朵朵花样。还有外婆给母亲绣的一双水绿缎子鞋面，没有做成鞋子，母亲就这么一直夹在书里，夹了将近十年，外婆早过世了，水绿缎子上绣的樱桃仍旧鲜红得可以摘来吃似的；一对小小的喜鹊，一只张着嘴，一只合着嘴。母亲告诉过我，那只张着嘴的是公的，合着嘴的是母的。喜鹊也跟人一样，男女性格有别。母亲每回翻开书，总先翻到夹得最厚的一页。对着一双喜鹊端详老半天，嘴角似笑非笑，眼神定定的，像在专心欣赏，又像在想什么心事。然后再翻到另一页，用心地选出丝线，绣起花来。好像这双鞋面上的喜鹊樱桃，是母亲永久的样本，她心里什么图案和颜色，都仿佛从这上面变化出来的。
母亲为什么叫这本书为橡皮纸书呢？是因为书页的纸张又厚又硬，像树皮的颜色，也不知是什么材料做的，非常的坚韧，再怎么翻也不会撕破，又可以防潮湿。母亲就给它一个新式的名称——橡皮纸。其实是一种非常古老的纸，是太外婆亲手裁订起来给外婆，外婆再传给母亲的。书页是双层对折，中间的夹层里，有时会夹着母亲心中的至宝，那就是父亲从北平的来信，这才是“无字天书”中真正的“书”了。母亲当着我，从不抽出来重读，直到花儿绣累了，菜油灯花也微弱了，我背《论语》《孟子》背得伏在书桌上睡着了，她就会悄悄地抽出信来，和父亲隔着千山万水，低诉知心话。
还有一本母亲喜爱的书，也是我记忆中非常深刻的，那就是怵目惊心的《十殿阎王》。粗糙的黄标纸上，印着简单的图画。是阴间十座阎王殿里，面目狰狞的阎王，牛头马面，以及形形色色的鬼魂。依着他们在世为人的善恶，接受不同的奖赏与惩罚。惩罚的方式最恐怖，有上尖刀山，落油锅，被猛兽追扑等等。然后从一个圆圆的轮回中转出来，有升为大官或大富翁的，有变为乞丐的，也有降为猪、狗、鸡、鸭、蚊蝇的。母亲对这些图画好像百看不厌，有时指着它对我说：“阴间与阳间的隔离，就只在一口气。活着还有这口气，就要做好人，行好事。”母亲常爱说的一句话是：“不要扯谎，小心拔舌耕犁啊。”“拔舌耕犁”也是这本书里的一幅图画，画着一个披头散发的女鬼，舌头被拉出来，刺一个窟窿，套着犁头由牛拉着耕田，是对说谎者最重的惩罚。所以她常拿来警告人。外公说十殿阎王是人心里想出来的，所以天堂与地狱都在人心中。但因果报应是一定有的，《佛经》上说得明明白白的罗。
母亲生活上离不了手的另一本书是黄历。她在床头小几抽屉里，厨房碗橱抽屉里，都各放一本。随时取出来翻查，看今天是什么样的日子。日子的好坏，对母亲来说是太重要了。她万事细心，什么事都要图个吉利。买猪仔，修理牛栏猪栓，插秧、割稻都要拣好日子。腊月里做酒蒸糕更不用说了。只有母鸡孵出一窝小鸡来，由不得她拣在哪一天，但她也要看一下黄历。如果逢上大吉大利的好日子，她就好高兴，想着这一窝鸡就会一帆风顺地长大，如果不巧是个不太好的日子，她就会叫我格外当心走路，别踩到小鸡，在天井里要提防老鹰攫去。有一次，一只大老鹰飞扑下来，母亲放下锅铲，奔出来赶老鹰，还是被衔走了一只小鸡。母亲跑得太急，一不小心，脚踩着一只小鸡，把它的小翅膀踩断了。小鸡叫得好凄惨，母鸡在我们身边团团转，咯咯咯地悲鸣。母亲身子一歪，还差点摔了一跤。我扶她坐在长凳上，她手掌心里捧着受伤的小鸡，又后悔不该踩到它，又心痛被老鹰衔走的小鸡，眼泪一直地流，我也要哭了。因为小鸡身上全是血，那情形实在悲惨。外公赶忙倒点麻油，抹在它的伤口上，可怜的小鸡，叫声越来越微弱，终于停止了，母亲边抹眼泪边念往生咒，外公说：“这样也好，六道轮回，这只小鸡已经又转过一道，孽也早一点偿清，可以早点转世为人了。”我又想起《十殿阎王》里那张图画，小小心灵里，忽然感觉到人生一切不能自主的悲哀。
黄历上一年二十四个节气，母亲背得滚瓜烂熟。每次翻开黄历，要查眼前这个节气在哪一天，她总是从头念起，一直念到当月的那个节气为止。我也跟着背：“正月立春、雨水，二月惊蛰、春分，三月清明、谷雨……”但每回念到八月的白露、秋分时，不知为什么，心里总有一丝凄凄凉凉的感觉。小小年纪，就兴起“一年容易又秋风”的慨叹。也许是因为八月里有个中秋节，诗里面形容中秋月亮的句子那么多的缘故。中秋节是应当全家团圆的，而一年盼一年，父亲和大哥总是在北平迟迟不归。还有老师教过我《诗经》里的《蒹葭》篇：“蒹葭苍苍，白露为霜。所谓伊人，在水一方。溯回从之，道阻且长，溯游从之，宛在水中央。”我当时觉得“宛在水中央”不大懂，而且有点滑稽。最喜欢的是头两句。“白露为霜”使我联想起“鬓边霜”，老师教过我那是比喻白发。我时常抬头看一下母亲的额角，是否已有“鬓边霜”了。
母亲当然还有其他好多书，像《花名宝卷》、《本草纲目》、《绘图列女传》、《心经》、《弥陀经》等经书。她最最恭敬的当然是《佛经》。每天点了香烛，跪在蒲团上念经。一页一页的翻过去，有时一卷都念完了，也没看她翻，原来她早已会背了。我坐在经堂左角的书桌边，专心致志地听她念经，音调忽高忽低，忽慢忽快，却是每一个字念得清清楚楚，正正确确。看她闭目凝神的那份虔诚，我也静静地坐着一动不动。念完最后一卷经，她还要再念一段像结语那样的几句。最末两句是“四十八愿度众身，九品咸令登彼岸”。念完这两句，母亲宁静的脸上浮起微笑，仿佛已经度了终身，登了彼岸了。我望着烛光摇曳，炉烟燎绕，觉得母女二人在空空荡荡的经堂里，总有点冷冷清清。
《本草纲目》是母亲做学问的书，那里面那么多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