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说来，领导是这样安排这件事情的。他们在“确定正式候选人”这个环节大做文章。17
事实上，几个年轻人的推荐行为只是过了第一关，那时的饶科长还只是初步候选人。要想成为正式候选人，还必须过第二关“酝酿”。
根据《选举法》规定，代表初步候选人公布后，由各选区的选民小组反复酝酿、讨论、协商，根据多数选民的意见，确定正式候选人。
选民是如何酝酿、协商和讨论的？讨论的结果是什么？“根据多数选民的意见”，具体是多少选民的意见？哪些选民支持？哪些选民反对？为什么支持？为什么反对？所有的这一切，很不透明，选民根本无从知道。
由于酝酿的过程不公开、不透明，选举委员会完全可以操纵正式候选人的协商、酝酿过程，有非常大的人为操作的空间。
中国政法大学的蔡定剑教授在《中国选举状况报告》一书中，将中国人大代表选举中特有的“酝酿”现象称作是选举程序中的“黑箱操作”，属于非法操作。蔡教授书中有几句话说得很是尖锐，他说：“这样，法律成了儿戏，选举实际上已失去意义，选民成了木偶。”
酝酿的结果，正式候选人名单公布的时候，饶科长榜上无名。
被“黑箱操作”非法酝酿出局后，据说饶科长反而很高兴，心里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饭碗总算没被几个毛手毛脚的年轻小伙子砸掉。
由于没有造成任何实际的后果，几个年轻教员这次的冒险行动被领导们忽略不计，没有挨批。
第一次竞选人大代表
1987年，29岁的姚立法被几个年轻教员推荐为人大代表初步候选人。他用自豪、新鲜、刺激来形容自己的感受。
为什么推荐姚立法？一位教员回忆说：“他胆子大，敢作敢当。”据说，当年姚立法确实做了几件颇为大胆的事儿。他受教育局领导之托，对教育系统内违法乱纪的干部进行调查。结果好几个贪官被查处。他因此赢得了不错的口碑。
头一次当上人大代表候选人，毫无经验的姚立法手足无措，根本不知道自己应该做些什么？怎样才能让选民了解自己？怎样才能让更多的选民投自己一票？他只能怀着好奇的心情作壁上观，耐心的等待着。等待着奇迹的发生。
当年，和所有的年轻人一样，年轻的姚立法有很多人生梦想，比如，带着儿子环中国旅行，把儿子培养成出类拔萃的人才；比如开一家自己的公司；比如继续深造等等……但是，他的人生规划里，并没有人大代表这一项。
当推荐姚立法为人大代表候选人的联名信交上去后，领导不高兴了。当晚，几个年轻教员被领导分别叫去谈话，要求他们撤回提名。
“领导问我，姚立法的先进性表现在哪里？你们为什么要推荐他？”一位教员回忆说。
“你怎么回答？”我问。
“我说，姚立法敢说敢做，我们愿意推荐他。先进不先进，没考虑。因为选人大代表，不是选举先进工作者。”
“你这么说，不怕得罪领导吗？”
“那时候年轻，咬咬牙，就挺过去了。”
另一个当年的年轻教员回忆说，本来没觉得是多大的事儿。可是，领导轮番劝说，反而把年轻人潜伏在内心的理想主义、英雄主义和叛逆心给激发出来了。
大家众志成城，坚决不撤销提名。
对于这些不服从组织安排、固执己见的年轻教员，领导很生气。他们在大会小会上不点名地进行批评。大意是说，某些同志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那一套！这是绝对不允许的！潜江教育局还是共产党的天下。那时候，某人如果被领导批评有“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倾向，是非常严重、严肃的政治问题。
头一年（1986年）的12月30日，当时的国家领导人邓小平同志发表了措词严厉的讲话，要求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他说，搞资产阶级自由化，就是否定党的领导！讲话中，邓小平毫不留情的点了刘宾雁、方励之、王若望这几个人的名。
几个年轻人依法推荐一个人大代表候选人的行为，竟然被领导定性为反对党的领导！事实上，这种行为不仅合法，而且和当年中国的选举气氛是合拍的。
1986年前后，选举的气氛非常活跃。不说别的地方，就说说发生在湖北省会城市武汉的事情。武汉大学一个研究生，张贴大字报公开批评人大代表的选举只不过是选举一些傀儡和政治上的低能儿；与此同时，华中理工大学的学生们也强烈地抗议有关方面指定了两个70多岁的老头作为人大代表候选人的行为。
针对这样一种要求真实民主的现象，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曾经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各地严格依法办事，不得指定人大代表候选人。
据姚立法回忆，教育系统当年张榜公布的初步候选人名单上，有他的名字。但是，当正式候选人名单出来的时候，他的名字就神秘的消失了。至于自己为什么会出现在初步候选人的名单里？又为什么从正式候选人的名单中消失了？根本就云里雾里不清楚。
姚立法决定弄个明白。他三番五次的找领导，希望他们能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他这种得理不让人、不依不饶的劲儿，把领导弄得心里特烦。
再后来，姚立法私下里游说单位的同事，希望他们能在另选他人一栏里，填写自己的名字。
根据法律规定，选民填写选票的时候，不仅可以在代表正式候选人的名字下打勾或者打叉，如果对正式候选人都不满意，还可以在另选他人一栏里，填写自己满意的非正式候选人的名字。
在潜江，开天辟地头一回，有人竟然为自己拉选票！如此“出格”的举动，不仅领导“深感震惊”，选民们也是议论纷纷。
有人问姚立法“你能当选吗？你能拉到多少票？”；有人问“如果领导知道我们投你的票，会怎么想？”；有人问“当选人大代表，有什么油水？”；有人好言相劝“姚老师，这风头不是这么好出的。”；也有人半开玩笑半认真的拍拍姚立法的肩膀，说“要不，你也投我一票，看看我能不能当选。我也体会一下当官是个什么滋味。”
头一次“竞选”人大代表，天时、地利、人和等诸多因素都十分缺乏，姚立法毫无悬念的落选。不过，他得了30多张选票，在另选他人中，他的得票是最多的。
第二次竞选人大代表
选举过后，一切一如既往。
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少有人会惦记、琢磨曾经的人大代表选举。有一个人，一直惦记、琢磨着。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姚立法。
“你一直都琢磨什么呢？”
“我琢磨自己为什么会失败，大家对竞选这个事儿为什么不理解。”姚立法说。
“你琢磨它干嘛？”
“我觉得里面有很多猫腻、不公平，我一定要弄个明白。弄不明白，我就坐立不安。”
姚立法越琢磨，越一发不可收拾。
当年，为了自己没资格上高中的事儿，15岁的姚立法左思右想想不明白，最后竟然上书中央领导。由于父母的阻挠，这件事情才告一段落；现在，已经成年的姚立法，一旦认准了一件事情，就再也没人能够阻止得了他。
他托关系找朋友，通过各种渠道，排除一切困难，找来与人大代表选举相关的各种法律、文件，仔细研读。
“这些文件和法律条文断断续续的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才找到，有中央的文件，省里、县里的文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真不容易。”姚立法说。
1990年，姚立法开始主动自荐竞选人大代表。这次，为了让选民进一步了解自己，他不再是私下悄悄地请同事投自己一票，而是公开的大声嚷嚷了。
姚立法油印了2000份简历，发给所有选民。这是姚立法人生中第一份人大代表的竞选材料。
竞选材料只有简单的一百多字，无非是简单的介绍一下年龄、性别、求学经历和工作经历。从这份简单的简历中，选民无从知道姚立法为什么要去竞选人大代表？竞选成功后有什么打算？
虽然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自我介绍，但是，相对于其他的代表候选人而言，姚立法已经算是透明度最高的一个了。以往，代表候选人给选民唯一的印象，是选票上那个或熟悉或陌生的名字。这个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是文盲还是大学生？选民们一概不知。
姚立法四处散发简历的行为，让某些市委领导大动肝火。（潜江1988年撤县建市）两个官员找姚个人进行谈话，责令他退出人大代表的竞选，并立即停止散发选举材料的“危险”行为。
一个官员质问姚立法“党的领导就是民主，你还要什么民主？多几个像你这样搞竞选，党委的意图怎么体现？”
姚立法反驳说，如果不宣传，选民们怎么可能了解自己？法律是党和国家制定的，自己依法参与代表竞选，怎么是推翻党的意图呢？第二次竞选人大代表，姚立法依然落选。在另选他人一栏里，他得了50多张选票，比第一次多了20张。
选举过后，领导、同事的话说得非常难听。比如“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再比如“河沟里的泥鳅翻不起什么大浪”，甚至有人不屑地说“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就这么一幅德行，是当官的料吗？！”等等。
这么难听的话，不只是姚立法本人，甚至于他的父母兄弟听着都有些受不了了。
姚立法的大舅哥劝导说，“咱家好不容易过上太平日子，你就跟我妹妹好好过吧，别去折腾选举这事儿了。瞎折腾，对大家都没好处。”
大舅哥这么说是有缘由的。
姚立法的岳父是一个老知识分子，1957年左右曾经担任湖北省武汉科协的秘书长，后来遭到迫害，全家下放到农村，住窑洞，吃米糠，三天两头被拉出去批斗，老岳父含冤而死。后来落实政策，一家人才过上太平的生活，并从此远离政治，不问世事。
听从大舅哥的话，接下来的几年，姚立法开始认真的过起了小日子。家里开了个小粮油店，据说很是赚钱。由于是小本生意，老百姓给的碎银子也多，一毛的，二毛的……经常，全家人盘点一天的收入，经常数钱数到半夜。
姚立法说，从1990年到1993年的3年时间里，他赚了20多万元钱，家里的经济相当宽裕。在当地，姚立法也算是个有钱人了。
从此，一家人过上了平静、富裕的生活。在家人眼里，姚立法越来越称得上是个好父亲、好丈夫和好儿子。而在领导看来，姚两次竞选失败，撞了两次南墙，终于知道悬崖勒马，懂得回头是岸。知错就改，不失为一个有觉悟的好同志。
既然已经淡出选举“江湖”，那么，此后的十多年里，是什么原因导致姚立法“重出江湖”？又是什么原因使他最终成为一个抛家舍业的专职代表……“叛逆”中略显平淡的青春消逝后，姚立法迎来了丰富多彩、艰辛备至的中年。
第三次竞选人大代表
1993年10月，秋高气爽的一天。35岁的姚立法接到教育局勤工俭学办公室打来的电话，请他去参加人大代表初步候选人的推举会。
出乎人们的意料，曾经热衷选举的姚立法，竟然没有到会。他解释说，生意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