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比野士朗的《吴淞渠》发表后，当时权威的评论家小林秀雄在《东京朝日新闻》1939年11月26日的“枪骑兵”栏目中撰文指出：《吴淞渠》所描写的还不是战争的全部，但作者“把自己的精神充分地贯注于这一战争的场面中。因为这一点，我想这个短篇就成了最近文学中的一篇杰作。”日本战争文学的最早的整理研究者坂垣直子在其名著《现代日本的战争文学》（1943年）中，对日比野士朗的《吴淞渠》做了高度的估价，她写道：
“……《吴淞渠》不单单是著名的战役的纪念，而且最充分地体现了日比野创作上的优秀的素质。”
“首先要说的是他的艺术感情，这是他创作的最优秀的例证。因为有了艺术感情，他的作品的氛围是沉着的、醇化的。比起描写激战的情形来，这是创作的更重要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迈出的第一步，日比野是成功的。他的成功，得益于他严肃地描写了渡过吴淞渠这一世上罕见的激烈战斗，并表现了自己的刻骨铭心的体验。”
吴淞渠是中国军队为了阻止日本军队的进攻而在上海郊外利用的防御工事。日比野的《吴淞渠》表明，这些工事对日军攻占上海起了很大的阻遏作用，使日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作者从自己所属的部队接受渡河命令起笔，通过参加战役的“我”的眼睛，细致地描述了日军强渡吴淞渠的过程及其个人的体验：
现在，我们宇野部队已经向遥遥在望的南方的大场镇推进。但是，问题就是挡住去路的吴淞渠。那是一条宽四十到六十米的大河，敌人依靠这惟一的屏障，在对岸修筑了坚固的阵地，大有不让日军跨过一步的架势。那是蒋介石的嫡系军队，也就是敌人的最精锐的军队。不用说我们也有着坚强的决心。正因为这样，我们都静静地仰望着天空，耐心地看着天上飘浮的白云。在这难以琢磨的大陆的大自然里，我也感觉到了一种决定性的意志。
由于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日军不得不一次次地撤回渡河的命令。但是，日军靠挖交通壕的办法，一步步地逼近吴淞渠岸边，并在交通壕内伺机强渡——
在南王宅的壕沟里迎来了第三天的早晨。那是十月五日的早晨。乱云不断地从秋日的晴空上飘过。令人心烦。
打开日记一看，我写下了这样的话——
敌前渡河今天还会连续吗？这个疑问，像乌云一般压在每个士兵的心头。既然大家都是人，就没有人“想死”。可是，渡河不管有多大的危险，如果我们不决然而行，后方的大部队就不能前进。所以，我们必须去死。
我们被“死”这个怪物纠缠着。这几天，“死”这个词，我在身边到底听到了几百遍啊！……
日军的数次渡河被中国军队所粉碎，于是他们组织了“敢死队”，并且搞来了渡河用的船只：
“船来啦！船来啦！”
第三部分：“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军队作家”及“军队文学”的产生（3）
不知谁叫了起来。我听到从老远的后面传来了一阵声浪。“船”、“船”的急促的叫声在壕沟内回荡。在猛烈的弹雨中，唐桥中队抬着十艘船，在一无遮拦的棉田里前进。那越来越近的喊声，使我们激动万分，热泪盈眶。“船！船来啦！”壕沟中沸腾起来，嘹亮的喊叫声响彻壕沟。人们都充满了杀气。喊声很快传到后面，“来啦来啦来啦！”士兵们站了起来。……从左边，从右边，步兵们抬着的船，就像一种活物一样，向吴凇渠前进。我紧紧地盯着它们，眼泪扑簌簌地流下来。
日比野士朗就是这样，描述了日军强渡吴淞渠的艰苦和“悲壮”。他们终于过了河，但也付出了惨重代价，——“在我的周围，到处布满了浑身沾满污泥、被鲜血染红的负伤者。与其说他们是人，不如说他们更像被染成红色的泥人。”“我”本人“受伤最轻”，但也中了四弹。显然，《吴淞渠》作者的意图无疑是为了宣扬“皇军”的“英勇”，而在今天的中国读者看来，除了可以窥见当年日本侵华军队的疯狂之外，也可以知道中国军队当年面对日本侵略者进行了多么顽强的抵抗！
和日比野士朗比较而言，栋田博（1908～）是一个真正的“外行”作家。日比野士朗在入伍前曾在一家杂志社任过职，甚至发表过小说，而栋田博在入伍并发表他的著名的《分队长的手记》之前，完全和笔墨无缘。在七七事变爆发的一个月以后，栋田博就应征入伍，其处女作《分队长的手记》所附“作者的战历”载：“作为赤柴部队的上等兵（分队长），自塘沽登陆，经天津，由浊流镇、静海县、马场、沧州，进入山东，横断山东平原，南下津浦线，12月23日进入济南城。后南下进军徐州，昭和13年5月2日在台儿庄战线，强行突击岛隆桥东方突角时，被手榴弹炸伤，后由某地乘船回国。”1939年3月，在长谷川伸主持的《大众文艺》杂志上连载《分队长的手记》，连载完毕后出版单行本，在短时间内印刷三十版，成为当时的畅销书。栋田博也被认为是和火野苇平、上田广、日比野士朗齐名的“军队作家”。1942年，发表以台儿庄战役为题材的纪实小说《台儿庄》，获第二次“野间文艺奖”。后又多次赴中国和东南亚前线进行从军采访，不断写作并发表以战争为题材的所谓“军队小说”的写作。1969年日本出版了九卷本的《栋田博兵队小说文库》。
《分队长的手记》是栋田博的代表作。由《急赴前线》、《马腰坞的战斗》、《敢死队出发》、《黄河敌前渡河》、《突入济南城》、《城墙的下士哨》、《出发前夜》、《夜袭》等多章组成。整篇手记大都是当时激战的实录，也写到了军队的日常生活情景、士兵的心理状态。它是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后出现的篇幅较大、影响较大的“军队文学”作品之一。杉山平助最早发表评论文章，对《分队长的手记》给予高度评价。他写道：“最近读了一位以前从未听说过的作家栋田博的新著《分队长的手记》，深感他又给日本的战争文学添了异彩。事变以来作为从战场上出现的作家，火野苇平、上田广、日比野士朗最为有名。而《分队长的手记》和他们中任何一位的作品相比，都不逊色。而且在许多方面，在我们以前渴望得到而没有得到的方面，给了我们以满足。在这些方面栋田博高出了他们。我读着读着，好几次流出了眼泪。又好几次禁不住欣慰地笑起来。（中略）‘谁想了解日本人，谁就得读这本书啊！’我一边读，一边在心里喊着这话。” （《东京朝日新闻》，1939年12月2日“枪骑兵”栏）
中村武罗夫在《新潮》杂志1940年2月号上发表《战争文学的多样性》一文也写道：
图18《分队长的手记》、《续分队长的手记》书影
“这里有一个日本人。他是最前线的尖兵，冒着枪林弹雨、出生入死地前进。他把这样一个日本人的赤裸裸的灵魂和赤裸裸的行动，极为正直、坦率地记录了下来。读者在这里可以看到没有任何套子、没有任何虚饰、披肝沥胆的栋田氏的样子，——由栋田氏而得以表现的日本人的样子。（中略）
火野氏的军队作品及其他作品，令人感动的不是在士兵本身的描写上，而是把描写的重心放在‘战争’方面。而栋田博的《分队长的手记》，对于‘战争’、‘作战’的来龙去脉不作辨析，从士兵的立场上也不能从这样的高度认识战争。作为一个日本士兵，在那生命轻于鸿毛、困苦无可言喻、实况无比悲惨中，士兵们只管战斗、只管勇往直前地行进。他只是贴近士兵，最充分地描写了这些士兵的情绪和状态。所以，可以说，从了解战场上士兵的真实立场和情绪这一点上看，《分队长的手记》比《麦与士兵》或《花与士兵》还要优秀，还要令人感动。”
那么，《分队长的手记》究竟如何描写士兵的呢？请看其中的一个段落：
刚进入一条小路，刚才那个士兵就惊慌地叫了起来：
“步兵兄弟，步兵兄弟！班长死啦！”
第三部分：“笔部队”及其侵华文学“军队作家”及“军队文学”的产生（4）
我虽吃了一惊，还是沉着地走到后面。那地方我曾经过了两次，怎么就没看见呢？在倒下的死马之间的血泊中，军曹仰面朝天，摊着手脚。腰部被打得稀烂。他的大胡子盖在钢盔里头看不见，但他那纯棉的小袄上绣着的“忠君爱国”，和我前不久看到的完全一样。不，不一样。我站在那里凝视着他。现在所看见的“忠君爱国”四个字， 已经不是刚才还活着的军曹背上的那四个字了。
“嗯，是那件小袄。这个军曹叫什么？”我问。那三个士兵似乎和他不属于同一个小队，所以不知道。
“是吗？也罢。我来背着他走。”我说道。他们吃了一惊。
“沾身上血可不好。我们一人一只手脚抬着走吧。”
“不，那像什么话！血又怎样？不要小看人！混蛋！步兵哪能对这点事大惊小怪！血怕什么？混蛋！”
我一下子生起气来。不问青红皂白地训了他们一顿。好容易把军曹扛在肩上，走了起来。军曹那血淋淋的胡须靠在我的脖子根上，凉飕飕的，鼻子里又涌出了血。我拄着枪当拐杖，摇摇晃晃地走。
血顺着我的右臂流下来。军曹慢慢地变得沉重了。这使我更加吃力。走到小路上，我在他们三人看不到的地方停了下来，喘一口气。大汗淋漓，胸口发闷。我蹲下去，使劲地用腰把瘫软了的军曹放到我的脊背上。军曹的脸一下子耷拉到我的眼前来了。血在流淌。只见他嘴巴微张，在被血染成黑色的胡须中， 白牙齿露了出来。当我开步走的时候，他的一颗金牙闪了一下，吓了我一跳。
蓦地，我的眼前仿佛闪过了和战争毫不相关的火盆、衣柜、茶碗之类的东西。我感到了一种难以抑制的愤怒。对敌人强烈的仇恨，使我忍无可忍。我想，干脆，就把军曹放下，拿着地雷或什么可怕的东西，冲到马腰坞上，把那些家伙杀个精光！
“唉，混蛋！唉，混蛋！”我咬着牙，呜呜地哭了起来。“唉，混蛋！唉，混蛋！”我一边骂着，一边走。
我又想，不光是我，很多的战友，每次战斗时，都气得破口大骂。但是，士兵们又是多么健忘的善良的人啊！战斗结束后，就把这种事忘到脑后，他们亲近当地的老百姓，“快快的”、“慢慢的”、“您好”，用汉语去和他们搭讪。他们给茶喝，就一个劲儿地说“谢谢”；要是有孩子，就说“小孩，过来过来”，老想给他们点东西。然而现在我真想再也忘掉这些，还是那句话：“中国的老百姓，统统杀掉！”
这就是栋田博笔下的“我”，这就是日本士兵！踏上中国国土的侵略者，对“自己人”的“人情味”、对中国人民的仇恨和疯狂！坂垣直子在《现代日本的战争文学》中说：“栋田的才能在于，即使在写到战争的时候，也没有落入浮泛的武勇传的窠臼。他写得从容，找到了某种艺术感受。有的批评家说，假如栋田的作品比火野苇平发表得早的话，也许社会上会因为栋田的作品而对战争文学感兴趣�